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蒋介石慌忙调动23个旅尾追而来。刘邓大军能否克服无后方作战的种种困难，迅速打开局面，站稳脚跟，关系到人民解放军南线战略进攻，乃至整个战略进攻能否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发动群众，取得群众的支持。
1949年1月，刘伯承出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邓小平合影
这是一项比打仗更为艰难的工作。
六纵十六旅和野司一起活动，一进大别山就感受到了老乡的顾虑。有天行军，他们路过一个村庄，狗一叫，全村便立刻鸡飞狗跳，混杂着女人们的低喊、孩子的哭泣，一会儿就消失在四周的竹林、苇丛和山沟里，村里竟然没有一个人了。十六旅的战士还感到很奇怪，自己穿的又不是国民党军的衣服，老乡怎么像着魔似地四散奔逃呢？
到了晚上，他们有了经验，弯着腰，蹑手蹑脚地前进，等到狗叫起来，他们已经从四面八方涌进村里，村里立刻就乱了，男人们还是飞快地跑出来，流星似的一闪，便投进茫茫夜色中。女人们像一群被追赶着的老母鸡，连跑带爬地朝着男人的背影急赶，好几个比较年轻的母亲，毫不犹豫地把怀里的小孩扔在了门边，没命地奔逃，村外不时地传来“扑通”、“扑通”的跳水声。
尤太忠明白了：这是老乡怕我们啊！
他也是从大别山出来的，知道老乡们遭的罪。他沉重地对战士们讲：“大家都看见了吧，老乡在夜里看不清我们是啥队伍，所以都吓跑了！就是白天看到了，他们也不敢和咱们接触！我们只有用行动让他们看看，我们是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今天晚上谁也不准住在老乡家里，连桌椅都不能碰一下，只准在外面睡稻草！”
刘邓首长刚到大别山，也不得不面对这样尴尬的情景。当时六纵宣传部长唐平铸在十六旅和野司一起活动。他后来回忆说：
我们刚到大别山时，在村头断墙上，还可以隐约看到红军时代遗留下来的“打土豪，分田地”等大字标语。战士们，特别是亲历过鄂豫皖苏区斗争的老战士们，总是在这些经受了二十年风吹雨刷的标语前面停下来，看了又看。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烧杀抢掠，大别山的人民生活在贫穷和悲伤中。很多房屋被敌人烧毁了。人们穿的是破衣烂衫，孩子头上长满了癞子，不少人长粗脖子，面带菜色。他们搞不清我们是什么队伍，用惊奇和恐惧的眼光注视着队伍开过去。问他们的话，都说不知道，有的人甚至跑进山林躲了起来。
部队到了宿营地，分给刘邓休息的是一间黑洞洞的窄小的房子。这家有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婆正煮稀饭。她自动盛了小半碗端给刘司令员，说：“喝口稀的吧！看，眼窝都塌下去了。唉！这么大年纪还当兵！”刘司令员十分感动，一面接过那半碗稀饭，一面说：“老大娘，我们是当年的红军，现在又回来了。”老太太低着头叹了一口气说：“这次回来，就不要再走了啊！”
要想让10多万军队在大别山扎下根来，面临着一个首要问题，就是解决全军的吃饭问题。这在解放区是不成问题的，送军粮、送布鞋，是地方的两件头等大事，每个战士平常身上一般都能带有4双布鞋。到了大别山，无后方作战，别说布鞋，就是迫在眉睫的吃饭问题都不好解决。刘邓向中央请示后，决定向大别山老乡借粮借款。
刘邓大军南下时，每个纵队、旅、团都带了大量的银元和一些物资。不包括下面的旅团，六纵财务科就带39头骡子，驮的都是银元、金子和大量特货，用来向老乡筹粮。刚开始时，还比较顺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部队在这里筹过粮了，另一个部队路过了再筹一次，第三次再经过时，你就是给再多的钱，老乡也不愿意再给粮食了，他们也要吃饭。更严重的是，不到一个月，几乎所有部队带来的银元、金子都花光了，只剩下了特货。但部队整天在山里转来转去，根本没有机会把那些特货处理掉。六纵也到了断炊的地步，政委杜义德忧心如焚，他和副司令韦杰商量后，决定派人到敌占区去贩卖那些特货。
六纵队会计侯雨成回忆说：
