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才是个好同志，早就想与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听说毛委员来了，很高兴，把埋在地下的1000块银元挖了出来，用12个竹筒装好交给了老毛……”
资料图：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 大新 摄
外公毛泽东1929年1月率领部队离开井冈山。1965年5月，由汪东兴等陪同，重上井冈山。上山后，汪东兴发现外公兴致勃勃，说起往事滔滔不绝，有时一讲就是2个多小时。在他负责警卫工作的几十年中，难得听到主席讲了这么多话。外公当时讲道：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有的领导人在湖南弄到了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的话。他们大为恼火，认为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就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给撤了，以后又说中央委员也要撤了。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井冈山，说是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这样一来井冈山人也火了，不服气，为我打抱不平，要向中央写报告恢复我的党籍和名誉。我劝他们不要写了，开除就开除了，有啥子要紧？他们真开除了我的党籍，我还是要干共产党的事的。井冈山人听了我的话，很认真地说：“开除了你的党籍，你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师长总还是可以当的吧。”讲到这里，外公笑着对汪东兴等人说：“你们说井冈山人对我好不好啊？”
第二天，外公在住地附近散步。他一边走在山路上，观看对面群山之间变幻不定的白云，一边继续和汪东兴等人聊天。外公谈到了革命先烈，谈到要让年轻娃娃们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大家问他：您知道现在还有哪些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健在呢？他一气数了11位老战友，共同战斗过的人还不少，包括当时在党、政、军领导岗位的领导同志，如朱德、陈毅、何长工、彭德怀、滕代远、谭震林、陈正人、江华、曾志、彭儒、贺子珍等。他说：“袁文才、王佐不在了；在西藏军区工作的张国华同志，原是王佐部下的兵，是个很能干的同志。”
提起这些老同志，外公心情有些激动。他边谈边走，渐渐地远离住地，后被大家劝了回来。汪东兴记得，直到晚上，主席的心情仍不能平静。
“井冈山人”，这是外公使用过的并念念不忘和倾注深情的词，也是有特指含意的专用词。按一般人的理解，它应指江西井冈山本地生长的人，而外公指的却是上过井冈山、参加过井冈山时期斗争的各地同志。从这个意义上讲，“井冈山人”应包括这六类人：
井冈绿林农民武装，代表人物为袁文才、王佐；
永新暴动上山人员，代表人物为贺敏学、贺子珍；
秋收起义上山人员，代表人物为毛泽东、罗荣桓；
南昌起义上山人员，代表人物为朱德、陈毅；
平江起义上山人员，代表人物为彭德怀、滕代远；
邻近地区上山人员，代表人物为陈正人、谭震林。
外公为什么能在井冈山站住脚跟？作为历史亲历者，舅公贺敏学晚年故地重游，对党史工作者这样谈道：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能上井冈山，主要是与我们这支武装力量在这里有关。当时宁冈有龙超清、刘辉霄等人坚持斗争，王佐是我们团结进来的。你们写这段历史，要联系上宁冈、永新的情况。没有袁文才、王佐的支持，毛主席来了井冈山也站不住脚。还有，上井冈山前毛主席通过王新亚的汇报，了解了井冈山的情况。因此，毛主席上井冈山是自然的事了。毛主席不是神仙，也不可能突然从天上飞到井冈山。主要是有袁文才、王佐的地方武装支持的缘故。
外公对王新亚也一直感念不忘。当年在中央苏区遭排挤而隐居瑞金东华山的毛泽东、贺子珍夫妇，与古道热肠、敢于上门看望他们的老参谋郭化若之间，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你知道老毛秋收起义失败后，为什么上井冈山吗？”贺子珍问郭化若。
“井冈山的群众基础和地形条件好呗。”郭化若回答。
“他是湖南人，怎么知道这里的条件好？”
郭化若摇摇头。
“还是听她讲吧。”毛泽东指了指贺子珍。
“这是王新亚的功劳。他是我们永新人，当年带了安福的农民自卫军去湖南浏阳一带活动，与老毛会合了。他向老毛介绍了我们永新、安福一带在大革命时期的斗争情况，讲了袁文才、王佐拉起了队伍，也讲了罗霄山脉的地形情况。后来王新亚的农民自卫军与安源的矿工组织起义，参加老毛的队伍，成立第二团，结果失败，王新亚牺牲了。”
“秋收起义失败后，我收拢余部，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往何处去。”毛泽东插话说，“我想到王新亚的话很有道理，就带着队伍奔井冈山来了。第一次与袁文才、王佐会面时就见到了子珍，我当时还以为她是袁文才的女儿。袁文才说她是永新县委的干部。看她好年轻，很佩服。”
“袁文才是个好同志，早就想与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听说毛委员来了，很高兴，把埋在地下的1000块银元挖了出来，用12个竹筒装好交给了老毛……”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中，虽展出了不少井冈山时期牺牲烈士的照片，但其中却没有王新亚。这样的“井冈山人”，应该还有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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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
袁文才曾经婉拒毛泽东上井冈
