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中共的治理与适应：比较的视野》）收录的论文源于2014年3月27—29日在江西南昌大学召开的“治理、适应与一党执政体制的稳定：比较的视野”国际研讨会。此次会议由久负盛名的“中国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中心”与德国“中国治理研究协作网络”共同主办，后者受德国教育与研究部资助，囊括了来自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法兰克福大学、特里尔大学、图宾根大学以及维尔茨堡大学的研究中国的德国政治学者。德国“中国治理研究协作网络”是一个合作项目，它旨在将政治学与中国研究结合起来。它的主要研究议题就是分析中国的治理改革并剖析其对当代中国制度适应性与制度创新带来的后果。此外，此次会议的合作伙伴还包括南昌大学和浙江大学。
看看学者们对于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分析
出发点：韧性威权主义
政治学领域一种由来已久的观点就是，威权体系本身在经济上是无效率、无创新的并且缺乏合法性。不仅如此，威权主义国家还被认为是“充满了内在的脆弱性，因为它们的合法性基础羸弱、过分依赖强制力、决策过程过于集中并且个人权力压过了制度规范”。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表明，上述论断太过于简单化：尽管按照政治学的标准中国被认为是一个威权国家，但是，它却实现了经济成功与政治稳定。中国问题专家中间已经发起了一场广泛的讨论，即为何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与前苏联相比----不仅没有崩溃，反而迄今为止显示出了相对稳定性。事实上，在中国公民眼中，中共统治还享有相对较高的合法性。
一个相应的问题就是，为何中国能够实现如此平稳的发展以及这种稳定性的原因何在?美国学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提出了“韧性威权主义”(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认为在中国，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一种能够对社会需求进行充分回应的威权体系，这使得它能够在很长时期内掌握权力”。美国政策分析家罗伯特·卡甘(Robert A. Kagan)提出了新的“威权巩固”概念。反过来，政治学者吉利(Bruce Gilley)则认为通过持续的制度变迁和制度绩效，中国的政治领导层获得了合法性。 加里·西格里(Gary Sigley)关注了政党—国家体制的重组；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则看到了政党—国家的收缩与适应并存；
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与奥利佛·麦尔敦(Oliver Melton)强调的是计划体制的成功转型(有适应性的计划)以及将零星的试验吸收到宏观计划之中；何包钢与马克·沃伦(Mark E. Warren)关注的是协商式威权主义的发展；布拉迪
(Ann Mary Brady)
认为政党—国家利用媒体和宣传成功地影响了公共舆论；赖特(Teresa Wright)表明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当中各有各的原因而依赖于政党—国家，因而它们不可能挑战中共的统治; 托马斯·海贝勒 (Thomas Heberer)与舒耕德(Gunter Schubert)认为，仅就政策实施以及体系的适应性和韧性而言，地方干部中的“战略群体”(strategic groups)以及地方政府(local state) 中的政策过程是至关重要的。 以上我们仅仅罗列了一些作者的代表性观点。
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对于存在于中国的那些复杂制度、结构和过程而言，“威权主义国家”这个概念是否是合适的。 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早就提醒我们要注意“制度的单一移植”(institutional monocropping)的问题，即“将某种理想化的英美制度蓝图强加给他国”，而忽视特定国家的特性以及制度组织特殊性。 例如，传统的现代化理论的一个主要假定就是，威权国家将最终不可避免地转变为民主国家。正如格尔舍夫斯基与默克尔(Gerschewski & Merkel)等人指出的那样，那些有关民主制度将最终胜利的预测都具有一些“揣测特征”。
一方面，“威权主义”无法解释特定体系的运行模式及其制度质量。另一方面，它也无法解释为何既存在稳定的威权体系，也存在不稳定的威权体系。仅就中国而言，社会、政治和制度过程同时变得更为复杂、多元且碎片化，涉及众多类型的行为体。因而，我们需要分析这些内在机理并探究体系运行的逻辑与职能。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将这种两难总结为这样一句话，即“苏联失败了，但是中国兴盛”，认为“‘一党制国家’这个概念不能解释这种区别”。
“西方”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是哪种体系是“最好的”体系，强调的是法律和权利的重要引导作用。而在传统中国政治哲学中，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治”，避免“乱”。在它看来，应当通过一整套“礼”来引导社会和民众，儒家的“礼”应当对个体和社会群体施加影响，以使它们按照特定的方式思考和行为。当然，这些均非本文的分析范围。相反，我们的看法是，政治学显然还没有发展起合适的工具和范畴，可以对像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稳定进行更细致的分类。
地方政府的作用
长久以来，地方政府在增强国家能力、提升威权韧性方面的作用被低估。然而，不仅是中央国家作为“发展型主体”(developmental agency)发挥着“高级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作用，地方政府(市、县、乡镇)也在发挥着相似的作用。在中国，地方政府不仅肩负着(在中央方针范围内)执行上级权威主体的政策，同时，它也在执行政策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即它能够根据当地的资源和特点来推动发展。地方政府必须首先解决当地的问题并确保社会稳定。进而，中央国家将一些决策权力移交给地方，同时，它也密切监督主要地方领导的实际表现。
