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共高层在如何确定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和争论。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要求超速实现工业化的激进发展方针，一种是主张积极而稳妥的平衡发展方针。但在李志绥的回忆录中，中共八大成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权力斗争”的舞台。
晚年邓力群
曾经参加过中共八大的邓力群，在纪念刘少奇诞辰百年时接受采访，回忆了八大召开的前前后后，斥责了这种说法。
我谈一点同《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有关的历史事实。这些事实在党内知道的人不多，你们可能也都不大知道。我把我知道的这些事情同你们谈一谈，有利于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特别是对那些在国内外胡说八道的东西，可以有个澄清。有的人在国外的胡说八道，完全是为了向洋人乞食。嗟来之食怎么能吃？吃了就要为他人所用，就要为他人的需要胡说八道一通。这样就把自己的灵魂也出卖了，把中国人的良心都泯灭了。
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在美国情报局的策划下，有一个跑到美国去的人，写了一本很厚的书，通篇是肮脏的谣言，对毛泽东进行了恶毒的诽谤。（编者注：指李志绥所著《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这本书是这个人寓居在国外写的，在国外出版的。帝国主义反动分子把它作为宝贝，同时用英文和中文出版，西方的传媒对它大肆渲染，一炒再炒，一时搞得沸沸扬扬，以为这样就可以欺骗全世界，愚弄各国人民。这是帝国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国家惯用的手法。它们瓦解苏联的手段之一，就是中伤、诬蔑、诋毁这个国家的人民领袖，从斯大林开始，一直否定到列宁。这个国家的领袖站不住了，这个国家也就站不住了。帝国主义者要对我国实行西化和分化的图谋，他们便惯伎重演，把污水往毛主席身上泼，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中毁损他的形象。收买这个人来做这件坏事，是他们最近精心策划的一个行动。这个人呢，他接触过的事情他造谣污蔑，他根本接触不到的事情他也无中生有，真是极尽诽谤之能事。这个人可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
这个人造谣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说我党的八次代表大会是背着毛主席开的，是违背毛主席的意见开的，是同毛主席的思想相对立的。由此开始，到发生“文化大革命”，这个人都把它说成是毛主席与少奇同志、小平同志之间的所谓“权力斗争”。
这个人在他胡编乱造的书中煞有介事地说：“后来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告诉我多次----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指八大的政治报告）事先没有送交毛过目。那时即将任新职（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要毛休息，不参加会议。”“毛说：‘我提出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可是我仍然是党的主席啊。召开八大为什么事先不同我打招呼？八大的政治报告起草讨论，我没有参加，事先稿子也不给我看，说是来不及了。我又没有离开中国，有什么道理说来不及，不让我看一看呢？’”“我随同毛出席了开幕和闭幕会，并在后台听了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我一听到刘、邓两人的报告，就知道毛一定会大为震怒。我也非常惊骇。毛的确有理由觉得中央在压制他。刘的政治报告和邓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赞扬集体领导路线，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进一步向党代表保证，中国绝对不会出现个人崇拜。邓修改的新党章中，不但删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这句话，并为毛设立了荣誉主席的职位----这些都显示毛的党主席职位并非终身职，党领导要他交出权力。”“我在‘八大’会议中首次发现，毛和他的指定接班人刘少奇之间，存在着如此重大的歧异。‘八大’是毛与刘、邓两人关系的转折点。毛觉得中央领导是有意排挤他，并且想削减他的权力。”“毛往后所有的政治行动----共产党整风、大跃进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全是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总路线而做的出击。”
这个人扯出这样的弥天大谎，真是连最起码的常识都不讲了。他的书除了胡编乱造，就是连常识也不讲的胡编乱造。最近，曾经长时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三个人一起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是针对这个人的一派谎言写的。这本书写得很好。我认为，这本书提供的真实的历史，可以把这个人的谣言、诽谤完全澄清。书中涉及到八大的问题也引用了很多材料，其中包括毛主席的许多批示，除了引用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上的以外，还有其它很多更为丰富的东西，一看就可以把这个人的谎言戳穿。你们没有看过的话，应该找这本书来看看。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两本书放在那里，一比较，就知道哪个是真货，哪个是假货。
