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撞机江泽民曾指示“道歉放人” 美方终赔礼

由钱其琛作序，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著的《外交案例》近日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19个经典案例的剖析、40年外交经验的总结，展示了吴建民多年来对于外交的探索和实践。

记者日前在北京外交学院专访了吴建民院长，长达近1个小时的专访中，他侃侃而谈自己外交生涯，指出自己写书的目的就是要揭开外交的神秘面纱，让老百姓“看得懂”外交。

广州日报记者：可以请您谈谈构思和写《外交案例》的初衷吗？

《外交案例》

吴建民访谈录

撞落中国海航战机的美军EP-3侦察机在海南陵水机场拆解。

吴建民(以下简称吴)：目的是希望为中国培养优秀的外交人才，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人跟我讲这个(案例)，而像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比如哈佛大学商学院就非常重视案例教学。

所以，我感觉，中国培养外交人才就是手工作坊，师傅带徒弟，碰上一个好师傅，进步就很快，徒弟要是很有悟性，进步也快，碰上一般的师傅，进步不大。这样，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就很缓慢，而且目前根据中国的情况看，真正经历“大外交”的人少。

如果希望21世纪中国外交的分量再上去，外交进入一个黄金时期，关键就是人从什么地方培养，靠什么培养。我想是靠实践，靠学校里讲课要有案例，没有外交案例，人才培养太慢。

广州日报记者：除了强调人才的培养，还应该强调什么？

吴：其次，我觉得，要解开外交的神秘面纱。

老百姓不了解外交，认为外交太神秘了。有次我在电视台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我什么是外交，然后在街上采访了三个普通老百姓。他问第一个老百姓，你认为外交怎么样？这个老百姓回答说，外交挺神秘的；问了第二个，对方回答外交挺贵族的；再问第三个，对方说外交是吃宴会。(笑)

外交到底做什么事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外交就不能够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所以我的目的，揭开外交的神秘面纱，为老百姓服务，这个老百姓看得懂吧。(笑)

广州日报记者：这本书构思了多长时间？

吴：我从2003年7月回国之后就开始构思这本书，这19个案例是我给学生讲的课，一个一个地整理出来的。

广州日报记者：在剖析这些案例时，大概思路是怎样的？

吴：思路有四条，第一，背景；第二，中国面临着几种选择；第三，实际操作过程，怎么做；第四，体试。体试我就要学生参加讨论、面临选择。我让学生设身处地地想，如果你是部长，你是大使，你会怎么做，启发他们思考。

广州日报记者：听说您书中的有些内容是首次披露，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内容呢？

吴：比如，在“9・11”事件发生之后仅5个小时，江泽民主席就打电话给布什总统。

这个我当面请教过江主席，他给我讲了一番话，在这个书上发表，我认为讲得很深刻，他的核心的话就是中美两国人民是友好的，很多无辜的人死去，中国人民当然要表示同情啊，人心都是肉长的。

这是中国的文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国人是考虑自己也考虑同他人的关系的，当时一个电话打去，布什很感动。

当时我们光知道报上，打了电话，讲了什么内容，不知道江主席怎么考虑，我想现在把江主席的考虑讲出来，那也是很感动人的。

我认为，这个行动，是外交上很成功的行动，影响巨大。因为“9・11”时，布什刚上台不久，当时他正在犹豫，谁是敌人，江主席的这个行动，我那天在发布会上讲，我说某种意义上讲，胜过雄兵百万。

再比如撞机事件，撞了，怎么处理好？江泽民主席到拉丁美洲访问去了，留下一句话，“道歉放人”，这个指示非常明确，因为这个事情长期僵持中美关系会紧张，美国国内的老百姓情绪，中国老百姓的情绪全上来了。

中美关系出现一种持续的紧张，对中美关系发展是不利的。这个时候外交官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比如，我们的高级外交官、当时外交部主管美国的官员和美国大使见面，他就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说服对方，他说，在美国经常出现车祸，一个车毁人亡，一个车虽然撞坏了，但人还是安全的。现在见到车毁人亡的家属，你说个“I'm sorry”，不行吗？

这就是外交官的智慧，他把非常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就是人们讲的常理，人之常情。美国大使一听，有道理啊，所以就在做文章了，从英文来讲他用：“apologize”，这是很重的一个词，“I'm sorry”，这是美国人挂在口上的，都是可以讲的，这就是道歉，“I'm sorry”就是一种道歉了。

