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4月4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即将访问拉美，图为他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告别
1902年春，毛泽东进入南岸私塾，正式接受私塾教育。塾师是邹春培，也是毛泽东正式入私塾后的第一位老师。
平时话语不多的邹春培教学认真、严厉古板，对学生管理严格，常有体罚。由于毛泽东天资聪颖，不需要先生费神，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省先生”。光阴荏苒，岁月如梭。毛泽东在南岸私塾读了两年多书，长进很快。邹春培感到自己的知识已教不了毛泽东，更满足不了他强烈的求知欲望，便找到毛顺生诚恳地说：“润之了不得啊，他的才学比我高，我已经教不了啦。”1904年秋，毛泽东离开南岸私塾。
在以后的岁月中，毛泽东常想起自己这位严厉的启蒙老师。忆起在南岸私塾读书时的情景，毛泽东深情地说：“邹先生是个好人啊！他是个严师啊，我那时读书顽皮，不懂得严是爱、宽是害，还造过他的反哩！”邹春培除了严厉外，乏善可陈，他对毛泽东成长的影响远不及其他几位私塾先生。
毛宇居是毛泽东的堂兄，学富五车，才华横溢，有“韶山一支笔”的美称，深受乡亲们的尊敬。
1906年秋，毛泽东到井湾里私塾毛宇居门下读书。他聪颖好学，深得老师喜爱，但也顽皮淘气，使老师深感头痛。一次毛宇居外出，临行前规定学生要在屋里背书，不准出私塾，先生刚走，毛泽东就背着书包爬到屋后山上去了。一面背书，一面摘毛栗子，书背熟了，毛栗子也摘了一书包。回到私塾，他给每个同学送上几颗，也孝敬老师一份。先生却不领情，责问他：“谁叫你到处乱跑？”毛泽东答：“闷在屋里头昏脑涨，死背硬读也是空的。”“放肆！”先生气得涨红了脸。毛泽东说：“你让我背书好了。”毛宇居知道背书难不倒他，便心生一计，来到院中央，指着天井说：“我要你作一首赞井的诗。”毛泽东围着天井转了两圈，便开口吟道：“天井四方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这首诗可以说借题发挥，颇有寓意，最后两句更是令人回味，难怪那位毛先生惊喜难抑、终生不忘。
后来毛宇居逐渐改变了教学方法，对毛泽东因材施教，针对毛泽东基础好、领悟力高，他就布置高深一些的教材让他学。鉴于毛泽东求知欲强、喜欢看课外书，他就将自己的一些藏书借给他看，扩大他的视野。在毛宇居的指点下，毛泽东读了许多他喜爱的书籍，学识有了长足进步，尤其是在古代汉语和古文写作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漱清博学多才，思想开明，较早接受了维新思想，是一位充满爱国热情的进步知识分子。
严格地说，毛泽东并未在李漱清的学校里读过书。1907年至1908年，毛泽东辍学在家，一边务农，一边读书自学。一天的劳动结束后，毛泽东经常到他家借书请教，师生俩海阔天空地畅谈，李漱清热情地向他灌输维新思想，向他推荐新书，认真地帮他修改作文。毛泽东则向老师汇报他的读书心得，请教种种问题，畅谈自己的志向和抱负。一次，李漱清向他推荐了一本叫做《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的书，毛泽东读后受到极大震撼，强烈的爱国、救国情怀充溢着少年毛泽东的心，几十年后他还感慨地说：“在这个时期，我也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之后，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它叙述了日本占领台湾的经过，朝鲜、越南、缅甸等国被外国侵占的情况。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胡哲峰、孙彦编着：《毛泽东谈毛泽东》，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在李漱清那里，毛泽东接受了最早的维新救国和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
毛泽东的堂伯父毛麓钟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位塾师，也是最有学问的一位塾师。在他那里，毛泽东打下了更为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也接受了更多的新思想教育。1910年，16岁的毛泽东到东茅塘私塾读书。他十分仰慕毛麓钟的学识和为人，也不再淘气，刻苦攻读，学识长进很快。毛麓钟也感到毛泽东天分极高，对他格外看重。在这里毛泽东打下了较全面的中国文史知识的基础。
毛麓钟本人十分喜欢古典诗词，有很高的造诣，他辅导毛泽东读了许多中国历代诗词名篇，并教毛泽东作了许多诗词习作。在毛麓钟的熏陶下，古典诗词成为毛泽东一生的最爱，并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毛麓钟还在思想方面对毛泽东进行教育和启迪，向他宣讲立志成才、报效国家的道理，向他推荐一些时论文章，如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报》。那里面许多文章道理新鲜，文笔流畅，毛泽东读后顿觉思想开阔，这对毛泽东后来走上改造旧中国的革命道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13年春至1918年夏，毛泽东求学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1914年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合并）。在长达五年的师范生涯中，毛泽东为以后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他的思想也在这个时期开始逐步成熟。在这里，有三位老师对毛泽东的影响最为深远。第一位是杨昌济。杨昌济是长沙板仓人，自幼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喜程朱之学，乃“长沙大儒”，先后在日本和英国留学长达近十年。归国后，多次辞谢为官从政之请，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他重视对学生的修身教育，要求学生要“高尚其理想”，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为防止学生眼高手低，他又要求学生要办事“精细”，否则“小不谨，大事败矣”。他鼓励学生要不断地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做有益于社会的人。在杨昌济的鼓励和支持下，毛泽东不断地阅读进步刊物，很快他成了《新青年》的热心读者。杨昌济还特别提倡要把思想付诸行动，“凡人欲在社会上建立功业者，欲深谋远虑，动之万全”，很注重意志的锻炼。据说杨昌济每天都用冷水来洗澡，无论是春夏秋冬。毛泽东洗冷水澡的习惯应该是受到了杨昌济的影响。
