改革开放初期，《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绩伟就“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提出一系列的看法，认为“人民性高于党性”、“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结果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被整肃，辞职转任全国人大常委。六四期间，他征集了近30名人大常委签名，要求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因此获罪当道，遭撤职、留党察看六年处分。胡绩伟晚年提出“胡赵新政十年”的说法，以其亲历亲见亲闻，为充满生机和希望的80年代做了新的解释。本文系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根据胡绩伟多次谈话和他起草的初稿整理而成。
胡绩伟遗像
对于胡耀邦、赵紫阳的十二年新政，我已经写了多篇文章回忆与论述。被誉为中共社会的黄金时代的“胡赵新政”，为什么会失败?被邓小平扼杀而夭折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值得认真研究。
我考虑，主要是邓小平仍然坚持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坚持“四个凡是”的“四项基本原则”;而胡耀邦、赵紫阳的新政实际上是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坚持的是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路线，这两种不同的理念与路线，产生了邓小平与胡赵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与对立。最后邓小平以党内太上皇的地位，以军力为后盾，依靠保守的元老集团将不盲从的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赶下台。胡赵新政不幸夭折。
一、胡赵新政失败的直接原因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掌握权力的关键：紧紧抓住军权不放，一定要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可以放弃国家主席职位，让给刘少奇当。但是至死仍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军权绝不撒手，调动任何一支小部队都要经过军委主席批准。邓小平可以让胡耀邦、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把名义上的党内最高职务放弃，但是，邓小平紧紧抓住军委主席职务不撒手，胡耀邦、赵紫阳实际上只是“大秘书长”，调动不了任何一支部队。这样，以军力为后盾的军委主席邓小平，可以利用毛泽东培养出来的一批顽固的元老集团，几个老人一开会，就把胡耀邦、赵紫阳罢黜了。邓小平用军力实力为后盾的强大政治压力，使胡赵十年新政过早地结束了。
毛泽东夺得党权、军权以后，还掌握了“重大问题的最后决定权”，俨然拥有垄断一切、判断是非、敌我的最高决定权。特别是确定和否定接班人的大权，从高岗、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到周恩来、邓小平的上上下下，直到最后选出华国锋，都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这一套传家法宝──以军权为后盾垄断所有大权，因此，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以及江泽民、胡锦涛在接班人位置的上上下下，都凭邓小平的一句话，他一个人说了算。
因此，毛邓的凌驾于党章、宪法之上的军事独裁、政治垄断的专制统治的中共特色政治制度。是胡赵十年新政失败的客观、直接原因。
二、胡赵坚持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路线
胡赵新政的理论根据和方针路线、政策、措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与实践，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上继承、发展和新的创造。突出的表现在胡耀邦坚决主张为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平反，实际上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路线平反。因为一九五七年当时定为右派分子的主要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胡耀邦等为反右派运动和右派分子平反，等于承认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无罪，因为《共同纲领》确定了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社会主义，共产党也是各民主党派之一，与其他党派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可以互相监督，相互批评的。胡耀邦说：“我们是执政党，如果连群众一点意见或反对意见都听不进去，都视为反党，又怎么能领导好、建设好这么一个大国呢?定成“右派”，一下就是二十年。有些知识份子，恰恰是爱独立思考，有见解的人，不愿意唯唯诺诺，不喜欢说一不二。而我们国家需要的是人才，不是奴才啊。”(《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194页)一九七七年胡耀邦就认为：“毛主席讲，中国的民主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没有超过反帝反封建，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革命。当时只能分两步。两步并一步走，就是王明路线。不是那些人不愿意，而是历史的进程不允许.主席要我们分两步走，但落得过资产阶级民主派。这是胡说八道，混淆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性的特殊的新式革命。有没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席是讲过的。”(《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78页)