最后美国方面给中国写信，“very very sorry!”这个翻译成中文可以翻成“道歉”啊。问题就化解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外交官的智慧。

广州日报记者：有人说，外交就是在国与国的博弈中间做工作，您怎么看外交的本质？

吴：外交是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那完全是博弈，最后是靠战争，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要靠革命。

国家公派赴美留学，后来留在美国，现任马里兰大学计算机系终身教授，定居美国。

作为在中国家喻户晓的革命烈士江姐的儿子，彭云的内心是否感受到烈士遗孤光环的压力？他在自己的人生选择中有没有过矛盾和挣扎？记者就此与彭云进行了对话。

记者：您见过母亲的遗书吗？

彭云：小时候在舅舅谭竹安家里见过，但那时候年纪还小，不能理解其中的深意。50年代，舅舅就将这封珍贵的遗书捐给了重庆市博物馆。

记者：您怎么看待母亲的遗愿？

彭云：我在做人方面应该说达到了母亲的要求，为人正派，做学问也很努力。但是要说为祖国做贡献确实没有太多了。大学毕业后在工厂和研究所工作还为国家做了一些事，去了美国就很少了。这样说来，母亲的遗愿我只做到了一半。

母亲可能还是希望我能在国内发展好一点吧！但只要我不做坏事，没做对不起国家亲人朋友的事，我想她也不会责怪我，但遗憾是有的。

记者：应出版社之约去美国出书之后为什么会一直留在那里？

彭云：我这个人就是想做点学问，别的方面没什么太大的志向，其实开始的时候没想一直留在美国，要不然儿子也不会到高二才去。后来研究做得还算可以，就这么做下去了，回国的事也就拖下来了。然后妻子和儿子都去了，自然就留下来了。从研究的内容来说，当时感觉国内比较看重两头，一头是纯理论，一头是完全应用，美国学校里大部分是做中间段，比较适合我。

记者：您在国外的时候会时常想起自己的特殊身份吗？周围的人是否知道？

彭云：经常会想到，因为那是我血脉中的一部分，我怎么能忘呢。周围的同事和学生们也都知道，因为这个事情是没办法保密的，但大家很少当面和我谈论这个事情。

记者：那您会经常想着是否回国吗？

彭云：总在想该不该回去。也曾经努力过，但想不好回国做什么，似乎找不到着力点。原来想做出大东西就回来，但还没等做出来就老了。

记者：什么样的东西才是大东西呢？

彭云：就是在一个领域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吧。我的研究虽然在个人来说还过得去，但在学术领域里还算不上领先。美国的能人很多，最近这些年美国学术界也有不少年轻的中国学者做得也很出色。

记者：选择现在的生活和您的性格有关系吗？

彭云：有很大的关系。我从小就不是特别爱说话，高中时和生人并排走一个多小时，愣是一句话没说。长大后稍好点。在美国也是与生人讲不出几句话。美国人爱开PARTY，拿着一杯饮料来回转，我总是没转几圈就头疼了。我和妻子都最怕这个。我这个人就是爱念书，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踏踏实实做点学问。在现在这个学校虽然也很忙碌，但是很安静，环境宽松，适合我。

记者：您退休后会回国吗？

彭云：我想会的，毕竟亲人朋友都在这里，儿子也在这儿。我看到国内的发展很兴奋，今年争取能回北京看奥运会。

江姐狱中写下托孤遗书因提前仔细看了江姐的照片，记者见到彭云的第一感觉是酷似江姐，彭云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我和母亲都是小宽脸，年轻的时候更像了，大家都这么说。”事实上，因为一岁多时即与母亲分开，彭云对母亲所有的记忆都来源于几张有限的照片和他人的叙述。

彭云的父母彭咏梧和江竹筠就像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主人公那样是因革命斗争的需要走到一起的。他们先是为了工作需要假扮夫妻，后来在共同的战斗中相爱并结婚。但在与江姐相识、相恋之前，彭咏梧已与老家云阳县的妻子----―谭政烈（后改名谭正伦）结婚八年，他们还有一个儿子，名叫彭炳忠。“1946年4月，妈妈在成都生下了我。1947年10月，我父母受命重返下川东组织农民暴动之前，母亲给谭妈妈（谭正伦）写了一封信，托也参加了革命的谭妈妈的弟弟谭竹安转交，这封信不但将一切和盘托出，还嘱谭妈妈尽快来重庆照顾我。那是我的两个妈妈唯一的一次通信，但她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彭云说。1948年2月，谭正伦冒着白色恐怖的威胁来到了重庆，从江姐的战友手中接过一岁零十个月的小彭云。