我和供给处的曹德宏换上便衣，带着骡子，驮着那些特货出发了，但我们刚上了公路，还没走两步，前面就过来了一支国民党军部队，戴着钢盔，黑压压地看不到边。公路两边都是山，我们两个想躲也来不及了，忙牵着骡子站在一边。整个队伍就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了，整整过了一个多小时，除了有人偶尔看我们一眼，没有人过来盘问。我至今想起这事还害怕，要是他们来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一开口说话，露出河北口音那就糟糕了。要是真问了，我就准备装哑巴，不说话。但我不知道曹德宏是不是这么想的，又不能开口和他商量，心里真急啊。国民党军过去以后，我们知道前边也不能走了，只好赶紧又牵着骡子回来了。
杜义德看着我们两人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叹了口气说：“算了，以后不要冒这个险了，还是借粮吧，要给老乡们说清了，等到解放了，我们政府一定会还给他们的！”
大别山老乡本来就穷，解放军要征粮，国民党军23个旅在大别山也要吃饭，特别是那些杂牌部队，纪律本来不严，看见什么就吃什么，从一个村庄过一趟，整个村的鸡鸭猪鹅就都遭殃了。就那么一点粮食，国共双方的军队拉来拉去，都得靠他们供应，大别山的老乡们受不了。比如说有户人家有100斤粮食，过来一个部队，征走了50斤，下一拔部队来了再征25斤，下一拔再征一半，也就只剩12.5斤了，有些村子实际上要征三四次。老乡们比喻说，这就像是耙田，横一道过来，竖一道过去，地面上还剩下多少可以入口的东西呢？老乡自己也要吃饭，所以，即使有点粮食，也只够养家糊口，说什么也不卖。
拿着钱征粮就难，何况是打借条？当年在六纵十七旅任医助的张九鼎，也被分到了“征粮队”，回忆起这事时就感慨万千：
那时征粮，真像是叫花子在讨饭。但我们还要遵守纪律，参加征粮队的一般是马夫、炊事员、司务长，这些人年纪大，像马夫，都50多岁了。他们也是农民种地出身的，知道种地不容易，比战斗部队的年轻小伙子有耐性，向老乡借粮，我们就讲：“我们是当年的红军回来了，是穷人的队伍，现在我们没吃的了，来筹粮，你们给一点吧。”老乡就给你诉苦：“长官啊，你步步高升，行行好，老板死得早，底下一个小孩，没得一斗粮，可怜可怜吧！”到哪家都是这样。这些马夫、炊事员就缠着老乡说好话，老乡还是不肯给，他们急了，就给老乡跪下磕头，哭着求老乡给一点。老乡本质也不坏，就是铁石心肠，也会给一点的。给了就打借条，让老乡保存好，将来一定还他们。有些老乡也就相信了，怕敌人发现，就把借条塞进墙缝里。我听说，直到近几年，大别山有拆老房子的，还有发现借条的。听说解放后，当地政府都真还了。
当时，各个部队的供给部都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供给部要搞好部队武器弹药供应、解决部队衣食住行，而且还要处理好大批伤员，这在晋冀鲁豫地区作战时，本来问题也不大。但部队一到大别山，在各个纵队供给部工作的同志就感到头疼，远离后方，粮食全靠自筹，完全依靠供给部显然是不可能的，每个部队都只好成立筹粮队，由政治机关、供给部门和连队抽调人员组成，带一个班或一个排的兵力筹粮。
原一纵供给部的王树仁、赵端善回忆说：
那时向老乡筹粮是采用借的办法，由经手人打收条然后签名盖章，日后由地方政府统一结算。我们通过向基本群众调查了解，对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强行征收。征收的粮食除部队留用一部分外，还要开仓济贫。具体地说，我们到达驻地后，首先调查哪有乡公所的粮食，哪有地主的粮食。根据基本群众提供的线索，我们及时前去征收，搞到不少粮食。记得有一次纵队直属队只剩下做一顿饭的粮食了，个别连队还没有盐吃。纵队首长很着急，杨勇司令员对我们说：“没有粮食和盐巴吃怎么行？部队怎么行军打仗？要千方百计搞到，确保部队吃粮。”为了搞到粮食，我们就去找地主武装“小保队”要。我们事先了解好路线，侦察清楚他们的老窝，然后突然袭击，缴获他们的粮食和其他物资。有时筹粮也是比较困难的。大别山区的老乡们仍有怕我们住不长久的想法，再加上国民党欺骗宣传，有些地方的老乡对我们不明真相，部队一到，他们就上山隐蔽起来，不敢同我们接触。由于粮食来源困难，我们有时只能筹些稻谷，战士们就用土办法舂米。同时，地主武装也不断地对我筹粮人员袭扰破坏。在罗山筹粮时，我们同“小保队”发生了战斗。当时，有个叫冯志善的同志，是纵队直供科粮秣员，被调到我们筹粮队工作。他就是为了保护粮食而光荣牺牲的。
粮食越来越少，部队只能一天吃两顿饭，上午八点钟左右吃一顿，下午四、五点再吃一顿，许多部队一整天没吃饭，也是常事。有些部队偶尔还能搞点菜，但是没有油。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二营机枪连几个月没吃过油，战士们馋得不行，司务长也很难过，搞了半天，从老乡家里找出了半桶桐油，北方人也不知道这是桐油，就用来炒菜了，吃着也挺香，战士们都夸司务长，司务长看着战士们吃得香喷喷的，心里也乐开了花。谁知吃了不到一个小时，全连开始上吐下泻，浑身无力，连机枪都抬不动了。偏偏上级来了命令，让四十七团去打宋埠。机枪连的战士咬着牙把机枪架起来了，战士们一边呕吐得鼻涕眼泪一大把，一边架着机枪扫射，硬是把宋埠打下来了。