而邓小平坚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坚持毛泽东的“六条政治标准”和他自己的“四项基本原则”，核心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的发言稿第一稿，还坚持毛泽东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为“四人帮”是走资派。这种从政治路线上一贯反右派的邓小平理论，必然会继续反右派，要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普世价值和思想文化，从批判《苦恋》、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新自由主义，直至悍然调动国防军镇压学生运动。
胡耀邦“从来就反对在学生中打右派”，要为全部右派分子、为反右派运动平反。而邓小平认定“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顽固坚持他为副帅(毛泽东自封为主帅)和反右派斗争五人领导小组组长的历史错误，拒绝为反右派斗争平反。
邓小平、胡乔木、邓力群提出清除精神污染，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认为周扬、夏衍、巴金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带头人，又要批王若水、胡绩伟、苏绍智、王若望、刘宾雁等一大批知识份子，遭到了胡耀邦、赵紫阳的抵制，被胡耀邦称为“文化小革命”的清污运动只搞了二十八天就收场了。
邓胡之间在政治路线方面的原则分歧不仅突出反映在反右派斗争的平反之争，也贯穿在整个胡赵新政期间的政治生活之中。
当邓小平认为胡耀邦“想树立自己的形象”时，意味着军委主席决心罢总书记的官了。邓小平与胡赵政治路线的斗争，只能以胡赵新政的失败告终，因为中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三、胡赵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唯心主义
胡耀邦、赵紫阳的新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都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胡耀邦亲自发动、具体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牢笼，才能大规模地平反毛泽东制造的大批冤假错案、解放了思想和人──最重要的生产力。
相反地，邓小平同华国锋一样也是“凡是派”，不过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凡是”论点，比华国锋早三十年，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在晋冀鲁豫干部会上他就曾经说过：
“凡是自己思想与毛主席相抵触时，要无条件承认自己错了，因为历史证明毛主席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一点不对。
凡是地主与农民发生纠纷，不用调查，要首先承认农民是对的，地主是错的，这是立场问题，要无条件提倡。”(何方：《何方自述》，第178─179页)
邓小平在一九七八年表面上支持胡耀邦批判“两个凡是”，因为这个批判有利于为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和“纳吉是后台”的错案平反，也有利于他把华国锋打下台，自己取而代之，担任党中央军委主席要职，成为精神领袖，揽大权于一身。到了一九七九年中央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就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四个凡是”取代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邓小平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棒打倒了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发动清查、整党、反自由化等运动，把胡赵贯彻执行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又回到毛泽东的一言堂，他公然讲：“毛主席在，毛主席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江泽民)说了算，我就放心了。”这样，邓小平暴露了他的封建专制帝王思想，同胡赵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根本不同，这种思想路线的矛盾，决定了必然出现分歧，胡赵新政也不可能在邓大人的这种帝王思想领导之下维持更长久。
四、在清算毛泽东极左路线方面，胡耀邦批“五人帮”，邓小平只准批“四人帮”
胡耀邦认为对文革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斗争中，不能提出批“五人帮”，要考虑许多老干部对毛泽东的心理承受能力，但在实际工作中，他是同意批评和纠正毛泽东的路线错误的，只点“四人帮”名的批判文章，实际上也是批毛泽东、为“反右派斗争”平反，实际上是纠正毛泽东的严重错误和犯罪行为，因为一九五七年还没有“四人帮”。而邓小平处处为胡耀邦设置障碍，限制矛头针对毛泽东的揭发批判。例如，为刘少奇平反的《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报社送审稿，建议用“还历史本来面目”，胡耀邦同意，而邓小平反对，他坚持要改成“还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似乎是毛泽东最后又为刘少奇平反。邓小平拒绝为反右派斗争平反，胡耀邦只能为右派分子“改正”，邓小平只承认反右派扩大化，一定留下几个右派分子，以证明毛泽东为主帅、邓小平为副帅领导的这场政治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而胡耀邦认为：“多少年来，“四人帮”歪曲我们解放以来的党史，把开国后的历史，说成是资产阶级进攻，右派进攻，右派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讲得杀气腾腾，是为了讲党内斗争不得了，搅乱人心，乱中夺权。搞得不好上当。”(《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71页)