1948年春节前夕，彭云的父亲彭咏梧在战斗中牺牲，江姐也于当年6月被捕。狱中的江姐像所有的母亲一样时刻惦念着自己的儿子彭云，1949年8月26日，她在狱中用筷子磨成竹签做笔，用棉花灰制成墨水，在毛边纸上给谭竹安写下托孤遗书。两个月后江姐就壮烈牺牲，而那时五星红旗已经在大半个中国高高飘扬。这封信就成了江姐留给亲人的绝笔。

从1948年2月接过小彭云到解放前的将近两年时间里，谭正伦带着小彭云躲过一次又一次劫难，使敌人抓捕彭云、威迫江姐就范的阴谋没有得逞。后来，谭正伦一直把彭炳忠和彭云两兄弟培养成人。

“虽然有时和别人提起时为了能和我的亲生母亲相区别，我称她谭妈妈，而实际上，我和谭妈妈的感情与亲生的母子没有任何区别，我一直就叫她妈妈。”彭云说，谭妈妈对他和哥哥彭炳忠各方面的要求非常严格，“从小学到中学都是住校，政府有些补贴，但是很微薄，谭妈妈在很艰苦的条件下把我们都抚养成人。”

刚解放的时候，小彭云大概三岁多，当时谭正伦还不知道彭咏梧和江姐都已经牺牲，抱着一线希望带着小彭云到处寻找他们的下落。“当时重庆成立了几个‘脱险同志登记处’，谭妈妈背着我一个挨一个找都没有找到。后来得知母亲在十天前已经被杀害在歌乐山‘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这个噩耗，谭妈妈又背着我到埋有被杀害的烈士的地方去找，不久后我们又得知，父亲早在一年前就牺牲了。”

当彭云已经在北京成家立业之时，谭妈妈的突然去世对他是一大打击。“谭妈妈退休后和哥哥一起住在成都，1974年我的儿子壮壮出生后她很高兴。1976年，就在准备到北京来看孙子的前一天，亲友们在成都为谭妈妈饯行，她突发高血压去世了，那年才59岁。我们在北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悲痛，当时房子都准备好了，一切都安排妥当，没想到谭妈妈会在上火车前的最后一刻突然离世，没能在我这里享受到天伦之乐。”

一位中国学者在美国知名大学做到了终身教授，如果是普通人，可以安享羡慕的眼光。可是彭云不一样，因为他是江姐的儿子。大概是因为继承了母亲的“娃娃脸”，彭云说话时常带着天真的表情，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位在象牙塔中自得其乐的老教授。

彭云是位真诚和严谨的学者，他总是倾向于压缩自己取得的成就。记者提到“终身教授”这个令人景仰的称谓，彭云赶紧解释，“美国大学里如果到了一定年限还没成为终身教授，就意味着不能再教下去了。终身教授里有正教授也有副教授，不是像中文听起来那么神圣。我的职称是正教授。”他甚至跟记者坦白自己的“短处”，“本科生有的反映我说话口音太重，听不懂。”有媒体报道他的儿子彭壮壮是在美国第一个获得“西屋奖”的华人中学生，彭云也纠正说，“应该是中国大陆学生中的第一个，因为当时已经有中国台湾学生得过了。”

“烈士遗孤”光环下长大彭云从小就在母亲江姐的光环中长大，与彭云中学同窗六载的卢晓蓉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中学时代的彭云和这位烈士遗孤享受的“特殊待遇”：“中学时代的彭云从外表上看，除了脑袋特别大（因为这个原因，小时候江姐的战友们都戏称他为‘小老虎’）和戴着一副‘缺腿’的眼镜(掉了一根眼镜腿，他一直用棉线代替套在耳朵上)以外，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然而我们这个班却因为有了他而与众不同。不仅学校对我们倍加关爱，为我们选派优秀教师，创造尽可能好的学习条件，而且市里对我们也另眼相看，有什么重要活动常会邀请我们参加。只要彭云在公众场合亮相，必然会造成轰动效应……来自全国乃至其他国家的信件雪片般飞来，平均每天都有好几十封，多的时候有一两百封……”她还回忆，大凡学校里有什么学习竞赛，彭云一定名列前茅；他还一直担任班干部。