袁文才，1898年生，祖籍广东梅州，祖上迁往江西宁冈县茅坪马源村，属客籍人，1921年考入邻县永新的禾川中学。几年后，因反抗当地豪绅压迫，参加了井冈山的绿林武装“马刀队”，因有文化，不久担任了参谋长。
1926年9月，在当地农民运动的影响下，他率部举行了宁冈暴动，并建立了农民自卫军，任总指挥。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袁文才率部退出宁冈，在茨坪一带坚持斗争。为了站稳脚跟，他和山上的王佐结为“老庚”（同年出生），彼此约为兄弟，相互支持。
1927 年9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留存下来的余部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转移。与此同时，在宁冈茨坪的袁文才得知消息后，心中大为惶惑。他虽然是一名中共党员，但面对大革命失败后基层组织的无序状况，对于毛泽东以及那部分武装，心中也没了底。他立即将部队分散在茨坪步云山一带埋伏，以观动静。
毛泽东率部到达三湾的当天，就派人给袁文才送去了一封信，表示愿与袁、王二人合作，共同建立红色根据地。
袁文才接信后，立即召集部众商议。他的文书陈慕平因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听过毛泽东的课，并介绍说毛泽东与彭湃并称为共产党人中的两大“农运王”，有见地、有思想，具有非凡的影响力。袁文才对此也略知一二，但对毛泽东还是心存戒备。思来想去，他写了一封措辞婉转的回绝信：
毛委员：
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
敬礼
袁文才叩
信写好后，袁文才派陈慕平与宁冈县中共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一道赶往三湾。见信后，毛泽东不露声色。他热情地接待了两位来使，反复向他们说明了工农革命军的来意，希望袁文才能同工农革命军合作，共同开展革命斗争，建立井冈山红色根据地。为表明诚意，毛泽东还将当时部队中最好的短枪拿出来，分别送给陈慕平、龙超清及随行人员各一支。
返回茨坪，陈慕平、龙超清向袁文才详细汇报了此次相见的情况，并劝说袁文才与毛泽东合作。将信将疑中，袁文才表示愿意合作，但仍存些许戒备。
10月6日，古城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来到茨坪大仓村林风和家会见了袁文才。
袁文才见毛泽东仅带了六七个人，且身上没有武器，才宽下心，撤走设伏部队，热情地将毛泽东迎进吊脚楼。
他们的谈话从上午一直进行到太阳快落山之时，毛泽东向袁文才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和革命前途，称赞袁文才在艰苦复杂的条件下为革命保存了枪支和部队，并勉励他以后为革命多做工作。
最后，毛泽东推心置腹地说，他要率部去广东汇合贺龙、叶挺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但要留下一些人，与袁文才一道经略起这块根据地，以便将来有个接应。
袁文才与毛泽东一席对坐，如沐春风。他当即表示，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钱粮的事由他管。但宁冈太小，需要到邻近的茶陵、遂川、酃县一带去打土豪。
同时，袁文才还表示，他愿与山上的“老庚”王佐联系，共创大业。
毛泽东大为高兴。日暮天残，两人作别时，毛泽东又送了100余支枪给袁部。为表诚心，袁文才也捧出1000块大洋，送给工农革命军做给养。
次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从古城来到了茨坪，并在此设立了后方医院和留守处。
由于沿途的劳顿奔波，毛泽东的脚疾复发了，袁文才特地派出自己的贴身警卫做毛泽东的勤务兵，并亲自送毛泽东去坝上村养病。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在坝上村养病的毛泽东在思索：如果能将袁文才的武装成功改造过来，为党所用，于革命而言，自然是如虎添翼。
当毛泽东试着提出自己的主张时，同样急于将自己的绿林武装改造成一支正规军的袁文才爽快地答应了。
不久，在袁文才的帮助下，山上的王佐同样接受了政治与军事上的改造。
在此期间，毛泽东结识了贺子珍。袁文才做媒，促成了这段姻缘。
1928年2月上旬，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完成了他们向正规的工农革命军转变的关键性一步。在宁冈大陇的朱家祠堂前宽大的草坪上，毛泽东亲自主持大会，宣布袁文才、王佐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副之，何长工任党代表。4月，王佐入了党。
5月，红四军正式成立。袁、王部被编为第三十二团。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茨坪成立，袁文才担任工农兵政府主席。9月，又担任了宁冈县委书记。王佐则担任了湘赣边界特委委员、井冈山防务委员会主任。
1928年7月以后，由于斗争形势的发展，根据地的党、政、军各机关，逐渐迁到茨坪。为了进行根据地的对外防务，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下设防务委员会，由王佐担任防务委员会主任，负责整个根据地的防务。
毛泽东心事重重地离开了井冈山
随着斗争的深入，国民党对井冈山“进剿”规模逐步扩大，井冈山根据地的某些局限，特别是地瘠民贫，不易筹粮、筹款的问题摆在了眼前。
1928年底，国民党调动了3万余人的兵力，对井冈山实施围困战术。由于这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加之经济上的封锁更加严密，红四军上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之中。
