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7月的超预期下滑之后,中国经济改善乏力。

改革须进场
8月最先公布的两项数据----国家统计局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和财新中国PMI中,制造业PMI均处于50荣枯分界线以下,服务业PMI也均出现回落。
“中国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财新智库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主管何帆认为,目前反映实体经济活动的指标均表现不佳,最近两个月往下走得更快一些。
5月以来,中央先后推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产业升级工程包等一系列建设项目,并辅之以降息降准、地方债置换加码等措施。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称,“稳增长政策尚未有效向制造业需求层面传递。”多位研究者认为,考虑到政策发挥作用存在时滞,中国经济仍有望延续近年来上半年走弱、年中出台稳增长措施、下半年企稳向上的走势。
“高速经济增长过后出现回落是很正常的,甚至出现局部的危机也是正常的。”何帆称,问题是怎样才能在谷底的时候,还能看到未来增长的潜力,这不是单纯的宏观政策能够解决的。“仅靠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不足以创造出新的增长点,不足以推动结构改革,需要更多重大利好的改革举措”。
普遍下滑
与此前数月制造业、服务业PMI走势分化不同,8月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出现放缓。
财新中国制造业PMI录得47.3,为2009年3月以来的最低;财新中国服务业PMI终值为51.3,服务业的增势,无法弥补制造业的颓势。8月财新中国综合PMI终值为48.8,2014年4月以来首次跌破荣枯线。
虽然数值上略有差异,国家统计局PMI的走势也大致相同。8月制造业PMI录得49.7,今年3月以来首次跌破荣枯线;非制造业PMI为53.4,其中服务业PMI为52.6,回落0.2个百分点。
8月制造业PMI下降,或有一定季节性因素。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称,今年因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多地受高温、台风、暴雨等天气因素影响,7月、8月出现洪涝灾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有所减缓;京津冀等地加大治理大气污染力度,主动放慢生产,制造业PMI明显低于全国总体水平。
中金公司报告称,制造业需求8月明显减弱,部分受到华北省市工厂因9月3日阅兵而停产的影响。受去年同期低基数的影响,8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将小幅上升至6.6%,但月环比或将下滑为负值。一个可以参照的例子是,去年11月APEC峰会,当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较10月下滑了0.5个百分点。
从分项数据来看,主要分项指标普遍下滑。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统计局制造业PMI中,大型企业PMI为49.9,下降0.7个百分点,年内首次落至临界点下方;小型企业PMI为48.1,回升1.2,继续位于收缩区间,但收缩幅度有所减小。
徐高称,大型企业原本更多受益于稳增长政策,大型企业景气度恶化而小型企业改善的状况,显示短期污染控制等因素可能是大型企业景气度下降的重要原因。
8月服务业PMI回调,赵庆河称,主要受金融业商务活动指数回落,特别是证券业大幅波动影响,但金融业总体仍处于扩张区间。
上半年经济增长中,第三产业的贡献率达到53.4%,高出第二产业9.9个百分点,其中金融业增速加快,起到重要支撑作用。8月18日-8月24日,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全球股市暴跌,同时伴随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贬值,大量资本流出新兴市场国家。
何帆认为,各国基本面并未在短期内急剧恶化,因此,这次暴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次踩踏事件。发生原因是各国未形成紧密有效的政策协调机制。他预计,9月财新中国服务业PMI回升将是大概率事件,但财新中国制造业PMI仍将在低位徘徊。
指数纷纷探底
中国经济向新常态转变的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难题是以往成效显著的传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稳增长政策,政策效果越来越弱,时滞越来越长。
盘点今年以来的稳增长措施,主要还是依靠投资加码,货币政策多次降息、降准。同时,扩大地方债置换规模,并通过政策性银行来解决地方融资平台退出后造成的资金来源不足问题。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8月底人大常委会上强调,将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并提前下达2016年重大项目建设投资计划。同时地方债置换额度为3.2万亿元,高出市场预期。何帆预计,下半年财政政策力度会明显增加,此前已经实施的财政政策刺激效果大约会在9月或10月表现出来。
近期国家发改委频频释放经济企稳信号,称8月全国发用电和铁路货运装车情况都有好转。不过,华泰证券宏观分析师张晶认为,发用电增速的改善与去年8月份同期经济深跌造成的低基数效应有很大关联,去年8月发电量同比下降2.2%,为全年最低点,铁路货运量的波动性让其对于经济的代表性在降低,对此数据应相对谨慎,总体来看经济仍然相对疲弱。
瑞银证券宏观经济分析师胡志鹏也认为,目前来看,中央主导、政策性银行作为主力以抵消地方政府的退出的做法,投融资机制并没有完全理顺,“现在的形势比年初想的更糟一些,下半年向下的风险比以前想的要偏大一些。他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长会弱于上半年,全年增速在6.8%左右。”
“如果还是简单的扩内需、扩投资,效果可能有限。”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称,财政政策的着力点要发生变化,如果继续按照“三驾马车”的框架,可能会出现偏差。
在他看来,财政政策的着力点首先应放在化解地方政府的流动性风险上,其次要促进经济中上升力量的增长,扶持创新创业,这既包括设立政府性基金创新财政支出方式,也包括减少税费,给企业可预期的方向感。“财政政策不在于出了多少钱,而是要提高经济运行的确定性,让市场有更多的可预期性。”他强调。
“现在的问题是大家过度关注短期的波动,需要有政策能够把市场的预期铆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何帆认为,只有这样,大家才不会因为短期波动造成恐慌,预期朝着一年以后,甚至三五年后的更宏大目标去努力。他称,在本轮经济下滑过程中,政府过多地强调托底政策,反而可能带来更多的扭曲,导致结构性问题进一步恶化,“改革已迫在眉睫”。
此前十八届三中全会列出了改革清单,但目前看,改革进展并未达到市场预期。何帆认为,下半年五中全会上要讨论的“十三五”规划,需要引导大家去看长期要做哪些改革和开放政策。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预计,预计未来数月将推出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财政改革将继续在财政风险和稳增长之间寻求平衡,金融改革则可能包括扩大汇率双向波动区间,而资本账户虽会继续开放、但步伐可能趋于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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