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王岐山会见出席“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的外方代表，第一次直面中共执政合法性问题，他提出来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历史与人民的选择。这是政治局常委级的高官第一次提出执政合法性的问题，而且是用西方学者能够听的懂的话来表述，而不是用共产党自己内部的话语。这也意味着执政党内部已经开始直面这个敏感话题话题，这在学术界引起了很高的关注。
合法性是政治学上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与法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学上的合法性，是指某种行为是否符合既定的法律规范。而政治学上的合法性，是指人们对某种政治权力秩序是否认同及其认同程度如何的问题，也称为“正统性”“正当性”。合法性的基础是同意。当合法性受到侵蚀时，政治权力的行使或者政府的统治就会陷入危机。
王岐山直面执政合法化危机值得肯定
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历史不假，但是执政合法性也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西方国家执政党或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选择，人民通过每四年或五年一次的选举，把新的执政党或领导人选上去，然后组织政府执政。执政党或领导人通过人民的合法授权上台执政，并接受人民的考验，其途径是选举。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继续执政到今天是因为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后保持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其合法性来源于经济绩效和政府提供各种公共物品。这是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的解释。
而中共之前并未在语言上直面这一问题。因为按照中共“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共只要不断与时俱进，保持党的先进性，就能够永葆党的本色，也就能够一直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因此似乎不存在执政合法性的问题。但是十八大之前的数年，中国虽然仍然保持了每年高达10%以上的增速，社会上对于中共执政合法性危机的讨论却越来越多，其表现是人民对于官员的腐败问题深恶痛绝，而腐败问题当时非常严重，并且当时社会公平出现问题，社会出现不稳的迹象，其表现是每年几十万起群体性事件爆发，危及执政党的统治。
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八大召开，新一届领导人上台执政，开启了变革的号角。其一是重新掀起改革的浪潮，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为标志，全面深化改革深入推进。其二则是开启了反腐整风的序幕，至今已有120余位省部级高官落马，官场出现了清廉的趋势。这其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共执政合法性危机似乎暂时得到了缓解，执政党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执政党在与西方对话时也增添了几分勇气和底气。
经过60多年的执政，执政党已经意识到要从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并且，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提出了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十八届四中全会上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依法治国在各个层面深入开展，社会公平逐渐得到关注和扭转，制度自信越来越得到充分体现和彰显。
此外，执政党的话语体系也在逐渐转变，变得越来越现代化，能够更加自信地与西方主流价值体系对话，而非一味封闭地自说自话。今年4月份，王岐山会见了西方著名政治学者福山，并提出了执政党何如自己监督自己的问题。王岐山虽然是历史系毕业，但是对于政治学的问题十分关注，通过他与福山对话，以及这次首次提出执政党合法性的问题，这反映了他具备现代的知识体系，这是执政党现代化的体现之一，也是观察执政党未来转变的重要窗口。
王岐山直面执政党合法性危机值得肯定。这一问题十分关键，是本届政府不得不面对并且高度重视的问题，也是未来的执政者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为正如上文所讲，西方国家通过选举得到执政的合法性，民意可以通过选举得到体现。而中国并没有西方国家那样的选举制度和设计，国家领导人并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而是由执政党精英阶层从政党内部选举产生，而精英阶层的利益有可能跟普通群众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或距离，这个时候执政党的合法性有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如何化解这一问题成为任何上台执政者的“难题”。
王岐山似乎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即“从严治党”。但是这个答案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回答，而是几代中共领导者都在一直重申或强调的事情。只是每届领导人都这么说，但在落实上则存在不小的差距。今天王岐山重申这一承诺，根据之前反腐的成绩来说，人们不会否认这里面的诚意或者郑重程度，只不过这还是有一点“人治”的因素，而没有依靠制度，让制度或法律来“说话”来决定。
因此，如果要让人民的意见从根本上得到重视或体现，需要采取一些更为现代化或制度性的做法。比如可以“坐实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让人民的声音真正得到尊重，这也是落实《宪法》的精神和本质的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要求。或者可以通过党内民主，让执政党内部先享受到民主的精神，增强领导人的合法性来源，进而增强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提升执政党的民意基础和执政基础，从而巩固执政党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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