部队展开了大规模的打土豪运动。
打土豪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吃饭问题，把地主的粮仓一开，部队带走一部分，剩下的分给老百姓；二是衣服问题，分地主的浮财，把布匹拿回来，自己动手做衣服，准备过冬；三是经济问题，向地主要钢洋，要金子、银子。
但打土豪也不容易。
大别山的地主土豪，和平原上的地主不一样，平原上土地肥沃，人口集中，一个大地主甚至拥有10多里范围的土地，整个村庄的农民都是他的佃户。但大别山的村庄很零散，一个村庄甚至只有两三户人家。这些村庄中的土豪“油水”很少，田地都是通过一辈一辈一点点积攒下来的，他们省吃俭用，自己本身也都是很好的生活把式、庄稼能手，和佃户一样下田干活，平常也吃窝窝头。除了一些有政治背景的土豪，其他人和贫农也没有形同水火的情形。所以，当解放军去打土豪时，一开始就显得有点混乱。六纵十七旅作战科长梅琪曾经带了一个侦察排去浠水一带打土豪，他是由一个学生参军入伍的，怎样打土豪，他也不太懂，就只好摸索着搞。先开始调查，把老乡们召集起来开会，给他们讲：“我们是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我们队伍里也有你们这儿出去的老同志、老红军。我们是穷人的队伍，现在要为穷人做主，打土豪，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口干舌燥讲了半天，老乡们大眼瞪小眼地听着，谁也不吭声，让他们揭发谁是土豪，也没人讲。梅琪着急得不行，他心里想，也许老乡有顾虑，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下讲，怕得罪了土豪，招来报复。于是，他就宣布散会，然后让战士们分头去各家各户打听，好不容易打听到一家是土豪，梅琪高兴得不得了，忙带着战士们过去。进去一看，这个“土豪”穿得破破烂烂，和其他老乡一样一脸老实巴交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土豪”。梅琪还不灰心，进了他家一看，屋里也是破破烂烂的，散发着一股霉味，最值钱的也就是屋里放着的一副棺材，战士们还不放心，掀开棺材看看，里面什么也没有。梅琪作难了：他家又没有什么东西，怎么打人家土豪啊？最后不得不带着侦察排空手而回。
六纵十七旅五十团宣传股长杨志就比较幸运，他一下子就找准了一个“土豪”。
杨志回忆说：
我们进了大别山，不住老乡的房子，也不去敲老乡的门，晚上就睡在打谷场。慢慢地，跑出去的老乡就陆续回来了。我们打土豪时，刚开始也没找到，后来老乡偷偷地给我们讲，说是村里有个土豪，把粮食用罐子、篓子埋在了山上，还主动领着我们去挖粮食。这样维持了几天，又没粮食了，老乡又来讲：“他家粮食多，听说屋里还有一些。”我带人打听了一下，这一家虽说是地主，但不是恶霸，没做过什么坏事，打土豪打不打他呢？团里领导专门开会研究，决定还是打。但不公开打，让他主动把粮食交出来就行了。我就找来他家的一个长工，让他回去给这个地主说一下，我们八路军没粮食吃了，你们是地主，过去多少也欺压、剥削过老百姓，但还不是恶霸地主，所以我们也不镇压了，但必须在两天之内给我们把粮食送来。过了两天，这个地主没来，我去把那个长工找来，问他是咋回事。他说，别急，再等等，他也是一点一点省下来的，舍不得。我当时就急了，他再舍不得，我们就断炊了。所以，我就很严厉地告诉他，回去给他家讲，再不送来，我们就要亲自去了，我们要是去了，那就是镇压。这个长工回去不久，就带着这个地主赶来了，他一来，就先扑通一下跪在那里磕头，一个劲地喊：“长官，可怜可怜，我也没有什么粮食啊！”我们就让他先坐下，给他泡了杯茶，给他讲形势，我们一定会胜利，蒋介石一定会失败，还给他讲，我们这是借粮，将来一定会还的。做了半天工作，他这才答应了，好家伙，一下子就是30多担，看来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土豪！我们就派战士把它抬来了，也给他打了借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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