关于八大问题，在他们三人写的书里面已经有的，我今天就不去说它了，说些他们的书里没有写的事情。这些事情也足以粉碎这个人捏造的谎言。
根据我们党的七大党章的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通常情况下每三年召开一次。七大是在1945年召开的。但是七大召开后的整个形势大家都知道，很难按通常情况来三年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到1949年，正是我们党领导人民争取民主革命胜利的决胜阶段，“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是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刻，决不能让敌人有喘一口气的时机，犯下历史性的错误。在1948年或194年里召开党的八大是不可想像的。1950年到1952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我们需要全力进行民主改革，在蒋介石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上，恢复国民经济，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人民生活。我们需要全力来捍卫我们这个新生的政权，要进行还未完了的局部地区的人民解放战争，要镇压反革命，镇压一切仇视这个新生政权并继续作反抗的阶级敌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我们还需要全力来进行美帝国主义者强加给我们的抗美援朝的战争。所以，在这个时期，我们也没有时间来召开党的八大。但在1952年底，中央还是考虑过关于要开八大的事情，当时决定先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1953年，我们国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工作。以后又出来一个高饶问题，中央不得不花精力来处理这个中央所极不愿意看到的有碍党的团结的问题。1954年就这样过去了。1955年3月21日到31日，在北京开了原定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毛主席致开幕词，又作了会议的结论。在31日作结论的讲话中，毛主席说了中央决定于1956年下半年召开党的八大的事。这是第一次说得这么具体。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要在1956年下半年召开党的八大。在下半年哪一个月开，这个决定没有作具体规定，但说了由中央政治局来定。在这个会上，除了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还通过了《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邓小平还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
全党这么重视召开八大的问题，怎么谈得上这个人所说，召开八大事先没有同毛泽东打招呼？整个事情的酝酿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的嘛！这个人编的是“天方夜谭”，是“一千零一夜”。相信不得！他那个时候还根本不是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根本谈不上可以随便接触毛主席，可以随便同毛主席谈话，毛主席怎么可能向他大谈这么一些重大的问题？这个在那个三人写的书里作了揭露，说得很清楚。
要召开八大的问题提上了日程，怎样筹备八大的工作自然就成为中央领导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考虑的主要问题。七届六中全会后不到两个月，1955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楼召开座谈会，西楼会议室里济济一堂。出席者包括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的负责人，共120多人。这个会议就是布置召开八大的筹备事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他首先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要召开八大的指示。
他说，毛主席讲，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他说，毛主席指出，八大的准备工作，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可以设想，如果不加快建设，农业和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仗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等等。
在传达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之后，少奇同志接着提出要求，也就是号召吧，要全党准备八大，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要使八大的准备工作和各地各部门的工作结合起来。因为根据分工，少奇同志要负责准备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所以在这个会上，少奇同志也打了招呼，为起草这个报告，他准备在最近要找各部门的一些负责同志作个别谈话，请各部门的同志预先作好准备。
少奇同志抓得很紧，只隔了一天，从12月7日开始，就陆续找国家机关、中央各部委的负责同志到他那里去汇报，一个部一个部地听，每次汇报中间，少奇同志都讲了很好的意见。他是边听边记，时而插话、提问，画龙点睛地讲一些话。一个部一个部的汇报会，我和胡绳都列席了。少奇同志的这些意见，我们俩都作了记录。后来我还在人民日报社从头到尾进行过详细传达。可惜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把这些记录都销毁了，现在脑子里能记得起来的东西很少了。
