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自1915年9月15 日创刊号至1926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由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群益书社发行。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时值《新青年》创刊百年纪念日，让我们跟随新华网记者的脚步，去找寻“百岁青年”的历史遗迹。
陈独秀与其创办并主编的《新青年》杂志
100年前的今天，安徽青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这份杂志有多厉害？
当时，它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向封建传统思想展开猛烈攻击，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风暴。
一个世纪后，记者重新走访《新青年》留在北京和上海的主要遗迹，勾画这份划时代刊物的重要轨迹和时代回响。
箭杆胡同20号
百年纪念日前夕，记者走进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陈独秀旧居：箭杆胡同20号。旧居近日刚刚完成腾退修缮，虽然空荡荡的，但古朴整洁。
整体院落占地面积约250平方米，大门朝北，青石门礅两个，雕着石狮。院内有北房、南房，侧有耳房。据史料记载，北房及南房分别为编辑部办公室和居所，其他房屋为传达室、车夫等住处。
北京市文物部门介绍说，此次修缮根据科学考证和调研，在保持原有格局不变的基础上，以旧复旧为原则，恢复其历史风貌。
陈独秀的孙女陈红曾多次到此参观，见证了旧居如何从一个生活着6户人家的大杂院恢复成原貌。
“爷爷曾带着父亲和姑姑在此居住，他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陈红告诉记者，她希望这次修缮能让更多的人了解陈独秀，了解新文化运动。
1917年初，陈独秀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成为北大文科学长。当年，陈独秀就居住在箭杆胡同20号（原箭杆胡同9号），《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从上海迁到这里。
正是在这里，《新青年》由原来的陈独秀主撰变为同人刊物，由北大教授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等轮流编辑。正是在这里，这些著名学者一起秉烛夜读，探讨杂志的选题，讨论社会热点问题。
在这里，《新青年》杂志编辑出版了近30期。期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宣扬白话文为中国文学之正宗；鲁迅发表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揭露“吃人”的封建礼教；推出“易卜生号”，讨论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问题……
《新青年》创刊时每期只发行1,000份，到1917年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后，猛增到16,000多份，中国各地广大青年踊跃投稿。《新青年》由此成为一份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畅销刊物。
一位学者曾这样评价：箭杆胡同，陈独秀在这里依托《新青年》和北大，投出了穿透腐朽旧中国的利箭。
回顾那段历史，北大历史学系教授欧阳哲生表示：“追求民主、反对复辟，追求思想自由，系统清理中国文化、反思国民性，正是这几方面的追求把当时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团结到‘新青年’的旗帜之下。”
北大红楼
从箭杆胡同20号出来，往北走十几分钟，就能看到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地标：北大红楼。
这座西洋古典风格建筑，因其主体由红砖砌成而得名。1918年大楼落成伊始，北大文科、图书馆、校部就搬进了这里，从此与新文化运动、中国的历史走向息息相关。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馆长郭俊英介绍说，红楼如今是全国唯一一家收藏、展示、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的旧址类博物馆，也是第一个陈列展示陈独秀专题展览的博物馆。
为突出旧址特色，红楼内保持原有格局，营造出五四时代的氛围。纪念馆目前有图书馆主任室、第二阅览室、登录室、第十四书库，以及新潮杂志社和学生大教室等陈列，还原出当年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在这里工作，胡适、鲁迅在这里上课的环境。
走进大楼，右手第一间陈列室就是陈独秀的专题展，里面摆放着他的全身雕像，各类手稿、刊物、书法、老照片、老物件……甚至还有他被捕后的口供记录。
纪念馆新文化运动研究室副主任秦素银指出，陈独秀执掌北大文科后，不仅引入《新青年》的重要作者，还促使北大原有的革新力量如钱玄同、沈尹默、陶孟和等人成为杂志作者，“实现了新文化力量的大结集，从此新文化运动形成了集团性力量”。
在红楼外的一个180平方米平房内，《新时代的先声----新文化运动陈列》通过各期《新青年》、同人交往的书信手稿等176件实物和67张图片，全面展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
北大红楼既是新文化运动中心，也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1919年5月4日，北大等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从红楼北侧的民主广场出发，举行反帝爱国群众大游行，推动了中国历史进程。
欧阳哲生指出，新文化运动给五四运动做了一个铺垫，它对国家、民族、文化一系列问题的深入探讨，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和人员上的动员。“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五四运动”。
就在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发表著名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表明拥护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坚定立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
谈到新文化运动留下的遗产，欧阳哲生表示，新文化运动对于民主和科学的发现，对于它们的价值的确认，是最重要的贡献。“我们如今仍然处在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当中”。
1920年2月，陈独秀为避免北京军阀政府的迫害，离京赴沪，同时《新青年》编辑部也随迁上海。
渔阳里2号
与喧嚣的商业街区淮海路仅一线之隔，今天上海市南昌路100弄2号----一处典型的两层石库门建筑，这里见证了近一个世纪前新文化运动的风起云涌。
“这里依然住着四户普通人家，1920年陈独秀先生将《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从北方迁来上海，他曾在此居住，也在此办公。”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常务理事汪志星说。
这栋建筑有着斑驳的乌木大门、典雅的红漆窗檐，依稀可见早年的雕梁画栋。据记载，当初这里的门牌号是“环龙路渔阳里2号”，房屋始建于1912年，迄今已有“103岁高龄”。
今天，这一新文化运动的见证地，挂有两块铭牌，一是“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另一块铭牌上刻着“陈独秀曾在此居住”。
在这处狭小书斋中，陈独秀先后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新青年》在此完成了历史性的转型：从思想文化类的同人刊物转变为中共理论机关刊物。
