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政坛，从基础的乡科级副职到厅局级正职，需要跨越5级台阶，然而十八大后却频频出现位至厅官却“自请离场”者。北京时间9月6日，山东省济宁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梅永红辞去济宁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梅也成为十八大后第10位请辞的厅局级官员。
若将视野范围再扩大些，据不完全统计，从十八大闭幕到2015年8月初，大陆至少有33位科级以上官员主动辞职，仅2014年上半年，国务院某部委辞职的公务员更是多达20余人。这些身居高位且年龄优势明显的年轻官员，多是被企业“挖”走当高管。而大陆官场此种情形已引起高层“警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总理李克强日前相继发声，为基层官员“谋福利”。
官场现“出走潮”
继2015年6月山东菏泽副市长张毓华辞职后，不到三个月后的9月6日，50岁的济宁市市长梅永红辞职再度引发热议。有媒体报道称，梅永红或将加入华大基因，并出任重要职位。据公开资料。现年50岁的梅永红到济宁已经5年，此前，他任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当年，他作为中组部从54个中央部委选派到地方任职的66名中青年干部之一，到济宁先是任济宁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两个月后，他开始担任济宁市代市长，后成为市长。
近年来，关于中共官员辞职“下海”的新闻屡见不鲜，其中厅局级官员辞职的数量呈不断上升趋势。据不完全统计，从十八大闭幕到2015年8月初，大陆至少有33位科级以上官员主动辞职，以41至50岁的处、厅级为主，其中厅级（含以上）官员10人，处级16人，科级7人，多为研究生学历，主要来自广东、湖南、江苏、上海等地。
据陆媒《北京日报》旗下微信公号“长安街知事”披露，事实上进入公众视野的辞职官员也只是少数，更多的人在不声不响中离开了原岗位，例如国务院某部委2014年上半年辞职的公务员多达20余人，超过了2013年辞职的总人数。
而此番梅永红也是2015年山东省第二位辞职的厅级干部，6月，菏泽市市长张毓华辞职，后出任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党委书记。而在经济更加发达的上海市，上半年已有3位厅级干部辞职，分别是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原副主任陈凯，浦东新区原区委常委、副区长卫明，浦东新区原副区长丁磊。
“金饭碗”因何失色
关于官员辞职的原因，外界已有很多分析，主要包括工作辛苦、责任重、压力大、收入相对较低、上升空间狭窄等。早在2015年初，梅永红在接受采访媒体时就曾表示，自己“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是常态，而且几乎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所有工资收入加起来，才7,000一个月”，而自己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3,000多，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这一言论引发了关注。“如果有更好的职业追求，可以更加充分地实现个人抱负和理想，就可以另谋他职。”梅永红当时在曾采访中表示。
梅永红还表示，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使得许多人把“做官”作为最大的目标。现在这点正在发生改变，公务员实际上已经变为一个职业化的岗位，而不是所谓的“官”。这就是一份职业，如果有更好的职业追求，可以更加充分地实现个人抱负和理想，就可以另谋他职。
除了观念之外，在十八大后的中共反腐高压之下，大陆官场也已成“是非之地”，官员身负的压力不同于以往。陆媒曾不完全统计出2012年12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官员非正常死亡数量，共计99名，其中52例被证实为自杀，34例在公开通报或报道的表述中为坠亡或溺亡等。2015年，仅5月初，大陆就发生了至少3起官员自杀事件。中央的种种举措表明，过去围绕在“公务员”头上的光环将逐渐失色，习大大也一再强调，“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
高层已“警觉”
那么，这些官员辞职后都去哪儿了？陆媒《新京报》旗下微信公号“政事儿”梳理发现，他们有人经商，有人投身学术，也有人辞职后移民。但无疑，“仕而优则商”，进入企业是官员离职之后最普遍的一条出路。
2015年5月辞职的国家质检总局原新闻发言人陈熙同，出任了奇虎360的高级副总裁，分管市场公关工作；2015年7月辞职的上海浦东新区原副区长丁磊，有23年的汽车行业工作经历，据称美国新锐汽车企业特斯拉已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同在7月辞职的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原副主任陈凯，据传已入职一家民营金融机构，该机构主要从事互联网金融领域业务。而此番梅永红亦传将加入华大基因，并出任重要职位。
值得一提的是，大陆此官场廖败景象已引起高层“警觉”。6月1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贵州调研时强调，基层干部是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的关键，要关心和爱护广大基层干部，保障他们的合理待遇。这是继日前李克强要求保障基层公务员合理涨薪之后，中共最高领导阶层再度发声为基层官员谋福利。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