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践行“三严三实”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当时表示，“中央政治局每位同志都要以身作则，为全党做好示范”。两天前，有官方人士透露，“中央正在研究制定高级领导人的行为准则规范”。习近平的这一表态，或许意味着中共将通过制度的形式规制高层领导人的消息基本成真。如此的话，确实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进步。此前文章《神归“旧中共”？ 中南海造笼收束最高层》对此有过较详细分析。在中国高层反腐大体渐至停歇，中基层反腐和扎实扎紧党纪国法进行治“本”成为新常态的当下，中共“全面从严治党”也进入新的阶段。在习近平访美之前，习近平、王岐山密集活动布局党建，引人关注。
习近平和王岐山
时至今日，西方很多固执的观察者对于中共近三年来表现的真实目的和未来走向依然看不清。那么，中共极为重视的所谓“全面从严治党”有何意义？中国发展道路是否具有合理性？中国的发展形势是否验证了己方确实存在“傲慢与偏见”？如何更为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和中共？这些，或许都是当下对中国缺乏了解的美国执政者和智囊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了。
习王联动 重手推党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共中央部署这次专题教育时明确提出要以上率下。中央政治局每位同志都要以身作则，为全党做好示范。习近平还提出新的“两个凡是”称，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干、加油干、一刻不停歇地干；凡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改、彻底改、一刻不耽误地改。
习近平此次对中央政治局成员提出要求，与先前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透露的“中央正在研究制定高级领导人的行为准则规范”的动向一致。在反腐之初，习近平曾作出表态，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而在反腐势头“下沉”，从治“标”转入治“本”的当下，中共不仅在推进司法改革和法治建设，强化中共自身的党纪约束以树立第二套“保险”体系，而且将范围覆盖到了中国权力核心圈，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乃至包括中共总书记在内的政治局常委都要受到规矩的约束。这是整体制度层面的变化，往大里说，可以视为中国政治文明的一次重大进步。
除习近平外，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近日也较为活跃。他在9月9日出席了“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与60多位国（境）外前政要及知名学者交流时政，直言在中共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较为敏感的“执政合法性”问题。王岐山在这一场合中首次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两条线”：要把理想信念宗旨这个核心价值观作为“高线”，又要守住党的纪律这条“底线”。这是王岐山首次抛出“高线”的概念。
总体来看，习近平、王岐山，乃至政治局在近期频繁涉足中共党建议题，显示出中共对自身党的建设，对“四个全面”中的“全面从严治党”一环的重视和新的动向。本届中共领导集体如何重视党建，固然有在腐败等所造成的执政危机的压力之下力挽颓势的动机，也有为中共未来长期持续执政强基固本的展望。就此来说，针对中共自身的全面从严治党就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环。
另外，着眼于当下中国亟须走向世界，习近平也将进行历史性的访美之际，而中国政治形象及在国际政治媒体舆论圈中的印象却较为负面，中国着手进行自身的政治体制改革并加强与外部交流，自然是中国自身既定的国家议程，或许也有为改善中国国家形象，为习近平访美营造良好气氛的目的。
中国不断改革进步的趋势和已经取得的成就，以及自身本来就具有的一些优点，足以使人相信，中国目前所走的道路是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应当拥有自信和定力。但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后起国家，而且自身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层面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如今的困难有其无可奈何之处。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比中国的落后和问题，对其不同的生存和发展方式提出质疑是正常反应。但是与此同时，也需对国情绝然不同的中国表现出更多的平等、尊重和宽容。这才应该是一种客观、理性和科学的态度。
邓小平发展观与马斯洛不谋而合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曾提出著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该理论现已成为行为科学的基本理论之一。马斯洛认为，人类需要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与自我实现需求。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第六层的“自我超越的需求”。
