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近期多事，在举世关注的北京大阅兵结束后，国企改革方案的曝光再次吸引了世人的眼球。不同于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无足轻重，在中国大陆，国企改革是事关全国十几亿人的生活，也事关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1994年朱镕基开启了国企改革的大幕，此后数年间千万名国企工人下岗，中国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过温家宝时代国企的突飞猛进，习近平时代国企改革再一次被提及，这势必影响到数千万国企职工以及数以亿级的私营员工的利益。
长安街西城区聚集了众多大型金融机构和国企总部，这里是北京乃至全国经济的命脉
根据中共下发的国企改革指导意见，这次改革虽然是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为目的，给人以再次国进民退的印象。但深究改革方案细则的内容，则会发现以往高傲的国企在根本属性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管理方式上发生了宏大的变化。显而易见，这次国企改革不会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直接让数千万人下岗，但其对于中国国企，甚至整个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政治向左，经济向右”是外界对中国目前现状的概括，但从国企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上看，政治向左是现实，经济向右只是个苗头而已。
国企改革，从细微处向右转
按照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国有经济是共产党统治的经济基础，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国有经济能垄断一些基础性行业和关键行业，也解释了为什么国有经济弊端丛生，甚至成为一些“太子党”的提款机，某些官太太在国企“只领钱不见人”，但中共依然要发展国企。各部门为国企项目大开绿灯，民营经济受到了种种限制。这次国企改革中，许多行业开始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虽然只是有限制的进入，但也算得上是破冰之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国民经济有限制的自由化。
国民经济自由化，在中国被视为国民经济的向右转的表现。而国民经济部分行业的右转，是从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开始。按照邓小平设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国有经济必须垄断两个方面，一是一些基础性行业，主要是石油、电力、铁路等能源交通等行业；二是一些关键行业，银行业就是其中的代表。银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枢纽”，中共在2014年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这大大出乎了外界观察者的预料。因为无论从最开始邓小平的民营资本是国民经济的有益补充，还是胡锦涛时代的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都是发挥国营经济的控制力，习近平时代同样如此。而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并不利于国营经济的控制力的提升。
此轮国企改革，因为很多行业都有限制的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因此从整体上有了右转的苗头，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企单纯属于国有的属性。经过多年发展，国企很大，但并不强。现在中国有15.5万户国企，其中包括5.2万户央企，国企资产104.1万亿人民币（1人民币约合0.157美元），国企规模之大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也超过了全球其他所有国家国企资产的总和。国企虽大，但并不强。单位经济的国企资产，收益率只有民企的四分之一，根据2013年数据，百分之六十四的国企存在不良债务。为了改变国企大而不强，承担不了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任务的局面，此轮国企改革在很多领域开始允许民间资本进入。
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国企垄断领域，将国有企业变成混合制企业，那么国企还是国企么？国资委主任张毅称，“只要国家控股，就还是国企”。是的，所谓的“以国有企业做优做强做大为目的”，其主要手段就是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将国企改变为混合所有制，但国有经济必须控股。这样做即扩大了国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又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可谓一举两得之策。但不设行业门槛的邀请民间资本进入，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垄断领域都将出现民营资本，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民间资本对国企的同化，有观点认为，这是国有经济整体的向右转。
国企改革方案显示，“淡马锡模式”（淡马锡公司是新加坡财政部拥有百分百产权的公司，但新加坡财政部不涉及淡马锡公司的运营，其真正的运营者是公司特殊的董事会）将成为此轮国企改革的主要方法。即国资委退出国企的管理运营，实现与出资者功能的分离，政府基本不干涉国有企业的运营，企业的运营完全由董事会负责，以实现所有权与管辖权的分离。这意味着，从企业运作方式上看，国有企业将不再是“国企”，而是纯正的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市场主体。
此次国企改革一方面最主要的原则是“加强党对企业的领导”，另一方面政府又完全放开企业的经营权，两个要求好像是完全矛盾。同样矛盾的还有政治和经济，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一个是建立缺乏自由度的威权政治，一个是以追求企业自由经营权为目的的国企改革，两者好像完全矛盾但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中国独特的社会环境造成了独特的政经关系，这样有挑战性的改革方案，需要大智慧大毅力才能完成，中国当届政府能否做到，恐怕还有待未来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检验。
中国独特的社会土壤
在国际通行概念中，左代表着激进，右则意味着保守。但这一切在中国翻了过来，中共夺得政权后，政治上大踏步前进，人民公社化也好，全民所有职业罢，中国成为了国际上最前沿的政治理念的试验地。按照共党鼻祖马克思的理论，资源为全民所有这样的制度所需要的经济基础，即便在美、英、法等先进国家也远远达不到。共产主义更多的是一种面对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的政治理想，全国范围的人民公社应该存在于未来。长期战争后一贫二穷的中国，连吃饱饭这样最基本的要求都无法满足，实践以按需分配、大锅饭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是极端激进的措施。
中国激进了数十年，等到改革开放，国际上已经成为保守标签的经济自由化，在中国反而成了冒险的经济左倾，而在全球范围内都属于极端激进的全民所有制，在中国已经成为了保守的右倾，“毛左”这样公认的政治激进派，正是中国保守势力的代表。
中共近来频提“制度自信”，宪政成为网络上的禁词。大陆的网民感受较明显的是，近几年网络上的被禁词汇增多，特别是社交媒体微博上的“大V”因过激言论被抓，“因言获罪”不时出现。2015年又发生了维权律师被抓事件，数百位律师被抓，有消息说这是中共高层统一的行动。凡此种种印象，让外界判断现在中共政治上比胡锦涛时期更加左倾，保守特点明显。
中共号召党员“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其实从侧面说明了党内有些人对道路对制度不自信，这些人甚至是中共的高层领导。不自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信鬼神不信马列”，求神拜佛迷信风水，而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熟悉度可能还不如一个学生；二是一些人放弃了马列主义的观念，开始信奉西方的“普世思想”。中共深知苏联的灭亡来自内部，因此开始收紧网络言论的空间，严禁大学教师在课堂传播自由思想，抓捕数百位对体制有异议的律师，竭力维护统治的稳固。这反映在外界，就是整个统治阶级开始集体左转，毛泽东时代的特点开始凸显。
外界认为的中国政府开始左倾，也许和新一届最高领导人对中国民情的深入了解有关。习近平在16岁到23岁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从北京下放到西部落后省份的农村中，和生活条件最艰苦的农民同吃同住，做的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王岐山、李克强在年轻时代也都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中国的国情复杂，复杂之处在于农村。论及对中国农村的了解，可能习近平等当代领导集体超过了毛泽东之后的任何一届。
但为什么领导人对国情熟悉，政治就会左倾保守？中国人口之多，历史之悠久，文化之丰富，公民素质之差异，远超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这注定了从实用性角度考虑，中国无法一刀切似的实现西方的民主制。印度民主的种姓制，台湾民主的黑金政治和民粹制，说明了当种群人口达到一定规模，而高等教育没有普及的时候，急功近利式的民主对发展并无好处。习近平青少年时期家庭剧变，生活在举目无亲的偏远农村，这让他了解到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真实想法。对中国农民来说，物质生活越来越好远比政治诉求更为重要，“经济发展是最大的政治”，习近平深知这一点。“政治向左”，社会自由度收紧，这来源于中国迥异于西方的社会土壤。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民众对中共信任的重构，进行适度放开的政治改革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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