胡耀邦建议对高岗、饶漱石等人平反，也遭到邓小平的拒绝，因为牵涉到毛泽东先是暗示高岗反刘少奇，后来又抛出高岗的阴谋诡计。而且邓小平当时也扮演了密告和主持批判饶漱石的不光彩角色，从此以后他便青云直上至中共中央常委、秘书长，成为接班人候选人之一。正因为几十年来，毛泽东的一系列重大错误决策是由邓小平具体执行的，许多重大冤假错案是邓小平协助毛泽东制造的，邓小平才被毛泽东封为他的副帅。文革结束后，邓小平缺乏正视自己助纣为虐的历史性错误，不敢进行深刻的自我检讨，因此，不愿意、不支持、实际上反对胡耀邦等人批判、揭发毛泽东错误路线。而胡耀邦清醒地做了深刻的总结：“从一九五七年反右以来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也是建立在错误分析形势和情况的基础上，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尖锐化、人为化的错误，是封建独裁、个人专断、家长作风、唯意志论的体现.”(《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312页)以至于到了二○○九年，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对毛泽东的历史错误进行彻底的清算和准确的评价，毛泽东的思想阴影仍然控制了邓小平的接班人的头脑，他们继续执行着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对于邓小平罢黜了胡耀邦、赵紫阳，制造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冤案仍然未能平反，延误了中国的政治进程。
五、邓小平坚持一党专政，反对三权鼎立；胡赵坚持建立民主政制
胡赵十年新政的重要内容是真正推进中国党政机构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而邓小平按他的“四个坚持”要把斯大林、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党专政的垄断集权独裁政治制度继续顽固地坚持下去。这两种对立的指导思想，必然出现邓小平与胡赵的分歧与斗争，最后是邓小平把胡赵打下去，罪名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
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废除干部终身制方面，邓小平是口头革命派，他死死抓住中央军委主席不放，对“太后专政”或实际上的领袖大权至死也没有放手，在邓小平身上真正体现了毛泽东一样的领袖终身制。邓小平当然注意到了胡耀邦多次强调废除干部终身制，说了不少在邓小平听来相当刺耳的话，包括：胡耀邦强调民主，他说：“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这个问题没有弄懂。只有充分民主才能有效专政。离开了民主就是法西斯专政。人民民主是基础.我们靠民主，专政才正确.”(《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123页)“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复辟资本主义”，江青之流要复辟，只能是复辟封建主义，搞封建法西斯主义.”(《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31页)
胡耀邦说毛泽东建政以后才几年，“他也不大谨慎了，许多事情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别人不能说不同意见，说了就倒楣。我想，一个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一个是民主生活不健全，这两条教训实在值得很好记取。”(《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37页)
胡耀邦认为，“四人帮”以假乱真，“打着红旗反红旗，先把你的思想搞乱，同时结帮篡党，实行法西斯专政。简单说是两条，一是愚民政策，一是恐怖手段。没有这两条，他们三个月也维持不了。”(《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48页)针对一九七七年的中央文件称“四人帮”是“正在走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胡耀邦说：“在思想政治或者其他领域，到底应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还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流氓无产阶级?”(《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55页)“在“四人帮”身上表现得最突出的一个东西就是农奴主的封建专制思想。”(《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85页)
胡耀邦最早主持为老干部平反，支援他们出来工作，同时坚决主张废除干部终身制，是说到做到的真正革命派，与邓小平的口头革命派完全不同。胡耀邦早在一九七七年就说：“我相信自然规律。人老了，生理是会有变化的，身体和机能也都会发生变化，人都一样。所以，我在想，人趁着头脑还清楚的时候，退出领导岗位和决策层是明智的。这对个人、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3页)一九七八年四月他又说：“干部管理制度要改革。
配备班子，要发现优秀的青年干部，五十岁、四十岁，今明年做准备，老同志带一下。一九八○年之后的第二步，要产生一些五十岁左右的第一把手。中央组织部几百人在几年内能找出几百个四十岁左右的干部，二十年后人们还会怀念我们的。”(《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160页)“老同志最重要的任务是为党发现和培养中青年干部，搞好传帮带。”(《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243页)
