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原本是千万个自然村的一个，但因为有了陈永贵，却闻名于天下，成为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虎头山上的陈永贵墓
陈永贵是大寨人。自从1946年他响应党的号召，创办互助组后，就逐步步入劳动模范的行列。1950年他是昔阳县的劳动模范，1952年成了省里的劳动模范。1959年国庆10周年，陈永贵登上天安门城楼，见到了毛泽东；1960年山西省委发出向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学习的号召；1961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大寨之路》的文章。中央最高机关报浓墨重彩地报道，感染了无数中国人，使人读后心潮澎湃。陈永贵和大寨，也一夜成名。
到了1963年，陈永贵的事迹又添了浓重的一笔。据当时的报道，这年夏天，大寨遭遇洪灾，陈永贵不向国家伸手，等待救济，而是与天斗与地斗，三战狼窝掌，展示了大寨人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的英雄主义气概。陈永贵和大寨的名气就更大了。
1964年5月，毛泽东郑重地提出农业要发扬大寨精神。他说：“农业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们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从此，大寨就作为中国农业的样板树立起来。
与之相伴随的是，陈永贵也平步青云，走入政坛：1967年2月，陈永贵以造反组织负责人的身份当选为昔阳县革委会主任。其后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核心小组成员。1969年中共九大，陈永贵当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中共十大，陈永贵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四届人大陈永贵当选为副总理。
在“文革”中，陈永贵是作为“农业学大寨”的一面旗帜树立起来的。随着陈的官位升高，在山西也产生了“两个凡是”：“凡是陈永贵说的都一律照办；凡是大寨、昔阳做的也都一切照搬”。
陈永贵所主持的“西水东调”工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马的。
“西水东调”工程的计划，是从昔阳西边，把西向流入黄河的萧河水，东调到昔阳东边的海河水系。废弃西边原有的三十多万亩水浇地而保东边的九万亩水浇地，破坏了原有的水利设施，制造了新的水害。因此，工程计划提出时，就遭到北京和山西很多水利工程技术专家的反对，但是，山西省委的领导则以“宁肯把山西所有水利项目抹掉，也要保证昔阳这项西水东调项目”的态度，坚决上马。结果，投资由原来的二千万一直追加到九千万，干了三四年，才完成原计划的三分之一。到“文革”结束后，这项“为大寨为昔阳争光”的工程才不得不停止。
显然，这一项工程，是陈永贵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利独断专行，为自己树碑立传的观光工程。
到了1980年，虽然陈永贵仍身居高位，但批评揭露这项工程的各界人士和群众的来信，纷纷送到《山西日报》和《人民日报》，送到山西省委和党中央、国务院。《人民日报》记者对陈永贵的这项“蠢事”，进行了详尽的调查。
1980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本报记者和通讯员合写的通讯《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缓建》，揭开了这个荒唐工程的盖子。该报并配发了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社论尖锐地揭示了这桩“蠢事”产生的根源：
昔阳“西水东调”工程弊端丛生，工程技术人员意见很大，为什么能够说干就干，并且一搞就是几年，直到粉碎“四人帮”三年以后才停下来呢？这里，另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某些领导同志的封建家长式统治。我们有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官作大了，自己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又不听取专家的意见，偏要号令一切，指挥一切，甚至用个人的喜恶来左右一切。而上上下下，又有那样一些同志捧着他，护着他。明明他的主张荒谬，却要连声称赞，执行不误。于是，设计改来改去，坝址忽上忽下；真理被谬误取代，科学为献媚遮蔽。你要坚持不同意见，那就是“立场问题”、“态度问题”，甚至是“搞阴谋出难题”。不幸，这样的事情，前些年在我们国家还是不少的。
家长式统治是一种封建思想。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虽然封建制度早就打倒了，但是封建传统根深蒂固，封建思想依然存在，它对我们的党造成的危害很深，对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损失很大。在我们党的生活中，仍有很多带着封建色彩的东西。它反映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也反映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上。我们要把反对封建思想作为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吸取了教训，不再搞容不得不同意见的“一言堂”，不再搞违反客观规律的瞎指挥，也就再也不会干“西水东调”这类蠢事了，我们的事业就会办得好得多。
陈永贵这时仍然是政治局委员、主管农业的副总理，所以《人民日报》还不敢直呼其名，只是在社论中提到这个错误工程的重要教训是“某些领导同志的封建家长式统治”。报道发表后，《人民日报》受到了雪片似的来信，对这种“蠢事”作了精辟的分析。
读者王晋军在来信中，着重分析了陈永贵的独断专行。他指出：家长式作风是一种腐朽的封建意识。它之所以能在我们社会中蒂固根深，阴魂不散，是和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分不开的。《聊斋》不是就有当官的“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老百姓只得“侧目视，侧足立”的描述吗？至于“朕即国家”、“君权至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个人说了算等等，更是通过各种渠道潜移默化地灌输到被统治阶级中去。建国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家长作风触及不大，抨击不力，老百姓对当“官”的，下级对上级，好象就不能有任何异议，更不用说有非议了。十年浩劫，更使社会倒退到愚昧状态，家长式作风泛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此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些记者成立联合调查组，深入山西同山西新闻媒体合作，进行了四十多天的采访，写成了两组内参稿。一组披露了十年来大寨弄虚作假的真实情况，一组则从陈永贵所奉行的“要念大寨经，还得昔阳人”和“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的观念出发，揭露其在干部任用上的家长作风及帮派路线。这两组内参稿件，为中央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1980年8月，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稍后，中央决定，陈永贵与大寨的历史，可在内部总结经验教训，不进行公开报道。
对“西水东调”工程的揭露，揭开了大寨的“盖子”，使陈永贵下台；“农业学大寨”这面旗帜也成为了历史。同时，多年来所提倡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生产的“政治模式”，也由此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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