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慈欣、韩松、王晋康等一批作家的不懈努力下，中国的科幻小说创作逐渐迎来了又一轮的新高潮。一则新闻引起了中国科幻爱好者的广泛关注，人们纷纷探讨，科幻文学“姓科”还是“姓文”？
2015年9月14日，李源潮在北京与刘慈欣等科普科幻创作者座谈
澎湃新闻的一篇文章谈到，一次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在北京与刘慈欣等科普科幻创作者座谈中，“科幻”和“科普”这两个概念被紧紧地绑定在一起，联结成一个特定的词组。这种语词并置其实体现了主流舆论的一种常识性认知----科幻与科普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这种观念具有怎样的历史依据和合理性？又是否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呢？
科幻与科普之间的历史渊源
根据现有的文学史研究成果，“科幻”这个文学类型诞生于19世纪的西欧，20世纪初传入中国，它作为一种“被译介的现代性”，与梁启超发动的“小说界革命”密切相关。
1902年，梁启超在发表于《新民丛报》的《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一文中，论及他创办的《新小说》杂志将要登载的小说类型，这位相信“新小说”与“新民”存在密切关联（“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者故”）的思想家专门列出了“哲理科学小说”一类，称它是“专借小说以发明哲学及格致学”。
无独有偶，1903年，鲁迅翻译法国科幻作家凡尔纳的小说《月界旅行》（这部小说在今天更为通用的译名是《从地球到月球》），在为这部小说所写的“辨言”中，鲁迅也向“科学小说”寄托了厚重的期望和崇高的使命。鲁迅热情地称赞它“缀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他还进而提出：“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在梁启超等思想先驱的倡导下，晚清的新小说家们翻译和创作科幻小说----在晚清获得广泛使用的术语是“科学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觉世新民”的实用目的。中国的科幻小说也从此背负起沉甸甸的普及科学知识和科学观念的启蒙重担。
在晚清经历了一段短暂的繁荣期之后，科幻文学很快又遭到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五四新文学”的压制。虽然20世纪30年代陶行知开展的“科学大众化运动”和《太白》杂志特辟的“科学小品”专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科普事业，但西方科幻小说的翻译和本土科幻小说的创作在整个民国时期却都成果寥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科幻文学迎来了一段新高潮。1955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一批从事少儿读物、科普读物出版的编辑响应中央的号召，将一些科普文章作者和儿童文学作者，拉入“科学幻想小说”的创作阵营，初步形成了新中国第一代科幻创作队伍。这股创作热潮持续了近十年，直到“文革”爆发方告终结。
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中国的科幻创作重新启动，并延续了五六十年代那种“少儿化”和“科普化”的写作模式。但与此同时，科幻界对于“科普化”倾向的反思也开始出现。1979年，科幻作家童恩正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使用“科学文艺”这一相对笼统的概念，提出“科学文艺”应当与“科普作品”相区分，它并不以介绍科学知识为目的，在这里，科学内容是“作为展开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的需要而充当背景的”。童恩正的观点立刻引起了广泛反响，郑文光、肖建亨等作家都先后撰文表示支持。
在“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时代主潮中，以童恩正为代表的观点显得有些不合时宜。1979年8月14日，鲁兵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把童恩正提倡的“科学文艺”称作“灵魂出窍的文学”。1982年7月11日，《文汇报》发表邓伟志的《科幻小说应当宣传科学》，支持《中国青年报》。1983年10月29日，《光明日报》刊发房亚田的《警惕“科幻小说”中的精神污染》，将讨论上升到更高的政治层级。这场关于“科幻文学”到底是“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论，最终带来的是对一批在主题、题材、创作方法上进行有限开拓的科幻小说的“清理”，一度活跃的科幻创作急速衰落，科幻期刊纷纷停刊，普通杂志和出版社不再出版科幻作品。
这种萧条的局面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了转变，在刘慈欣、韩松、王晋康等一批作家的不懈努力下，中国的科幻小说创作逐渐迎来了又一轮的新高潮。这批作家都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和科学训练，具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储备；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普遍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并不视科幻文学的主要社会功能为科学普及。为刘慈欣和中国科幻赢得世界性声誉的《三体》系列，就是这一波科幻创作浪潮经过长时间积累所结出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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