少奇同志的这个调查研究，是跨年度的，从1955年的12月7日开始，一直进行到1956年3月上旬。少奇同志是下了决心的，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听汇报、讨论，连续听了三十几个部门负责同志的汇报。这些部门有国家建委、城建总局、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农村工作部、煤炭部、电力部、地质部、石油部、建筑工程部、重工业部、国家计委、地方工业部、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手工业管理局、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外贸部、农产品采购部、劳动部、全国总工会、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卫生部、文化部和国家体委等。座谈会基本上是一个部门谈一天，个别部门也有谈上两天的，经常从白天一直开到过午夜。这样一天连着一天谈，进行七八十来天，算一个段落，然后间隔个把星期的样子，再谈七八个部门。总之，少奇同志是集中心思来进行这项调查研究工作，安排得很紧凑，搞得相当紧张。我记得第一次开始谈的是薄一波和万里，薄一波当时是国家建委主任，万里是城建总局的局长。
少奇同志的这个听汇报将近完成的时候，毛主席从外地视察回到北京。毛主席听一波同志讲起刘少奇正在召集中央各部委逐个听取汇报的事，说这个方法很好啊，请一波同志帮助他也来组织这样的汇报。于是，毛主席也一连听了三十多个单位的汇报。开始比少奇同志晚一点，结束也比少奇同志晚一点，是从1956年的2月中旬（14日）听起，一直听到4月下旬（22日）。在毛主席听汇报的过程中，有一些次，少奇同志也一块去听了，如林业部、国家气象局、中共中央财贸工作部、商业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负责人的汇报，就是少奇同志到毛主席那边一起听的。这充分说明毛主席、少奇同志他们的工作是很协调的。少奇同志是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交待和指示的，毛主席也是认真吸取少奇同志的工作方法的，目的都是要调查清楚中国的实际情况，探求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写出一个好的八大的政治报告来。
其间，具体的月份我记不准了，可能就是1956年一二月间的事，少奇同志对我们说，中央要准备召开八大，要为八大准备一个政治报告。少奇同志指定陈伯达为他起草。同时找了几个助手，帮助陈伯达收集意见，准备材料。我算其中一个。
我们的工作便加紧进行起来。应该说，陈伯达在起草报告中间是用了心思的，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搞出了一个初稿，马上送给少奇同志审阅。少奇同志看了以后不满意，他把这个稿子送给胡乔木看，问乔木同志对这个稿子有什么意见。乔木认真地看了，回头向少奇同志汇报，说陈伯达起草的报告不像一个党中央向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倒像一个学术报告。陈伯达听了当然不是味，很生气。少奇同志与乔木有同感，认为乔木同志的评价是正确的。少奇同志就说，那好啊，他写的不行，你来搞一个。少奇同志就转过来要胡乔木负责起草，而且说他历来的方法就是这样，他自己写文章总是找大家来提意见，各种反对的意见、不赞成的意见都可以讲，他叫人帮助他起草的东西，总是七改八改，改到大家没有意见为止。
乔木接受了任务，确实认真地起草起来了。在起草的过程中间，有这么一件事，我认为特别重要。有一天晚上，少奇同志找我们几个，包括陈伯达在内，到他住的甲楼去。当时恐怕已快10点钟了。去了以后，看得出来，少奇同志非常兴奋。他说他刚刚从毛主席那里开会回来，毛主席讲了很好的意见，同我们起草八大的报告关系密切，所以把你们找来。毛主席讲了什么呢？他听了三十几个部门的汇报、作了两个多月调查以后，归纳起来，提出了十个问题，就是十个关系。刘少奇一一地给我们作了介绍。他说，有了毛主席的这个讲话，我们这个报告的主调就有了。起草八大的报告要以毛主席讲的这个十大关系为纲，这样把八大报告和十大关系就联为一体了。这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看少奇同志当时是显得那样地高兴，那样地兴奋，因为可以说是这一下子找到了门道，找到了起草八大的政治报告的路子了。原来正发愁，要陈伯达起草，陈伯达写了个像学术报告那样的报告，再要胡乔木起草，胡乔木的还没有搞出来，搞出来成不成也不知道，怎么办？少奇同志心里还不踏实。现在有了毛主席的这个讲话，一下子豁然开朗，给我们找到路子了，事情好办了。所以那些谣言讲，八大和毛主席想的完全是两回事，是什么对着干的，那毫无根据，完全是在胡说八道。
少奇同志讲的毛主席关于十大关系的谈话，是毛主席在他们几个常委中间的谈话。后来不是开了个政治局扩大会，正式讲十大关系吗？少奇同志给我们讲的这次是在毛主席正式讲十大关系之前，早多少天，具体的日子我也记不住了，大概在4月份里吧。毛主席正式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那次政治局扩大会是在4月25日开的。《论十大关系》，是我作的笔记。毛主席的这个讲话，以苏联在各方面的经验作为鉴戒，初步总结了我国那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他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无论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可以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人家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能去学。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都应采取这样的态度。他批评说，过去我们有些人把人家的短处也去学。他举了一个那种机械搬用、照抄到家的例子：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的，我们则是设文化部、电影局的，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但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了。所以毛主席批评他们是风派，毫无主见。毛主席审时度势、独具匠心地指出，要正确地处理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主席提出这十大关系的问题，其主旨，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主席的这个讲话当然非常高明，无怪刘少奇那样心悦诚服，那样兴高采烈，要求胡乔木要以这个讲话为纲来起草八大的政治报告。
