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特赦令，根据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29日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对2015年1月1日前正在服刑、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四类罪犯实行特赦。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形成处理战犯的总方针。对日本战犯，“一个不杀，宽大处理”。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分批释放”。在1959年至1975年间，针对国内战争罪犯，先后实施7次特赦。
习近平签署特赦令
1975年3月17日最后一次特赦，中国政府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这次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赦免。至此，在押的战犯全部处理完毕。
特赦战犯被视为中共战犯改造政策的胜利。被赦后，各人命途迥异。我们选取其中十位“被特赦的男人”，窥探时代更迭之时，个人命运如何随之起伏。
爱新觉罗·溥仪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第一位被特赦的国内战犯。1959年第一批的特赦名单中原本没有他的名字，毛泽东指示：“要放，就先放‘皇帝’，我们共产党要有这个气魄！”
首次特赦大会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召开，他的名字被第一个念了出来。接过特赦通知书时，溥仪双手颤抖，鞠躬行礼时痛哭失声。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他先去了北京植物园，后调入全国政协当资料员。植物园附近住了很多旗人，溥仪从公共汽车上下来时，常有旗人跪倒在他面前高喊“皇上”。溥仪对同事批评这种行为，“解放都这么多年了，还来这一套！”
被特赦后第二年，他参加了当地人民代表选举，郑重其事地穿上了会见外宾时才穿的中山装，投票时甚至激动落泪。接受采访时，他对外国记者说自己做过4次皇帝，“第4次当皇帝是在前年，我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获得了选举和被选举的全部权利。现在我同其他中国人民一样，是一个‘集体皇帝’。”
1960年的一次国宴上，周恩来向二战期间最负盛名的盟军统帅之一蒙哥马利介绍溥仪时说“这位便是中国清朝的宣统皇帝”，溥仪大声更正：“今日光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溥仪！”
溥仪的狱中自述《我的前半生》以抚顺的那场特赦大会作为收尾，他写道：“祖国，我的祖国啊，你把我造就成了人！”
晚年溥仪打算再出《我的后半生》，但时光没有特赦他。1967年10月17日，他因肾癌去世，结束了不长的“公民”生涯。
榊原秀夫
日本细菌部队、关东军731部队的支队长。本次名单中唯一入选的日本战犯。根据中央档案馆2014年7月10日公布的榊原秀夫的侵华罪行自述，为了准备细菌战，他命令部下培养、保存了大量细菌，其所培植的细菌数量“如撒布在中苏国境的东部地面，不但可以毁灭大量的苏联军队，同时亦达到足够毁灭中苏两国和平人民的用量”。为了检验细菌效果，他命令部队用活人进行炭疽武器试验，导致4名中国同胞遇难。
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日本关东军顷刻覆灭，榊原秀夫被俘。中国政府仅判处他13年有期徒刑。在狱中度过9年之后，毛泽东在接见来华访问的日本冈山学术代表团时，谈到日本战犯问题，“目前中国老百姓对释放日本战犯的事，在感情上还不能接受，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同时说，“若是生病的，可以提前释放”。
1957年2月，榊原秀夫因严重肺病被毛泽东亲自批示释放。尽管罪行累累，他成为最早被特赦的日本战犯之一。
杜聿明
第一批被特赦国内战争罪犯。杜聿明是国民党十大抗日名将之一，曾任中缅战场总指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副司令。
1959年12月4日，北京功德林的战犯特赦大会上，杜聿明在代表获赦战犯讲话时声泪俱下，“共产党和毛泽东把我这样的一个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给予特赦，我无限感激，生死以之，决不反顾！” 从此，他把12月4日作为他的新生诞辰日来过。
杜聿明改造成绩突出， 1961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专员。这个神秘岗位是很多国内战犯被赦后的去处。他们被鼓励写下自己见证的历史。溥仪、杜聿明、康泽、黄维等人都在被赦后都被安置于此，并在此岗位终老。
杜聿明积极撰写文史资料，先后出版了《淮海战役始末》、《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等著作，后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得到中共高层礼遇。
1960年，周恩来和陈毅宴请二战著名英国将领蒙哥马利，杜聿明作陪。蒙哥马利笑问杜聿明：“你的百万军队哪里去了?”杜聿明指坐在对面的陈毅说：“都送给他了。” 蒙哥马利又问：“一个也不剩吗?”杜聿明指指自己，笑着答道：“就剩下我一个了。”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因肾衰竭等宿疾在北京逝世。
黄维
著名抗日将领，国民党第12兵团中将司令。1948年在淮海战中兵败被俘。位列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名单之首。
被俘后，他一直抗拒思想改造。在战犯管理所组织学习有关四大家族剥削的座谈会上，黄维说：“按照书上说的，国民党的银行都是蒋介石一家的，那么共产党的银行就都是毛泽东一家的了！” 被命令就此书面检讨时，他写了一句诗：“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为了回避“思想改造”，他将全部心力投入了永动机的研发中。狱方认为永动机不科学，但 “抱幻想对每个人都是正当的”，仍赞助他展开实验。他屡屡失败，仍不甘心。
1975年3月19日，黄维代表最后一批被特赦的293名战犯，宣读了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感谢信。读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放下讲稿说：“我知道大家对我发明永动机微词甚多，我之所以要发明永动机，就是要把三年内战的损失夺回来，以补偿罪孽之万一，这有什么不好啊！”