《劳动界》周刊、《共产党》月刊等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密切关联的刊物也在此问世。陈独秀还在此校对了陈望道翻译并送至上海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并迎来维经斯基、毛泽东等人，在此畅谈时事。
1920年5月，已“安家”上海的《新青年》杂志推出了《劳动节纪念号》。其中李大钊的《“五一”May Day运动史》阐述了五一节的来历和伟大意义，陈独秀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直陈时弊。
《新青年》所呈现的新气象，被视为五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与工人运动密切结合的重要标志。
自上世纪70年代起在此居住的赵先生告诉记者，2014年当地房管所翻修了这栋老建筑的屋顶，预防漏雨，这里的住户守护着《新青年》的地标，大家觉得今后这里会变成一座博物馆或者陈列室。
在上海时期，《新青年》编辑部内部也不可避免走向分裂。经过反复书信沟通，陈独秀与北京同人无法就杂志前途达成共识，胡适等人逐渐退出。
欧阳哲生指出：“刊物同人在面临办刊分歧时，主要采取书信往来交换意见，这是一种比较理性、和缓而稳妥的方式。他们非常重视在五四时期形成的人生经历和交谊，这种情感常常在他们遭受重大变故时表现得尤为突出。”
《新青年》及其时代影响
《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宣传民主与科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受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新青年》在后期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
《新青年》在五四时期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影响巨大而久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前后通过《新青年》传入或兴起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1919年前后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追根溯源，也都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端的；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精神文化都是在1919年前后发生急剧变化的。当代中国的物质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几乎是在实践和完成五四先驱的未竟之业。五四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可以说，《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起着重要的精神桥梁作用。
《新青年》杂志创刊的时代，正值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中国文化正由以封建专制为主体的旧文化向以近代民主政治为主体的新文化转型。《新青年》杂志激励现代中国实现由封建文化到包含现代科技、现代教育、现代文艺、现代传媒在内的现代文化的重大转型，推进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为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崇尚科学，提倡创新意识是《新青年》编辑群体的重要思想观念之一。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认为，“文明进化之社会，其学说之兴废，恒时时视其社会之生活状态为变迁。”（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不要被古代的先贤“所拘囚”，也不要被近代的圣人“所支配”。要发扬《新青年》倡导的民族创新精神，提倡的学术开放意识，“一勿尊圣，二勿尊古，三勿尊国”。广采博纳，吸取其精华，营造现代化建设的良好时代氛围。
《新青年》推进了思想解放和人们观念现代转型的进程。李大钊认为，中国封建文化中那种安于现状，因循依赖，空想虚玄，寻求世外解脱的种种观念，愈来愈与社会的进步不相容，应该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中的创新竟智，崇尚科学，重视现实，讲求实效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观念。陈独秀则认为，民主、科学是现代社会前进的两大机轴，应摈弃旧的落后的官本位文化观念，树立振兴实业的现代意识。《新青年》倡导的现代化意识激励着先进的中国人通过以民主、科学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实现了由封建思想统治到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现代思想的重大飞跃。《新青年》和五四精神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更新与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和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激励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到民族独立和现代民主的重大历史嬗变，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进程。
《新青年》倡导的进取意识、竞争意识和赶超精神，促进和加速了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陈独秀呼吁“当急起直追”（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李大钊则指出，“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形势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种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管的组织，不能有成。”（注：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李大钊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李大钊、李达等主张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缩短中国与西方先进工业国家的差距。
《新青年》对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多方位、多层次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现代、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在不同程度上蒙受和正在继续蒙受《新青年》杂志的鼓舞和鼓励。
《新青年》描述的“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注：《新青年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这样一个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的转型已经基本实现。在新的社会基础上觉醒，不断解放思想，深刻领悟五四时期先进中国人确立的救亡、启蒙、科学、民主、社会主义等时代主题的当今意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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