八大的报告要以毛主席讲的十大关系为纲，这个主意定了以后，胡乔木的起草就容易多了，好办多了。当然起草和修改八大政治报告决不是乔木一个人的事，是全党的事，是全党在进行的事。
据知，1956年4月21日，小平同志草拟了两个起草班子的名单，即起草八大政治报告和起草修改党章报告的名单，经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彭真、康生等审阅后，少奇同志在这两个名单上批示：如政治局同意，即照此办理，交邓小平处理。5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这两个起草班子的名单。政治报告起草班子的成员正式定下来的有王稼祥、刘少奇、陈云、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邓小平。反正，胡乔木一直负责这个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最难办的是十大关系的排列，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怎么样调整。毛主席讲的，有他自己的思路，先讲经济关系。完全用主席的思路来写政治报告也不一定恰当，所以哪个在前，哪个在后，讲完哪个矛盾再讲哪个矛盾，胡乔木很费周折。
不少人说毛主席早就要把刘少奇搞倒，或者刘少奇早就对毛主席有这个意见、那个意见。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从我经历的这些事情看，他们两个之间，整个中央集体之间，可以说是互相学习，互相尊重的。毛主席看到了少奇同志做调查就跟着做调查，还说这个办法好，我也学嘛。毛主席讲了十大关系以后，少奇同志又觉得毛主席讲得好，尊重毛主席的意见，要按主席的意见来写报告。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和谐，非常密切，整个中央领导集体在八大开会之前、之后，都是紧密团结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就没有不同意见的讨论。
接下来到了1956年6月间，少奇同志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宣部陆定一同志要宣传处王宗一同志起草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那次会议我没参加。这个社论批评了冒进。在社论中间，片断引用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一段话。那个序言里有这么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序言中这段话两方面都照顾到了。毛主席的序言中还讲，现在农村反右倾保守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要解决工业建设中间如何反右倾保守。而这个社论呢，没引毛主席序言中反对右倾保守的话，只引了反冒进意思的话。在这个问题上看来少奇同志和毛主席之间没有很好地商量。少奇同志主持这个会议，把社论定稿了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大概知道了这个社论的内容，说不看了。这样就在6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毛主席很不满意。据吴冷西同志回忆，1958年1月开南宁会议，吴冷西的名字放在列席会议的人的第一位。会议一开始就把这篇社论当作靶子，系统地批，严厉地批，一段一段地批，而且毛主席讲，引用他的话，片面地各取所需。
我说一下这件事，因为同下面的事还有一些关系，对这些事情的关系应该有个正确的判断，比较合乎实际的判断。
1956年7月，八大政治报告的第一稿起草出来了。7月下旬、8月中旬中央领导去北戴河后，毛主席亲自找有关的同志谈了一次对乔木稿子的意见。具体讲了一些什么，我现在实在记不清了。隔了几天，少奇同志又找起草的人到他别墅去开会，说一波同志对报告有一个意见，请他来讲讲，然后你们考虑怎么吸收他的意见，把报告修改好。一波同志来了以后，说这个报告里只反右倾保守，不反急躁冒进，是片面的，应该加上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我们吸取一波同志的意见加上了，通过的时候也是这两方面都照顾到了。这一次报告里面加了反急躁冒进，毛主席没讲话，没有反对。
到了1957年，周总理、胡乔木、彭真到杭州去，毛主席对他们讲，1956年反急躁冒进，他的心情受到压抑，整个一年心情不舒畅。到了1957年，毛主席把他的意见说出来了，他不赞成反冒进。这个时候要去莫斯科参加第一次莫斯科会议（莫斯科会议召开于1957年11月中旬），恰好《人民日报》起草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提法在写农业四十条的时候就提出来了。毛主席把稿子带到了莫斯科，修改时在题目上加了四个字。原来他加的是“鼓起干劲”四个字。周谷城认为“鼓起干劲”不响亮，建议把“起”字改成“足”字。从莫斯科回来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社论：《鼓足干劲，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发表时已是1958年初。后来召开的南宁会议，就把1956年6月间反冒进那篇社论批了一通。听说当时没点少奇同志的名，被批评得最尖锐的一个是周总理，一个是陈云。