胡耀邦的有些话，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可能邓小平极不高兴.如一九七八年胡耀邦讲：“我们党内不能制造迷信，不要突出宣传个人。这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东西。”“我们党内的阴谋家就是要制造迷信，好去搞阴谋.”“有些人不重实践，总说毛主席没有说过呀!……什么砍红旗，是你砍旗还是我砍旗?你参加砍旗，砍了多少年了;你还瞎说八道，还以为自己高明，老子天下第六：马、恩、列、斯、毛、我。摆教师爷的架势，老子天下第六不好哇。总说自己是最革命的，最最最，三个最还嫌少。”(《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270、267、253页)事实上，胡耀邦的批评成了准确的预言，官方不是编了“马恩列斯毛邓论XX”之类的小册子吗?!胡耀邦支持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人民万岁》的文章，指出“如果人民能够真正行使宪法规定的各种民主权利，“四人帮”又怎能对天安门广场群众采取反革命暴力手段，使人们付出血的代价?”“我们的国家还存在反人民、反民主的势力，人们的民主权利经常受到这样或那样的侵犯。因此，进行争取和保卫人民民主斗争，就成为一项长期的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证实了这些判断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真理。
胡耀邦坚决主张改革干部体制，并从自己做起，落实废除干部终身制的决定，早在一九七九年他尖锐地指出：“干部体制不改革，要亡党亡国。”(《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376页)还具体指出：“一定要坚决地、有步骤地实行中央所提出来的改革党的干部制度，包括建立和完善对干部的考试制度、考核制度、监督制度、奖惩制度、罢免制度、轮换制度、退休制度，将来加一条学习制度。……我放了好几次空气了，主张许多老同志不任实职工作，拿出有生之年来写革命回忆录。……不任实职的同志也可以为党多做贡献.”(《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40页)“中央委员会这一届的平均年龄五十九岁，比较合理的也许是五十五岁，满期是六十五岁.上限是七十五岁，下限三十五岁.任何职务都不是终身制，这是不能变的原则.”(《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783页)“我希望我们的国家也能有华盛顿，我一定只干一届，到七十岁就退下来，成为党内首先自觉退下来的一个!设想：今后我们党委要做个规定，七十岁以上的同志一律不再担任高级领导职务。”(《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790页)“我们的老同志，特别是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同志必然了解，我们是很难工作到九十年代的，因此必须诚心诚意支援年青人上台。”(《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827页)一九八四年胡耀邦对李锐说：“自己准备一九八七年下来。”(《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967页)
胡耀邦一九八○年四月同意大利贝林格谈话时，引用了邓小平的话：“人到八十岁，一般地讲，脑子僵化了。
有功绩的人当然要尊重他，更重要的是，要强调集体领导。少数人掌握国家大权效果不好，”他并说：“作为执政党，要防止文革这样的灾难，必须从党和国家的制度上想办法，一定要把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搞好，要制定一整套适合执政党的党规党法，要发展和健全民主。”(《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492─493页)一九八○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定，“凡年事已高、丧失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党的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候选人”。(《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497页)胡耀邦还说过：“要认真负责地妥善地安排一大批对党和人民有贡献的年老体弱的同志，退居二线或第三线。”(《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501页)“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不许一个人说了算，不许搞干部职务终身制，一定要搞集体领导，重大问题要经过党委集体讨论。”(《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532页)
胡耀邦、赵紫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取消干部终身制，关于老同志退居第二线、第三线的意见，这些对于喜爱揽权于一身、一个人说了算的邓小平等人来说，是很刺耳的。认为是抢班夺权，有人说是“要夺小平的位置，逼小平下台。”(《胡耀邦思想年谱》下，第1317页)邓小平采取的对策是先下手为强，把胡赵打下去是必然的。
六、“胡赵新政”的悲剧和结局及胡赵的分歧
早在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邓小平与胡启立谈话，邓小平说：“今天找你来，主要谈谈对耀邦同志的意见。耀邦同志有弱点，不仅是对郭罗基等人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表现比较软弱。而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如果我直接找耀邦，似乎过于严重了，同你谈，你同耀邦比较熟，可以随时注意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耀邦是会重视的。”(《胡耀邦思想年谱》下，第1016页)据赵紫阳回忆，邓小平的批评原话是：“对自由化采取这样放任软弱的态度，是作为总书记的根本弱点。”邓小平及一些老人对胡耀邦完全丧失了信任。(《胡耀邦思想年谱》下，第1309─1310页)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邓小平对胡耀邦摊牌，加上政治罪名。邓小平说到上海、合肥学生闹事时说：“如果破坏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领导态度坚决了就闹不起来了。……传说是因为党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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