地方干部要得到上级的注意并增加自己职位提升的机会，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就是进行政策设计(policy modelling)和政策实验。相应地，为了确定地方的“模式”，地方干部面临着上级的强大压力。从中央的角度看，地方政府应当具有创新意识并进行有效的政策实验，后者可以被推广到其他地区。政策实验的目标就是树立“模范”和“样板”，即追寻政治创新。 要成为一个“样板”，地方必须遵守中央和省市确定的各种规则和规章，后者也会定期检查“样板”的特点及其发展。 这种评估进一步强化了地方进行政策实验以及学习成功“样板”的压力，因为对地方及其领导层而言，这显示了他们的“先进性”。上级每年对“样板”进行考核，成功“样板”的树立或许能够提高地方领导层的地位及其考核分数。
中国国家的稳定性与合法性
稳定性与合法性是国家的显著属性。俞可平甚至认为，在中国，稳定具有高于其他目标的“首要价值”，并认为稳定是公共治理的核心目标。 这种观点的理由----恰如中共自己所声称的----就是，没有政治和社会稳定，过去和未来的所有经济成果都会受到严重威胁。在一些学者看来，这种观点代表了中国人怕“乱”心态的现代翻版。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分析行政体系，还要理解中国韧性威权主义之所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进而，社会与社会群体所体认的政治价值、政党—国家塑造这些政治价值的努力以及政党—国家以一种符合意识形态的方式提出政策，都需要被视为是中国治理改革的内容而加以分析。
然而，在发展理论看来，威权国家绝无可能以一种稳定、“和谐”的方式发展。尤其是当存在威权国家结构、缺乏权力监督制衡以及法律与司法体系尚未充分制度化的情形时，现代化进程必然会导致社会和政治冲突。在影响深远的《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已经令人信服地描述了这种“现代性的辩证”(Habermas, 哈贝马斯)。
在亨廷顿看来，那些正在经历从前现代向现代社会的根本转型的国家存在发生危机的巨大风险，传统社会结构的衰败、寻求政治权力的新财富阶层的兴起、地理流动性(geographical mobility)的增加、从农村向城市地区的移民、贫富之间差距的日益拉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大众媒体的普及----所有这些都会导致一些无法达到的预期、因投资和消费品的分配而产生的地区和族群冲突、社会组织的技巧日臻成熟以及对于政府日益增长的、无法被满足的预期。所有这些现象都能从当今的中国找到，上述观点有助于解释现今中国民众中弥散的社会挫败感和愤怒。 这可以确切地描述中国现今存在的冲突。
因而，确保稳定是中国政治领导层的首要任务。“稳定”这个词指的是(政治)体系的稳定。在这里，“稳定”并不意味着缺乏任何结构变化(持续性)，而是指当面临社会动荡时，体系有能力恢复社会平衡、能够应对变化过程并以有利于政权的方式解决危机。 与制度崩溃带来的急剧的、根本性的变化相比，“适应力”能够带来增量变化与“渐进的转型”。
与“稳定”相关的问题和观念因特定情境的不同而不同。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一个持续出现的特征就是，中国有能力从维护稳定的“正常模式”(normal mode of preserving stability)转向政策管理的“危机模式”(crisis mode of policy management)。正如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样，当面临至关重要的节点时，中国领导层总是一贯地从“正常模式”转向 “危机模式”----以维护稳定、进行政治决策并形成政策----进而再恢复到正常状态。 这种转向不仅仅发生在“文革”结束以及1989年的危机期间，它同样发生在1992年。1989年6月的“天安门风波”被平息后，改革政策和改革的持续性均广受动摇。1992年，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视察了南方的一些经济特区，重新将中国的改革进程纳入了正轨。在深圳以及其他地方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应当进一步扩大，中国应当加大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力度，同时这些努力都应以稳定的维持为最后依归。
然而，在中国民众心目中，却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社会不稳定感，这是由于社会不平等、不确定性、腐败、传统共同体的解体以及价值溃败之故。所有这些都是经历快速现代化的社会的典型特征。因而，中共政治领导层竭尽所能地将中共塑造为稳定和持续进步的保证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目标。由于党的组织网络覆盖整个国家，因而，中共便能够持续性地干预所有层级的经济与社会进程，并解决冲突。 但同时，它也必须时刻寻找新的方式，以协调经济与政治机会方面的社会预期。
中国现体系的相对稳定与活力基于三大支柱之上：(1)一个确保经济增长的、成功的发展型国家；(2)进行制度调整与保证政策执行灵活性的能力；(3)深思熟虑的政治策略(deliberate political strategy)所支撑的合法性。政党—国家的政治技巧能够激发领导干部“进行改善的意愿”，即发展特定领域或地域的意愿(例如，利用纪律要求来获得遵从以及利用党的意识形态确保统一的思想与目标感)。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将这些技巧称为“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就我们的关注点而言，这就是指把“进行改善的意愿”灌输给地方干部和民众的政策，进而，他们会自觉地执行中央的政策并将中央领导层的目标视为他们自决的目标(self determined projects)。反过来，这三大支柱的基石(它超越经济发展与治理术)则是中国领导层的能力状况(leadership status)，即其国家能力与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这意味着大多数民众偏好于威权主义结构)。 这造成的结果可能就是“威权巩固”，后者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像中国这样的威权体系并不必然会崩溃。
