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一种状态。
“自由”，是一种追求。
“自由”，是一种力量。
“自由”，是当今人类社会中传播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然而，“自由”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物事，应该怎么来定义和评价它，又该怎么来对待它，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和不同价值观体系下的人们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标准。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的注定将要影响深远的国企改革、经济转型升级，以及所谓“别让李嘉诚跑了”事件，也都与“自由”有着深层次的关系。
如“斗牛”一般，国企改革需要放出困牛，激发野性，但又要避免造成混乱和伤害
市场化也即自由化的方向没有错，关键点在于具体的形式和过程。国企虽是执政者在管理，但其实是国家和全民的物产。改变其所有权确实是全民利益的一次损失。如果这种方式能够调动生产力，自然是国民之幸。但如果起不到这样的效果，或者是像李嘉诚般出逃国外，或者是形成新的垄断，或者是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则是另一个极端。这是反对国企私有的观点的主要担忧。
对执政者而言，此番以市场化为引导的国企改革不啻于一场“核试验”，但不应恐惧“核能”、“自由”，而应去驾驭“核能”和“自由”。
“自由”：生产力还是破坏力？
如果从历史和宏观的视角来看，“自由”可谓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力。在古代社会，以不平等的方式实现了皇帝、贵族、官员等上层社会群体的自由，以这种资源集中的方式实现了生产力和文化的进步。而从长远来看，人类文明的进步既得益于原有基础成果的传承和积累，也得益于这种自由范围的向下扩大。原先只有少数人享有的自由，变成了全社会的自由。
因为自由能够打破自然和社会的枷锁，不再压抑社会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的本能动机，从而使更大规模的社会细胞的潜能得以充分释放，整个社会由此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巨大势能。在古代社会，这种自由范围的不断扩大需要建立在生产力发展，以摆脱自然条件限制。而在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的现今，限制性因素主要在于人类社会自身，自由的进一步实现和范围的进一步扩边，则主要依靠社会自身组织体系的解放和调整。
当下的国企改革，其实正是这样的一种自由取向的调整。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其中的关键性一环就在于体制性限制过多，经济因子求新上进的积极性不足。国企在国家经济中的体量和垄断性存在方式，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阻碍和改革新政的重要对象。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国企问题的处理就成为一个重头戏。而进行某种方式和程度的自由化，就是一个必由路径。但是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怎样的程度，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尽管“自由”可以转化为一种宏观层面的生产力，但它其实是一个中性词。因为自由所引诱出来的是一股力量，但是这股力量会是生产力还是破坏力，却还需要后续的引导和规制。正如人类研发出核能，这可以被用作发电，也可以被用作武器，而作为武器又防御性和进攻性之分。即使是对于进攻性的核武器，如果站在自身的立场上，也能将其视为维护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再如在社会层面，不受控制的自由也可能导致民粹主义、社会混乱，甚至导致文明倒退的结果。
体现在国企改革中，市场化也即自由化的方向没有错，关键点在于具体的形式和过程。国企虽是执政者在管理，但其实是国家和全民的物产。改变其所有权确实是全民利益的一次损失。如果这种方式能够调动生产力，自然是国民之幸。但如果起不到这样的效果，或者是像李嘉诚般出逃国外，或者是形成新的垄断，或者是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则是另一个极端。这是反对国企私有的观点的主要担忧。
国企改革与驾驭“自由”
不过在另一方面，自由意味着对旧秩序的打破，而这一向是一种冒险行为。但从整体宏观层面来看，只要方法得当，这种改变就是可控的、利大于弊的事情。对执政者而言，需要做的是驾驭这股力量，而不应因为担心而去禁锢它。这样也能够避免被压抑力量的集中释放而成为破坏性力量。
市场经济和自由发展必然会容易出现分化，这是以往中国政治一直十分警惕的情况，而且社会中至今仍有很强烈的反对情绪。当然，这是一种“不公平”，因为人与人最终所得不同。但是另一方面，却也是一种“公平”，因为人与人的能力、付出和机缘不同。
一个比较实际的现象是，一定程度的不公正，反倒能够起到促进生产力的效果。因为掌握资源者能够实现更大赢利，能够带动下层就业，而且社会下层在对比中也会产生更强烈的自我实现动机。但是在另一方面，社会资源有限且能够传承，渠道体制会固定，社会的分化往往便很难逆转，贫富分化只会愈演愈烈。
执政者需要做的是，尽量剔除其中的不公正的程序和额外的因素，建立规范有效的渠道和制度，使经济因子的付出与回报大体呈正比，并维持总体经济发展的动力。这有着较高的技术水平要求，而且需要随时作出改变以适应新形势。相对而言，在市场经济初始阶段，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更为有效。但在社会阶层固化、贫富两极分化、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制度模式固定之时，问题解决的难度更大，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应对之策，但如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改革、新加坡淡马锡模式，仍然能够为中国提供一定的参考。
在中国，还有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便是如何处理政商关系，包括如何对待企业家、商人。此前有文章《政商体系重构 “资本家”坐第几把交椅？》分析认为，在未来的国家体系中，中共与商人的关系将会被明确。虽然具体情状尚难猜测，但可以肯定的是商人将不会再被从中共政治体系中剥离，政治份量会加重，但不能成为主政者，不能直接参与政治决策和执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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