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在历史的大格局中，中国文学当然也不例外。无论你选择什么“立场”，使用什么样的“语法”，只要历史不结束，你的选择就不会结束。
大约是1989年冬天，有一天老布什到美国国会演讲，说，今天戈尔巴乔夫给我打电话了，冷战结束了，你们赢了！于是全体议员起立，一个个老泪纵横，掌声经久不息，长时间都不能坐下来开会。这确实是一个戏剧性场面，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半个世纪的冷战，历史突然在一个早晨轻松地定格了凝固了。
于是一个名叫福山的人和他写的书立刻风靡全球，他宣布历史终结了，“为承认而斗争”的人性欲望已经得到了满足，普遍史就失去了发展的原动力，于是发展和质变都没有可能，历史就这样终结了。于是在中国，在学界，在文坛，普遍主义的“终结论”也开始大行其道。于是“后现代”开始了,于是文学也进入终结时代，宏大叙事更是应该终结了。于是历史被“碎片化”了，个人被“原子化”了，文学被“游戏化”了，只剩下语言在狂欢。但这究竟有什么可开心的，您当真明白吗？套用一句北京胡同串子的话:究竟是我傻了，还是他脑袋进水了?
“终结论”者有一个隐含的思想逻辑：既然历史终结了，人家赢了，那么赢家就该通吃，赢家就该坐庄，这个世界就该重新洗牌，游戏的玩法就该按赢家的规则来，从今往后大家都要按赢家的意图出牌。
任何政治经济战略都需要自己的修辞，但任何修辞都改变不了内在的战略意图。比如夸大文明差异、以西方和非西方划线的《文明的冲突》，比如认为技术进步可以改变历史、宣扬技术至上的《第三次浪潮》。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观在中国的全面登陆。人家美国都打喷嚏了，中国能不得流感吗？从前言必称希腊，如今不“后”就不叫学问。拿别国的理论资源来硬套中国的现实，简单的“话语的平移”，是桔是枳不论，能确立“全球一体化”的价值观就行。于是我们看到，颠覆解构既往的一切成为学界和文坛的最能吸引眼球的时尚。
我们空白，一部现代文学史只剩下两个半人：张爱玲、沈从文和半个鲁迅。且不说赵树理周立波丁玲柳青这些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就是茅盾郭沫若叶圣陶郁达夫朱自清闻一多这些国统区作家也都提不上台面。因为人家美国人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不承认呀，人家只认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呀。人家是立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呀，是主张价值中立的呀，人家这才叫“普世原则”呀。至于说鲁迅，既然暂时还抹杀不掉，那就阉割他吧。于是作为忧愤深广的思想界斗士鲁迅不见了，只剩下一个颓废的孤独者鲁迅，一个写不出长篇小说的鲁迅，一个七情六欲俱全、经常记载“濯足”和讨要稿费的鲁迅。
我们怀旧，殖民地上海成为我们最温馨最感伤的记忆摇篮。民国杂忆，秦淮旧趣，吴侬温软，夜夜笙歌，小资风流，如烟随影。租界弄堂里有着最丰富最复杂的人性，舞肆歌楼里的柔软身段最为消魂，与洋人性交才能称得上做爱。在文学想象中上海还是个亚洲城市吗？她的姊妹花叫香港，她的近亲是东京，她的远戚是巴黎伦敦纽约，上海可以像当年的日本那样“脱亚入欧”了，或者直接脱亚入美，成为一块飞地。
我们唯美，不，我们纯审美超审美，六朝无文，惟归去来辞。中国文学史上只有一个诗人，他叫陶渊明，其余的都不能叫诗人。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陶渊明的诗最好，独一无二，超过李白、杜甫、屈原诸人。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诗，“哀民生之多艰兮，掩长袖以太息”就不是诗，“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也不是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岂止是粗糙？简直就是污言秽语。没有身体的解放就没有人的解放，没有与身体细节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的全面恢复，也就没有真正的人性基础和真正的文学表达----这叫“文学身体学”。
总之我们全都错了，一百六十年来中国人全是在瞎折腾。革命党不如维新党，维新党不如保皇党，保皇党不如慈禧老佛爷。当老百姓的就要守住自己的“人性”和“日常”，人生不要太飞扬，要安稳。“颓废”才是百年文学史的美学特征，革命不过是感时忧国的“精神弊端”。
这样的“重写文学史”不过是重写中国历史的另一种说法 ，辞达而已”成为那时就已经公认的艺术经验总结。六朝骈文中也出了不少华美精彩的篇章，难道对仗和用典不是一种好形式吗？不是同样可以体现汉语之美妙吗？不是同样具有独创性想象力吗？可是“骈四俪六”却成了后代嘲讽挖苦的材料。因为后人都明白“言之有物”的重要性，“及物”才是写文章的根本。人的情感经验是离不开社会生活的，倘若认为小说应该表现人的心灵，那么真实的心灵一定是和真实的历史联系着。倘若认为写小说也是审美，那么这个审美对象一定是和意义联系着。
有人发出预言，说将来中国的图书市场要被外国图书占领，将来的读者只读外国小说，中国的书根本没人看。我不相信。我只知道，在世界文学历史的大格局中，十七十八世纪的文学高峰是欧洲人创造的，十九世纪的文学高峰是俄国人创造的，二十世纪的文学高峰是拉丁美洲人创造的，似乎并没有转移到美国去的迹象。于是对拉美文学就采取了阉割的态度，也不管人家同意不同意。民族国家百年受压迫和人民反抗的历史不见了，只剩下“魔幻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这技术层面的审美。那些战略家们深知仅仅输出电脑芯片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输出文化和价值观念，于是就输出“普世原则”，输出“西方正典”。再以帕慕克新近获诺贝尔奖的《我的名字叫红》为例：作品明明是通过“细密画”及内在精神与西方油画及思想方法作对比，表达两种不同文明既有冲突的一面又有共存的一面这样一种思考，以回应“文明冲突论”。可在某些战略家那里，这种思考不见了，只剩下“五十一种声音同时说话”的技术经验。五十一种声音真的很难吗？
我一点都不怀疑，随着中国的经济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中国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产品一定会大批量地走出国门。这就好像80年代全国都在说粤语白话、模仿港台明星做派一样，那是由经济高地向洼地的自然流动，而不是作品的品质决定的。到那时中国真的能拿出表达中国人民（而不是少数精英）争取解放、渴望尊严和自由、并由此寻找到中国道路的优秀作品吗？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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