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传》（戴茂林、赵晓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据称是国内第一部高岗传记，书中评价高岗一生五大功绩之一是“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后勤保障”，该书唯一涉及抗美援朝时期内容第12章的题目就是“抗美援朝的后勤官”。
高岗发表讲话时留影
所谓高岗是“抗美援朝的后勤官”的说法流传广泛，其实都源于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命令同时规定东北地区“为（志愿军）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高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抗美援朝战争画卷》称：“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的最高组织者和总指挥，实际上是当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徐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45-146页）。
作者使用“实际上是”的说法明显有压低高岗作用的意思，但无意中透露的信息却是战争动员规模极大，战争后勤已发展为全国性任务。
由于1950年代发生了关于高岗的特殊政治事件，朝鲜战争史资料中涉及高岗的记载极少，仅从近年正式出版的几种官方资料分析判断，中国指挥决策体系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高岗。高岗参与了最高层指挥与决策，担负的是比战争后勤更急迫、更直接的前线与战场运作。
朝鲜战争期间主持军委工作的相继有周恩来、林彪、周恩来、彭德怀。林彪任职时间非常短暂：“1951年10月，中共中央确定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他上班仅3个多月，就病倒了”（见于《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加以林彪后来政治问题的影响，正式出版的文献上几乎找不到林彪主持军委期间与朝鲜战争有关史实的记载。
战争期间彭德怀全程任志愿军司令兼政委，他回国主持军委时在朝鲜前线另有陈赓（1952年4月-6月11日）、邓华（1952年6月11日-1954年9月5日）代理其职务，此种格局下代理者的作用应当非常有限。
中央书记处不直接参与战争与军事事务。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有关朝鲜战争而涉及书记处的内容有1952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关于彭德怀回国治病志愿军前方指挥由陈赓代理的报告》的批语：“同意，请即派陈赓去朝，彭来京治疗。刘朱周陈阅，退聂办”，也就是说仅涉及到高层人事任免才有书记处参与。
一、朝鲜战争期间高岗在党、政、军系统的地位
1945年6月高岗成为13名政治局委员之一，书记处5位书记之后是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8人。1949年6月高岗任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9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之后第6名），12月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1953年1月改称东北行政委员会），1951年11月5日高岗与林彪同时补任军委副主席列名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程潜之后，1952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仍兼原职。
概括地说，从朝鲜战争爆发始，高岗在党内排名第7（注：1950年10月任弼时去世，6月病重时其书记职务已由陈云代理。若考虑到康生养病则高岗是书记处之后第一人），在国家、政府系统列毛、朱、刘、周之后排名第5，军队系统在毛、周、彭之后排名第4（军事方面朱德、刘少奇未负实际责任）。同时高岗又是东北党政军首脑。以这四个方面与彭德怀比较，高岗仅在军队系统比彭低一位。高岗在党、政、军系统的综合地位是他在朝鲜战争期间居于战争指导、作战指挥最高层的必要前提。
1953年12月24日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向高岗提出严厉警告，高岗的政治生命在朝鲜停战5个月后即行结束，以致有关资料中难以搜求到有关高岗的活动痕迹。
二、1950年6月25日-10月9日：战争准备阶段的直接指挥者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最早动员的部队是驻齐齐哈尔地区担任生产任务的第42军：6月29日高岗在沈阳紧急召见军长吴瑞林，令其率部在7-10天集结于通化、梅河口地区待命。第42军到达指定位置后，高岗除指示作战动员、装备人员准备等一般工作外，还在7月中旬部署了两件与未来作战直接相关的事情：一是令吴瑞林带领参谋人员乘火车进入朝鲜，察看新义州、平壤、熙川、江界一线地形；二是指示第42军对渡江地点、渡江方式进行实地考察与评估（见吴瑞林《抗美援朝中的第42军》，金城出版社1995年。另注：更早些的军事部署见于第13兵团政委吴法宪记述，驻南宁的第13兵团指挥机关1950年5月奉命移驻郑州指挥已在河南的第38、39、40、43军，准备入朝作战）。
第42军动员之后，7月中旬周恩来主持国防会议宣布组建东北边防军。因原定东北边防军主要负责人粟裕、肖劲光、肖华一时难以到位，22日又决定由高岗指挥东北边防军。
东北边防军初组建时确定为4个军3个炮兵师计25万官兵，各部奉命8月5日前到达边境指定位置。8月下旬又决定将第9、19兵团分别配置于津浦线、陇海线列为东北边防军二线部队。10月8日令东北边防军改为志愿军，彭德怀9日从北京抵达沈阳就任志愿军司令兼政委。东北边防军指挥机关始终没有组建，从7月13日至10月9日东北边防军的调遣、动员、干部调配、装备等均由高岗指挥，但在公开资料中几乎没有对具体事项的记载。
