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放缓和政府慌乱的政策反应近来重创了美国市场。但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缓慢可能从多个方面令美国受益。
考虑到过去几个月的情况，不难理解中国为什么对自由市场力量逐渐失去了热情。中国政府习惯于把持经济的控制大权，只在自己说了算的前提下允许经济自由化，而不是听任自由市场决定经济自由化进程。如果说上证综指的剧烈波动可以为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子提供参考，那么还是选择一种更驯服的资本主义（中国领导层长期以来更青睐这种资本主义）为好。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坚持这样的错觉有多么危险。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承诺让市场力量发挥“决定性作用”时所承认的，中国不能仅仅依靠官员的聪明才智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资源必须能够自由流向最需要它们的地方----即使这么做短期内会为那些一直以来受政府干预措施扶持的部门带来痛苦。
英国《金融时报》警告，当涉及的市场是宏观经济市场时，市场自由化的难度显著加大。在这方面，中国已经认识到，它对货币政策“三难困局”的免疫力，并不比其他任何国家强。政策制定者或许希望同时拥有资金的自由流动、对国内利率的掌控以及稳定的汇率，但三者不可兼得。资本总是会追求最高的回报，从而将利率或汇率两者之一推至平衡所需水平。
多年来，中国央行通过积累越来越多的美元外汇储备吸收了流入中国的资金，这种大规模资本流入掩盖了上述三难困局。面临货币危机时，政府的第一反应就是期待这一危机自动消失。这是有可能的：中国还有其他刺激经济的手段，令其能够支撑起维持人民币走强所需的紧缩货币政策。然而，无论三难困局的另外两难如何棘手，历史的先例都表明，坐等危机过去可能是风险最高的应对方式。
对研究过往货币危机的历史学家来说，这种态势再熟悉不过了，并且总是以同样的结局收场：外汇储备耗尽，国内银根收紧，而汇率依然一溃千里。中国政府已在注定会失败的拯救股市的努力上浪费了太多公信力，应该小心别在汇率问题上故伎重施。
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在经济方面，中国增长放缓会抑制消费者价格，因中国需求疲软将压低大宗商品的价格。如果像中国改革者们一直以来推动的那样，政府大力将经济重心转移至服务业，那么将推动美国公司的繁荣，如果中国给予一定的运营空间，美国软件和娱乐类公司将从中受益，经济重心的转移同时将减少中国工业领域的产量过剩。
还有一个利好因素：随着中国投资收益的减少、美国投资收益的增加，中国大企业可能会增加在美国的投资。同样，如果中国国内经济前景变差，中国一些优秀人才──这些人本身就是在美国接受的教育──可能选择待在国外而不是回国。
在地缘政治方面，经济增速放缓可能将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时间延后几十年，有人预计中国会在2030年实现这一点。增速放缓还会削弱中国谋求全球领导地位的努力，令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受到打击。在“中国模式”中，国家在经济中扮演重要的指导角色。相比之下，美国对于经济发展的观点将受到支持，即认为经济增长有赖于企业家的创新、思想自由和尽量少的政府约束。
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中国区负责人普拉萨德（Eswar Prasad）称，中国疲于应对其经济问题有可能令双边或多边谈判中的力量平衡朝着对美国有利的方向发生微妙的改变，美国的经济复苏正不断积聚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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