然而，在中国，稳定与合法性均是相对的：高增长率或许不能永远持续下去，政治体系高度碎片化，贫富差距和社会冲突都在加剧。绩效危机或价值变迁均有可能导致合法性流失。 因而，长远看来，单单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确保持续性的稳定和合法性。即便是党的领导层也不能排除失去合法性的风险----假如它无法满足民众的要求的话(比如治理的改善)。这就是为何中共在大约十年前提出一个新目标的原因所在，即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合法性”(harmonious legitimacy)。在执政党的眼中，这样一来，政策便能适应民众的要求，社会利益得以协调，通过财富与资产的再分配实现社会正义。此外，政党—国家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倡议，以改善“社会管理”并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至于这些努力能否成功还有待观察。 政治领导层在操作层面的失误是无法避免的，比如，错误的政策决定就有可能对中国的发展、稳定与合法性带来致命后果。
尽管中国政党—国家体系的稳定与合法性基于特定的“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概念之上，但还是有很多普通民众，甚至官员支持进行政治改革。根据《环球时报》2012年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该调查结果刊登在党报《人民日报》上)，来自18个城市的1200位受访者中，有88.4%的人支持这样的改革。
从近期和中期来看，中国不可能发生政权更迭。即便是政治领域的一些“重大改革”，比如完全独立的司法体系或是分权体系，都不太可能发生。有可能发生改革的领域是政治制度化以及治理的改善。赵穗生谈到政治改革是“由效率驱动的”，这就意味着，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提升现有体系的效率。 这些改革的内容或许包括：(从中央到地方)党与政府的行为更加透明、提高民众在权力制衡方面的参与度、为社会组织提供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供给的更大空间、公布高级官员和人大代表的收入、上级行政部门对下级干部更为严厉的考核、废除劳教制度以及强化对现行法律的遵从。
然而，我们应当意识到，政治体系的崩溃既不会自动发生，也不必然会给中国带来稳定的民主：现在的转型进程的条件太过困难复杂，并且，不同的社会阶层与地区之间存在着太过冲突的利益。推翻中共统治的结果或许很可能是政治动乱、精英内部权力争斗、漫长的经济危机，甚至是法西斯专政或军事独裁。这不仅会给亚洲，也会给全球体系和世界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
本书的主要内容
在这种背景下，更为重要的是，要充分理解21世纪中国政治适应性和创造性的前提条件、限度与潜能。本书收录的文章对于这场复杂进程中的相关面向进行了宽泛的讨论：先是讨论中共政治与意识形态变迁，随后则是分析地方政府行为体，最后将社会视角也纳入进来。本论文集的三大部分为我们理解中国政治体系过去的适应历程提供了论证，同时也使得我们更加清楚它在未来所面临的挑战。
本书的第一部分共有四篇文章，均以中共政治、意识形态变迁以及政权的合法性为主题。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作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既是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治理挑战，克服局部出现的治理危机，也是对改革开放35年来政治改革成功经验的总结。中共拒绝走西方的政治发展道路，没有引入多党竞争、三权分立和全民普选，但却成功地维持了转型时期的社会稳定，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俞可平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没有改变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了重大的治理改革，例如推进依法治国、扩大公共参与、强调科学决策、提高政治透明、改善公共服务和强化政府责任。这既大大增强了国家的治理能力，也明显改善了国家治理的状况。因此，俞可平的文章简要考察了中共现行的干部教育培训体制、规划、功能和主要特征，着重分析了这一体制对于改善中共各级干部的素质、增强中共的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他的结论是，中共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势必要求中共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中共干部教育培训体系未来的改革创新，又在很大程度上将有助于推进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现代化和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中国不仅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政治体制，而且中共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也非常独特。中共从不隐晦自己是一党执政的体制，绝不模仿西方国家的多党竞争。那么，中共是如何卓有成效地领导这么一个庞大的、处于急速转型中的国家的呢?一个极其重要的、但鲜为外人所知的机制，就是各种各样的“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和“工作小组”。陈玲在其《中国高层领导小组的运作机制及其演化》一文中，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政策过程两个角度专门考察了中国高层领导小组的运作机制。陈玲的研究为回答“弹性威权主义”为何在中国富有顽强的生命力，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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