谈到这些细节，如今的彭云一笑置之，“应该是真的吧，但后来经历的事多了，很多新的记忆都把旧的淹没了。”但有一件事情彭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到渣滓洞举行纪念活动，不知怎么被认出来我就是江姐的儿子，‘牢房’楼上楼下顿时被挤得水泄不通。为了安全起见，班上一位男同学赶紧换上我的衣服和眼镜和我‘调包’，我们才成功‘突围’。”卢晓蓉这样形容中学时代的彭云，“彭云从不声张，从不骄傲，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低调。”然而彭云本人却更愿意把这种低调归结为天性，“我对别人的关注比较淡然，而且一直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上课看小说，还被老师没收过几次，可就是学习成绩好。我能一直做班干部，除了特殊身份之外就是成绩好，人缘好，做了干部我也很少管人，有一次班级活动我带着同学们去看电影被老师告诉了校长，校长说看的是反法西斯电影，就放了我们一马。”如今，已经年过六旬的彭云谈起中学时代的记忆表情依然天真，“去年10月，我们中学同学还在成都集体庆祝了六十大寿，去了近100个中学同学呢！”

美国大学潜心治学彭云的父亲彭咏梧和母亲江竹筠作为地下党员与敌人巧妙周旋，必然机敏过人，而彭咏梧早年在云阳县师范学校读书时亦成绩优异。彭云不仅长相与母亲酷似，也继承了父母聪慧的头脑。1965年，19岁的彭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70年毕业后分到了沈阳一家工厂工作。1973年，彭云与在北京工作的大学同学易小冶结婚。易小冶家在北京，外公是杨开慧的舅舅。1975年彭云调到北京四机部一个研究所工作，全家得以团聚。

1977年，恢复高考和研究生考试以后，彭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研究生。随后，他又考取了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赴美国，先后在密歇根韦恩州立大学和马里兰大学学习，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马里兰大学担任了一年访问教授。1987年，彭云回国在中科院软件所做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后来，美国一家知名的出版社看中了彭云的博士论文，请他担任第一作者，与导师合作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写作出版一本关于人工智能中溯因推理的专著，彭云因此又前往美国。从此之后他一直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现在已经是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计算机系的终身教授。他的妻子易小冶也先后在美国取得了社会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目前在一家研究所工作。

目前彭云在马里兰大学教课、带研究生，同时做一些行政工作，生活很充实。他教过的中国学生很多，现在的4名博士生里面有2名来自中国。“我对中国学生很照顾，从不苛求他们，学生们都挺喜欢我，只要论文写好了，实验做好了，其他的事情我不太要求。”

江姐孙子也成社会栋梁选择在国内发展事业彭云的儿子彭壮壮在同龄人中堪称出类拔萃。彭云夫妇去美国后，彭壮壮由姥爷姥姥抚养长大，在北京完成了大部分的小学和中学学业，直到高二才跟随父母到美国读书。他曾在全美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进入前十名，并获得具有少年诺贝尔奖称号的美国中学生“西屋奖”，当时他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中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学毕业后彭壮壮考入哈佛大学数学系读完本科，后又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博士毕业后，彭壮壮回到北京工作，现任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及大中华区电信及高科技行业的核心成员。

儿子毕业后决定回国工作，彭云开始时有些担心，“壮壮此前一直在环境单纯的校园里，我们担心他应付不了。”但事实证明，彭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壮壮回国后从来没抱怨过什么，他很看好中国的发展，工作生活感觉很好，已经乐不思蜀了。”彭云笑着说。彭壮壮回国后还在北京找到了爱情的归宿，而这段姻缘也是因为托了奶奶江姐的福。彭壮壮的妻子仲琦的奶奶何理立是江姐的中学同学和好友，爷爷仲秋元解放后曾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彭云讲述说，“那时候我母亲江竹筠和何理立都参加了地下党，但不是一个系统的，彼此不知道。仲秋元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民盟背景的三联书店的经理，比我母亲先被抓进了渣滓洞，因为没暴露地下党员身份，1949年国共和谈时被民盟主席张澜出面保出来了。”两家有如此深厚的渊源，彭壮壮和仲琦在北京从小就认识，但后来彭壮壮去了美国，两人的联系就少了，“2001年壮壮回国发展，常去看仲琦的爷爷奶奶，仲琦也带他到处转转，熟悉北京情况，两人就产生了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