10月8日的命令同时规定东北地区“为（志愿军）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后方工作”与“援助朝鲜事务”其实早已在高岗指挥下开展，尤以“援助朝鲜事务”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例如朝军在中国境内的活动就是最困难的“援助朝鲜事务”，有关研究基本是空白。1950年10月22日金日成向中国通报进入中国境内的朝鲜军队与党政机关番号（见中国军事博物馆编《抗美援朝战争记事》，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总计17.23万人其分布地区最远达柳河，距中朝边界的铁路距离有210公里，“训练时间暂定为5个月”。《抗美援朝战争记事》对此只有一个很简单的说明：“中国政府与朝鲜政府协商，完成妥善安置”。事实上这应是战时一项重要活动，尽管有政府间协商，实际操作却可能很复杂，涉及近20万武装军人绝非易事。苏联作为老牌的马列主义指导国家，历来奉行区别政党关系与国家关系、国家利益高于政党利益的原则，典型者如1930年代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因兵败而退入苏联境内休整，必须服从的条件是交出武器、不能走出划定的营地。
三、1950年10月9日-1951年8月31日（一）
参与战略部署与军级作战行动指挥
战争前期彭德怀与北京方面往来文电均以高岗为收电人，显示高岗也参与了作战指挥：
1950年10月2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高岗分析东线敌方企图、指示我方用兵；
11月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指示东线第42军调度；
11月2日19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关于第27军渡江点安排（特别提及是高岗的建议）及西线作战部署，22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指示应歼灭北进的美军第2师；
11月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高岗并告第9兵团司令兼政委宋时轮、副司令陶勇指示将第9兵团第27军用于新义州方向，第20、26军在沈阳待机；
11月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关于西线德川作战情况；
11月5日1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指示德川作战方针，2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指示应以朝军名义发布战报同时说明有中国志愿部队参战，3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指示第38军作战安排，22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宋时轮、陶勇及高岗判断东线敌军可能威胁西线我军作战，最终决定第42军转调西线将第9兵团投入东线；
11月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朝方代表）并告高岗，同意作战部署；
11月18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并告高岗关于释放俘虏及对国际局势分析；
11月2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东北军区副司令）要求准备随时扑灭空降之敌；
11月28日5时半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宋时轮、陶勇指示在西线集中4个军歼灭美军3个师，24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宋时轮、陶勇指示在东线争取歼灭美军2个师及韩军1个师；
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宋时轮、陶勇指示利用两次战役之间作必要休整但不要提过冬休息；
12月2日军委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解方并告高岗、贺晋年关于西线肃川、顺川、安州地区作战安排；同日毛泽东致电以上收电人、内容大致相同；
12月3日1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宋时轮、陶勇、覃健（第9兵团参谋长）并告高岗、贺晋年指示长津湖地区柳潭里作战行动；
12月3日17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高岗询问就地筹粮、大同江结冰、平壤铁路状况等；
12月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指示派一个师进占平壤；
12月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宋时轮并告高岗同意彭德怀4日电所述战役部署；
12月1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高岗、宋时轮通报美军在朝鲜的态势已无希望；
12月1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部署越过“三八线”作战；
12月2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并高岗请示在“三八线”以北整补及第3次战役的安排；
12月2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指示应在第3次战役完成后再休整；
1951年1月31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高岗并抄送金日成汇报第4次战役情况；
2月4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并高岗请示因第38、50军伤亡过大，拟撤回汉江北岸；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