这一理论其实也与政治有关。马斯洛和其他的行为心理学家都认为，一个国家多数人的需要层次结构，是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文化和人民受教育的程度直接相关的。在发展中国家，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占主导的人数比例较大，而高级需要占主导的人数比例较小；在发达国家，则刚好相反。
马斯洛的理论说明了基础性需求相对更高层次需求的重要性，其实也暗示着人的需求的满足需要有一个过程，应该且必须是“渐进式”，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休克式”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国民需求空间巨大而国家资源力量有限，显然不能够同时让所有人的需求完全满足，那么比较切合实际的做法就是自下而上，先满足其生理需求，进而逐次有条件地满足更多的需求。
邓小平提出的人权“首先是人民和生存权和发展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马斯洛的理论不谋而合。而且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可知，尤其是在与“苏联”、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相比较的情况下，中国与他们的目标相同，虽然其有所取舍的选择是一种“不公正”、“不完美”、不向更先进发达国家看齐的做法，但是其过程方式无疑是务实的、理性的，因此也是正确的。那么，西方仍然揪住中国目前还不能达到的完全满足所有人所有需求的目标而呈现出来的问题而不放，却忽略中国在民生、物质发展层面的巨大成就，就是傲慢与偏见，是避重就轻的非理性意识，或是有着特殊的用意。
中国发展道路具有普世性？
如果从更广义的层面来看，人类社会发展其实也是一个从低级别需求的实现到高级别需求的实现的漫长过程。很多个人结成群体，组成社会和国家，冀望通过资源力量的集中，让扮演主导性角色的社会、国家或是宗教等组织形式为其提供更多的个人所不能达到的服务，以满足其不断增长的需求。如果执政者不能够及时满足其不断增长的需求就会导致执政者自身的合法性危机。因此执政者需要不断变化升级。这是一项很难的任务，而政治也本就是一项复杂艰难和长期的工程。
这里可以归纳为两个最基本的单元，一个是民众个人，一个是由这些人组建的国家。在现时代，一般情况下有两种不当的表现形式：一是国家集中过多的权力，成为极权专制国家，从而对个体构成广泛的压抑和限制，即“国强民弱”；一是国家力量涣散，内部制衡斗争不止，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即“国弱民强”。
对此，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存在方式，也有不同的表现结果，很难有一个绝对的评判标准。但比较理想的状况则是达成一种精巧的、动态的、进步的相互制衡与合作。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国家存在的目的就在于为民众谋利益，不断实现其合理的需求。这里面有较强的阶段性要求，有时为了满足基础性需求，不得不暂时抑制不合时宜的过高需求。或许只要能够实现这种阶段性状态，就不必过于拘泥于是否实行“三权分立”、“民主集中”、“普选”、“多党轮流执政”还是“一党执政”。
西方发达国家一般侧重于社会民众的自我管理与自我实现，并对国家机器进行严格制约。不过，这种制约是间接的，有条件的。双方其实是一种相互合作，共同实现的关系。可以说，西方发达国家大体上实现了公民与国家的这种平衡合作。不过，完全效仿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以“民主”“自由”的为旗帜，由“国强民弱”的状态迅速转换为“国弱民强”的状态。这种发展方式其实是一种被误导的、冒进的、忽略现实的，因而也被时间证明是不对的。
在集体“向西看”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坚称的所谓“国情”和“特色”，听来像是一种“狡辩”或解释。其实是基于中国落后现实，必须循序渐进发展的务实选择。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也需要将国家资源和力量更多地集中到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上来。这正是中国发展道路而不是其具体政治形态的普适性价值所在。
另一方面，中国已经在满足民众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等低层次需求上有较大成就。这时候，不仅人们的需求急速向更高级迈进，不同层次的人群的需求更趋于复杂多样，并因此对国家提出更多更高要求。习近平在执政之初提出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通过党建法治建设和简政放权“从严治党”来规制执政团队，鼓励创新创造，以及此次把“高级领导人”的权力之手关进“笼子”之举，这些约束自身以放权民众和个人的动向，正是在向一种更理想的共同制衡合作的状态靠拢。与此同时，中国决策层集中权力，加强国家安保与武装建设，则是一种必要的平衡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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