对于这件事情，我也好一阵子想不明白，为什么1956年6月间提出反冒进，他心情不舒畅；八大的政治报告既反右倾又反冒进，加进反冒进的内容，他没有表示不同意，而到了南宁会议时候，专门就反冒进提出尖锐的批评。这样一件事情，究竟怎样理解？想来想去，我想作为政治报告来讲，它是要管一个历史时期的，你不能只讲反右倾，从头到尾一直反到底。整个历史时期中间，可能有这样的毛病、那样的毛病，作为一个总报告，应该全面都考虑到。实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总的来讲，两种倾向都要反对，所以总的政治报告反右、反左都应该说到。至于哪个时候主要是反什么，和总报告应加以区别。情况在变，党内的思想认识也在变，两种倾向总的都要反，一个时候主要反什么，重点反什么，应该是不同的，要根据一个时候的主要倾向是什么来决定。我想这样想，比较可以想得通。
批评反冒进是八大召开以后的事了。回过头来讲，八大的政治报告几经修改，才最后定稿。在修改的过程中，毛主席书面的批示就有十几二十来个，口头的，我知道的重要意见就有两次。一次是责成外交部专门就政治报告的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路线认真地作研究，提出积极的意见。后来外交部就这个部分作了很详细的研究，由张闻天同志负责，提出了他们的批评和修改意见，谈了两三个钟头。还有一次就是要统战部把党内外的关系研究一下，包括统一战线中间的政策、路线、方针，后来李维汉同志也就这个部分提了很好的意见。这样，根据毛主席的批示，根据外交部、统战部及其他部委的意见，反复修改，一直到八大开会前夕才最后定稿。
起草小组的人日夜加班，就在中南海的西楼。到最后阶段，改一段送给少奇同志一段。
记得一天晚上，11点钟左右，少奇同志找起草小组的同志到他住的地方去谈，这时他已经进到卧室去了。他说，对党的领导部分加了一段意见，就是讲毛主席的正确在大革命时候就证明了。对蒋介石搞的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毛主席一开始就主张进行抵制和反抗，同国民党作斗争。陈独秀不赞成，使蒋介石的阴谋一步步得逞，实现了他对国民党的直接控制，把共产党从蒋直属的部队中排挤出去。到后来秋收起义，井冈山上插红旗，中央苏区的建立，都证明毛主席的正确。可是尽管毛主席是正确的，如果党内的多数不认识他的正确，不选择他作为我们党的领袖，还是不行。毛主席的路线是对的，临时中央没去苏区以前，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军队干部、地方干部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执行他的路线取得了胜利。临时中央在上海站不住脚，到了中央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时，把毛主席从领导中排挤出去了，但执行的军事战略战术还是他的路线，所以第四次反“围剿”还是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就一反毛主席的路线，执行的完全是博古、李德的那一套，结果失败了。经过失败的比较，不但原来跟着毛主席一起干的人更进一步认识了毛主席的正确，连反对过毛主席的人也认识到毛主席正确了，这才开成遵义会议。由此证明有毛主席、有毛主席的正确还不够，还得要有全党的正确选择。少奇同志说他在政治报告的党的领导中，把这个意思加了一段文字，要有全党的觉悟，特别是全党重要干部的觉悟，到了遵义会议才解决这个问题。由这一点也足以证明少奇同志在整个八大期间是信服毛主席的，是衷心地拥护毛主席的。他和毛主席在感情上、思想上不存在什么分歧。他这段话后来经过起草小组文字上的提炼，写定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从我们党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党的经验多少和党的领导人选对于党是否犯错误有重要的关系，但是关系更重要的，是各个时期广大党员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是否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总结斗争中的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考验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这是少奇同志特意加上去的。他说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想好，想睡也睡不着。这个问题想好了，写出稿子来了，就可以睡觉了。少奇同志加上的这段话，可以说是毛主席、刘少奇之间关系的实际情况的文字证明。整个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十大关系证明了中央领导集体的关系是团结一致的，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紧密团结的。
党的八大在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接近结束的时候，要通过政治报告，同时要通过一个决议。起草小组仍然集中在中南海西楼，分工负责，连夜加班，政治部分由胡乔木负责，经济部分由陈伯达负责。胡乔木的稿子出来了，然后由陈伯达统管，一边看一边改，一边读一边改。胡乔木起草的部分有这样一个提法：我们的生产关系经过三大改造是先进的，可是我们的生产力还是落后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要发展生产力。对于胡乔木的这个表述，大家觉得很好，陈伯达也认为好，而且说这个提法和列宁一篇文章的提法是完全一致的。列宁有篇文章中有个提法，叫“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稿子定了以后，还没来得及打印，就由陈伯达、胡乔木把修改稿送到毛主席那里，请他审阅。他那时正好在游泳池，还没有睡觉。毛主席看后表示同意，这样就在第二天的会上通过了。我最近看到一个材料，大意是：好像过了两个星期，毛主席表示这个提法恐怕不妥当吧。陈伯达讲列宁的文章中有这样一个说法。毛主席说，你们讲列宁的文章和我们讲中国的情况不是一回事。俄国同西欧来比，生产关系先进，生产力落后，这是个实际情况。你们按照这个说法来说我们国内的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同列宁的原意就不一致了嘛。