徐特立是湖南长沙县人，出身农民，曾经留学日本。徐特立早年为了抗议清政府在处理教案时妥协退让，竟拿菜刀把自己的左手小指砍掉，蘸着血写了抗议书而蜚声全省，是当时最有血性的激进人物。徐特立倡导“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毛泽东对此十分推崇。深受徐特立影响的毛泽东养成了读书必须写笔记的习惯。他在湖南师范读书时写下的笔记很多，有听课的、有自学的、有摘抄的以及随感和日记，积累了足足有好几篮子。193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祝贺徐特立60寿辰时深情地写道：“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袁仲谦胡须有半尺长，所以人们又亲切地叫他“袁大胡子”，湖南新化人。他酷爱古文，博览群书，国学修养很深，而且他还写得一手好字。袁仲谦教授毛泽东古文长达五年，但是当初毛泽东不喜欢他这个老师，袁仲谦也不喜欢毛泽东这个学生。原因是毛泽东认为袁老师保守专制，袁老师认为毛泽东目无尊长，不敬师门。袁老师说毛泽东的文章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但渐渐的，毛泽东认识到袁仲谦虽然保守专制，教书却尽职尽责，严格要求学生而又诲人不倦且国学功底深厚；袁仲谦也看到毛泽东勤奋刻苦，研究祖国历史文化十分用心，两人最终尽释前嫌。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多亏袁大胡子，我学会了古文体，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遍过得去的文言文。”
顾毓琇（1902年12月24日-2002年9月9日），字一樵，著名教育家、科学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和佛学家，江苏无锡人。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一生充满传奇。他是江泽民和朱镕基的老师。清华大学工学院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央大学（49年更名南京大学）校长、交通大学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等。曾受聘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两岸五所交通大学等十几所院校的名誉教授，并在南京大学设立有“顾毓琇”奖学金。
习近平博士导师----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刘美珣。
龚祥瑞早年专治政治学，曾赴英国深造，对西方政制、法治有亲身体味，兼具政治学与法学的素养。聪明勤奋的李克强很快成为龚祥瑞的得意门生。李克强也崇拜兼具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学素养的龚祥瑞。
在龚祥瑞那里，李克强知道了何谓真正的自由主义和宪政精神。龚祥瑞主张，宪法具有最高性，即使最高权力机关也必须遵守。在宪法之上再也没有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或“正确领导”。龚祥瑞告诉李克强他们，宪政道路就是法治的道路，法治是走向民主的第一步。这些宪政主张，对于刚刚经历过“文革”的李克强犹如石破天惊，也让他热血沸腾。在龚祥瑞的引领下，李克强渐渐着重转向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图为龚祥瑞和李克强等人在龚家后花园合影。
在校期间，李克强已经在学术上崭露头角，曾经提交一份论文《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试图以现代控制论和系统论解释法学学科问题，被学校评为优秀论文，同时也得到龚祥瑞的好评：“它是把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型科学方法运用到法学研究的一次尝试。”与此同时，李克强翻译的《英国宪法史纲》由法律系打印，作为教学的参考资料。
在翻译《法律的正常程序》时，英国的法律著作中常有一些古词语，既难懂且难译。一天，李克强遇有一词，实在弄不通，恰好因为参加校外一次会议，与国学大师季羡林同住在西苑饭店，就向季先生请教。季羡林先生当即做了回答，但同时又说：“你可以先这样。”李克强当时还不理解他说的意思，当天晚上又发现季先生没有住在饭店，次日季先生返回，即向李克强说明了这个词的由来，多种含义解释得十分详尽。“我不敢想象季先生是否因为这件事而返校，但我敢肯定季先生当晚认真地查阅了这个词。也许，季先生幷不是一定要向我传授某种知识，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诠释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含义。”
多年之后，李克强回忆起这件事，仍然感慨不已，在他看来，马石江把自己带入了共青团事业的工作之中，而季羡林让自己懂得了如何为学与处世。为此，“马（石江）季（羡林）”两师同样让李克强终身难忘。
毕业前夕，李克强面临人生选择。他的很多同学选择了赴美或赴法留学，李克强用两个月的时间复习了有关课程，雄心勃勃地准备留美考试。这时，上下左右都说：“李克强这次稳拿！”
李克强曾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北大读博期间，与厉以宁、李源潮等师友合著《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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