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大多次延宕的最大因素就是战争：国共内战以及抗日战争。但随着国民党接连发动两次反共高潮，七大再次延宕。直至1945年4月才召开，此时距六大已过17年。
从“一大”到“六大”，时间间隔最长也不超过两年，可从1928年6至7月间“六大”在莫斯科结束算起，到1945年4至6月间“七大”召开，期间，长达17年之久。
这是因为什么呢？
“七大”多次延宕的原因
“七大”多次延宕的最大因素就是战争：国共内战以及抗日战争。实际上，早在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曾提出过召开“七大”的动议。而这个时间点正值国民党军队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1930年11月~1931年1月）之时。此后，“围剿”战连绵不断，共有五次之多。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遭受重大破坏，最后导致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于1933年1月被迫转移至中央苏区。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初期与东北军、西北军、阎锡山部的摩擦不断。1936年发生“西安事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开启了国共第二次合作。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成立了“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筹委会之下设了一个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五人组成的秘书处，以及由毛泽东、王明、朱德等25人组成的“七大”代表召集委员会，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干扰并未能开展实际工作。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提出应“立刻进行具体准备”。为此，任弼时在此次会议结束后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当年的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1939年6月和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两次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并要求当年9月1日前确定代表人选。
但随着国民党接连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七大”再次延宕。
1941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当年的“五一节”召开“七大”。因为张闻天向毛泽东交接党的总书记等问题又被推迟。这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本打算于次年上半年召开“七大”，后因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等再次推迟。
1943年7月17日，中央书记处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在8个月到9个月内召开“七大”的建议。中央政治局同意后，即在8月1日发出《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不久后，中央政治局重新召开整风会议，已经启动的会议进程又被打断。直到1944年5月，整风运动基本结束，“七大”才又提上议事日程。5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立即着手召开“七大”的各方面准备工作，在七个月内开预备会议，八个月内开大会。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终于开幕。
“七大”会址的几次变更
“七大”会址的选择以及礼堂的筹建工作，最早是根据1939年中共中央书记处两次会议的通知开始的。
最初，考虑到避免日军飞机的轰炸，准备在离延安较远的安塞县修建大会礼堂。1940年5月，主管这一工作的大会正副秘书长任弼时和李富春还亲自到安塞县真武洞实地考察过。那里环境确实隐蔽，也便于防空，但其致命伤就是距离延安较远，交通不便之外，食宿问题都不好解决，考察之后就放弃了。
有了前面的经验，就考虑了离延安较近的枣园后沟。此处树木密集高大，便于隐蔽防空。由于距离不远，建筑礼堂以及大会急需的物资等也便于采购和供应。因此，便选择了后沟西坡上一片较为平坦的坳地作为大会礼堂的地址，近处还建了窑洞以解决住宿问题。但建成后才发现，其他条件虽好但地方过于窄小，难以容纳下那么多代表。另外，吃水问题也一下子突出出来，当地只有一口水井且水质不好，不敷使用，只得放弃。
最后经综合考察，会址定在了中共中央所在地的杨家岭。当年中央将所在地定在这里，就是看中了这里地形平坦，地势开阔，两边坡地平缓。此时杨家岭已建起多处窑洞，尤以中央党校的校舍最有规模，再加上周围的一些机关用房，基本可以满足代表们的住宿，只需新建一座礼堂就足可应付。
礼堂的地基是现成的----那就是原有的可容纳三四百人的砖木结构、茅草覆顶的礼堂遭受火灾后残留的废墟。火灾发生在1941年冬天，正值寻找修建礼堂地址的关键时刻，一位临时住在礼堂还没有分配工作的文艺青年为取暖引发了火灾。如果不是这样的意外，在当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恐怕很难下决心推倒重来。
会址确定后的第三天，李富春就请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建筑专家杨作材，重新设计修建方案。杨作材加班加点拿出了两个修建方案。一个规模相当宏大，足够全部中央机关人员在一幢建筑内工作。李富春看了这个方案开玩笑说：“你不是想在这个地方建都吧？”另一个方案因为比较实用更像个开会的地方，就确定下来。1941年底，尽管天寒地冻，还是备料开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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