大概到了1957年的二三月间，受到波匈事件的影响，国内城乡发生了闹事的乱子。毛主席提出三大改造完成以后，阶级的矛盾并没有完全消灭，仍然有阶级矛盾的问题。同时他说到在三大改造的高潮中，资本家是敲锣打鼓拥护公私合营，在这样的情况下，阶级的关系、阶级的矛盾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认为已经解决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主观决定于客观嘛。到了1957年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讲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1957年6月公开发表的时候，根据反右斗争的经验，做了重大原则的修正。
毛主席这次讲话以后的第二天，少奇同志要到南方去视察，我们几个人随行。在火车上，他把毛主席的讲话记录给我们传阅。我的印象是说经过三大改造，阶级问题解决了，阶级矛盾解决了，突出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说，不但大家都认为当时的阶级关系问题解决了，就连毛主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里面，也认为阶级问题基本解决了。少奇同志根据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在湖南和上海也讲了现在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的问题。对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地表现在什么问题上，如何来正确处理这些人民内部矛盾，少奇同志也有很多阐发。这也表明少奇同志是紧随毛主席的思想的。以上是有关八大本身的一些历史事实，就这个机会向你们把我所知道的、经历过的说一说。了解了这些情况，你们研究这个题目，就可以放在更准确的历史事实基础上来评论。现在一般的说法：八大会议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是正确的，后来毛主席离开了八大的决议，重新认为阶级矛盾是主要的。仅仅用这一句话没有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细致地进行研究，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历史的情况搞得清楚一些、准确一些。这里面很多的事情需要从头到尾一件件地理清楚。理清楚了以后，对于1958年、1959年以至1962年这中间的许多问题才能说得合乎实际，正确地加以表述。因为我现在没有重新看这些材料，我也说不准，但作为研究这个问题来讲，我看还需要下功夫，用一句话不能把问题说清楚。再补充一个情况。这个人还有其他的人所制造的八大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反毛泽东这样一些谎言，除了刚才说的外，还有一条，说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标志，是因为刘、邓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泽东。在三个同志所写的书里面就这个问题也提供了很丰富的材料、证明，雄辩地驳斥了李这个人的谎言，给了他一个兜底翻。就我所记得的，解放初期，具体哪一年我记不准了，是毛主席自己首先提出不用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毛泽东著作，这是在八大以前好几年就提出来的。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陆陆续续出去参加国际和平运动，回来的人反映：到了欧洲，到了东欧，特别是到了苏联，听到这么一种议论，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实际上这些问题产生在解放前。毛主席到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时再次谈到这件事，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
听了从东欧、苏联回来的人的反映以后，感到有必要适应当时的情况，对这个问题做若干修改。我们知道，斯大林一直到了抗美援朝，他才相信中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中国党不是铁托式的党，毛泽东不是铁托。考虑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局，毛主席在当时主动提出这样一种改变是有他客观的历史根据的。由此我还想起1956年1月份知识分子会议上，毛主席再一次不赞成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店在苏联，我们是分店；主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只是枝叶。”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哪一年有什么文件通知及什么样的要求，在《历史的真实》里头都列举了很多。不知同志们看了这本书没有？要尽可能想办法把这本书找来看一下，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人，这本书不能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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