面对这种困难，毛泽东、朱德等在1929年1月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柏路会议。决定实施毛泽东提出的“围魏救赵”战略，由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率领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二十八团、三十一团挥师下山，直出赣南，从而达到内线坚守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目的。
1月7日中午，柏路会议正式结束，代表们纷纷起身离座。时任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兼红四军政委的毛泽东，忙向鱼贯而出的彭德怀、谭震林以及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中共永新县委书记龙超清、宁冈县委书记王怀等人招了招手，将他们留了下来。
毛泽东抓过身旁的布包，环视了众人一眼，抖落出了已经传达过的中共六大文件。他用手指着《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的章节，使劲扬了扬说：“让大家留一下，是要传达一个文件。上午传达时，袁文才、王佐在，我跳过了这一段。”
大家一听，立即睁大了眼，不由得面面相觑。
“这是中央‘关于与土匪的关系’一节”，毛泽东抬眼看看大家，又念了起来，“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免遭革命死灰复燃之必要的先决的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而浸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位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念完这一段，毛泽东放下文件，心情沉重地说：“你们听明白了吧？就这一段，我上午没念。真不晓得中央搞么子呀？弄出这一条政策来。要是老袁、老王晓得了，还不知有啥事？你们几个议一议，该咋办？”
王怀和龙超清最先站起来表态：“既然中央有这样的指示，我们应当执行，对于井冈山的土匪，我们也应坚决歼除。”
快人快语的陈毅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前几天我们红四军才发了《告绿林兄弟书》，号召绿林兄弟们加入红军，与共产党齐心合作，怎么一下子又变了调头？再说，老袁、老王他们早就是革命同志了。”
朱德也表示了异议：土匪的称呼是土豪劣绅的叫法，老袁、老王是被逼上山，共产党理应团结他们。再说，中央这么做，不是让红四军去干过河拆桥的事吗？自相残杀，怎么也说不过去。
谭震林则从战略的角度支持了朱德、陈毅的观点，井冈山上的任何事都离不开袁文才、王佐，尤其是在眼前的困境下，更要倚重他们协助红五军守山，可出不得乱子。
毛泽东听到这里，心里一下宽慰多了，他一锤定音说，袁文才、王佐的问题不在中央文件的意思范畴内。对于袁文才和王佐两位同志，我们不能把他们当作土匪看待。经过一年多的考查和共同的战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党的事业，为根据地的巩固，为红军的壮大，兢兢业业，立下了许多功劳。他们是功臣。当然，情况还得向中央报告清楚，免得日后留下什么后遗症。
王怀、龙超清只得不再争辩。
然而，刚在上年底接替谭震林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邓乾元却对毛泽东的决定有异议。在他看来，中央文件对土匪的处置不是凭空制定的。袁文才、王佐二人过去确属土匪头目，现在参加了红军，进入到苏维埃政权，不能不引起重视。有鉴于此，他认为应该将袁文才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免去，另行换岗，不让他与王佐纠合在一起。邓乾元的意见得到了众人的赞同。
毛泽东也觉得这个提议既可行又合理。于是，他又果断地提出了将袁文才调离井冈山，改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大部队一起远征赣南。
朱德也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袁文才上过师范，有一定文化，能打仗，完全可胜任这一职。再说，副参谋长职务上还有军长、党代表、红四军前委呢。为了照顾袁文才的情绪，毛泽东又建议并通过了任命袁文才的好友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的决定。
当然，毛泽东没有明说，他对于知识分子出身的袁文才，心中有一些另外的看法。据《彭德怀自述》称：“毛主席说，袁这个人很狡猾，名堂很多。”
值得注意的是，时任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以不清楚袁文才、王佐的情况为由，自始至终没发表任何看法。
次日，毛泽东找到袁文才，通报了前委对他的任职方案，希望他能顾全大局，出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军行动。不过，毛泽东依然对中共六大文件中有关“土匪”问题守口如瓶。
袁文才心中当然割舍不下他熟悉的井冈山，但最终他还是表态：愿意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
毛泽东心中得到了些许慰藉。不过，井冈山眼前所处的困境实在令他不安：3万余国民党大军压境，仅剩红五军与王佐的三十二团留守，正值天寒地冻，部队补给困难，他们能守得住吗？
他尤为担心的是，湘赣边界特委一班人大多与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关系紧张，相互掺杂进了许多狭隘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犹如一团难以理清的乱麻。
大敌当前，他们能否携起手来，共御强敌，保住这面红色的旗帜？
这在毛泽东心中打下了大大的问号。为了平衡关系，也为了能真正黏合住边界特委与王佐等人，他将自己一贯器重赏识的党务工作者、人称“宛麻子”的宛希先留了下来，并反复作了特别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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