直到1989年3月20日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前，他都没有放弃这项注定失败的研究，离世前嘱咐工程师儿子继续研究。
康泽
国民党著名特工，中华复兴社创始人之一，曾任国民党第15绥靖区中将司令。1948年襄樊战役中，康泽被俘。15年之后，康泽出现在第四批特赦名单中。
他不认同马列主义，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是国民党中著名的反共派。他深受蒋介石的器重，为其蓄意培养的接班人之一。
在剿共行动中的杰出表现奠定了康泽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他曾在1930年代的剿共运动中对主导了对瑞金的封锁和钳制，最终使苏区覆灭。毛泽东因此记住了他的名字。后来，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农民对于康泽是不能饶恕的。”
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造，同样身属战犯、与康泽相处十年的李以劻评价他：“康泽思想仍忠于蒋中正，虽经改造仍无多大改变，更谈不上有认罪服输的心理，表面上痛骂国民党与培植他的校长蒋中正，共产党宣称改造成绩很好，但实际上康泽对于共产党是仇恨的，对共产党私下亦有微词。”
像很多被赦国民党战犯一样，这位共产党的“顽固反对者”逃出牢狱，却死于文革。1967年的一天半夜，63岁的他被红卫兵打得半死，拖进秦城大牢，伤重而亡。
沈醉
国民党军统局高层人物。国民政府军统局局长戴笠的心腹，与周养浩，徐远举并称“军统三剑客”。沈醉于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被特赦，是前两批特赦战犯中唯一一名军统局人员。
没有人知道被俘之后的沈醉，为何思想转变如此之快。他改造异常积极，一心向党。不但交待了自己的罪行，还检举他人，气得同为“军统三剑客”的周养浩抡凳子要砸死他，徐远举半夜睡觉时曾站在他床边想掐死他。
出狱之后沈醉没有停止反省，出版了《我的特务生涯》、《我这三十年》等作品忏悔。他曾写道，自己出于私心，没有把个人的罪恶全部写出来。“每思此事，‘汗未尝不发背沾衣’。觉得愧对总理。”
1980年，有关部门经调查，证实沈醉曾在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卢汉云南起义的通电上签字，响应其脱离国民政府，接受人民政府领导的决定。沈醉因此身份骤升，由战犯一跃成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连续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胁迫沈醉写材料，揭露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是军统特务，沈醉未从。1996年3月18日，82岁的沈醉病逝于北京。
王灿文
电机专家，第一批被特赦的服刑者之一。1951年因伙同他人贪污受贿近20亿元，被判死刑，年仅31岁。后因技术专长突出，逐步由死刑减刑为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12年，假释出狱。1959年9月27日，王灿文出现在第一批特赦名单上。
从死刑犯到自由公民，王灿文实际上在监狱里执行刑期不到8年，创造了中国监狱减刑史上的最高纪录。
为国家贡献技术专长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是其被连续减刑的原因。他发明的中国第一台电子轰击炉，被当时主管工业的中共中央书记薄一波赞为“机电之花”。毛泽东表扬王灿文，“劳改犯办了许多事”，称他是新中国改造犯人政策的成功典型。邓小平询问他的工资，批示说：“王灿文的工资每月可给三百元。”
他曾在文革期间被打为“黑典型”，工资降为10块钱。后因参与保存毛泽东遗体的水晶棺的制作，再次得到重用。
文强
最后一批被赦国内战争罪犯之一。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毛泽东舅表兄弟。
文强曾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1930年，他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川东省委书记。回忆往事，他趾高气昂，“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十二个县，我负责二十三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其后脱离共产党，成为军统人员、国民党军参谋等。淮海战役后，文强被俘。
在押26年，文强自始至终都没有认罪，并拒写悔过书。“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1975年出狱后，他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人脉关系，八方联络两岸人士，沟通包括在台湾的陈立夫、蒋纬国等人在内的故朋旧友与大陆的联系。
周养浩
最后一批被赦国内战争罪犯之一。国民党“军统三剑客”之一，因其心狠手辣，被称作“书生杀手”。1949年，国民党在西南大撤退时，曾在重庆、成都参与大破坏与大屠杀，亲手部署了杀害杨虎城及其秘书宋绮云全家6口的行动。
周养浩在逃往台湾途中，被捕入狱。他爱好吟唱古诗词，唱《金陵怀古》被批评为“怀念蒋介石”，唱《苏武牧羊》被指为“思想顽固，不思悔改”。特赦考量时，监狱方面给他的评语是，“虽然交代了一些罪行，但反动立场比较顽固，改造表现较差，不建议特赦”。
直到1975年最后一批战犯无条件特赦时，他才被释放。中共批准了包括他在内10位被赦者的赴台申请，但这批人被台湾认定为统战分子而拒绝其入境。周养浩无奈赴美定居。
廖耀湘
第三批被特赦国内战争罪犯之一。曾任蒋介石“五大王牌军”之一的第六军军长，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被称为“中国巴顿”。
33岁时领导昆仑关战役，击败了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
1942年，率兵远征缅甸，在孟拱河谷战斗中，创缅甸战场歼敌之最，一举扭转缅北战局。战役结束后，廖耀湘以少将军衔获得了美英中三国最高勋章。
廖耀湘在辽沈战役的关键之战锦州战役中被俘。他直接承认身份，但表示不服，要求“与林彪再打一仗”。在战犯管理所里，他常念叨自己并非能力不足，而是上级举棋不定，一再贻误战机。
1961年12月廖耀湘被特赦释放。逃出牢狱，却死于文革的宿命同样降临到他的身上。1968年年末的一次批斗大会中，62岁的他突发心脏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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