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场正走在十字路口，官场文化和官员心态都在经历一场转型，“为官不为，尸位素餐”已经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心腹大患。9月18日上午，李鹏之子，现任山西省长李小鹏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8次常务会议，据报道，会议现场李小鹏将当下山西经济形容为“最困难时期”，痛斥“一些地方和部门不作为、慢作为、工作措施不力等问题”。如此表述，可见其心态之焦急。这种对于“为官不为”的斥责，过去一年频频见于报端，从李克强到省级高官，对此多有抨击，但见效甚微，原因为何？面临眼下这种可能是前所未见的官场“顽疾”，中央又该做些什么？
据不完全统计，自2014年起，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至少七次批评今天官场“为官不为”的情况，甚至为此“拍了桌子”。“（官员）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尽其责、有作为。对不敢抓、不敢管，尸位素餐、碌碌无为的干部，要坚决采取组织措施，为官不为的典型要公开曝光！失职渎职发生重大问题、造成恶劣影响的，该处分的要处分，该撤职的要撤职！”
从这些表态中，可以看出中南海对于地方官员的政策执行力不高流露担忧。尤其在反腐加码，经济下滑的趋势下，如果作为主力军的官员再没有动力，那改革势必面临危机。那究竟中国官场究竟哪里“病”了嗯额，简单总结，，从省级到基层一线，各级官员也多因为反腐、整风、不敢出风头以及公务员队伍不稳而出现“畏难”情况，在政治上表现为群众路线运动下不得发牢骚的“不敢说”，在经济上表现为经济结构转型而导致的“不敢做”，伴随着以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心态，整个官场呈现出一种“迷茫”和“不为”的状态。
表现一：因反腐、整风怕出头
反腐、整风的不断加码，让地方上的一些官员不敢多做事，束手束脚，不敢在这个敏感时期“出风头”。尤其是有些时候，一些可能平时还比较负责的官员，因为在处理某些事情如对待上访人员的过程中措施不当，就有可能因此遭到严重的处理。正像陆媒在采访中部某省政府一位官员时所说的那样，“现在这种气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目前在反腐的高压态势之下，一些地方的官员最关心的，不是怎么做事，而是怎么做才不出事，把自己的“乌纱帽”看得太重而忘了自己的职责。
表现二：经济结构调整背景下的庸政
今天，很多地方官员主观地把中央推动的微刺激简单理解成了不刺激，结果导致改革和调结构推不下去，出现了经济下行的趋势。从全国范围来看，GDP增速“刹车”的迹象也十分明显，共有27个省市区的GDP增速回落。当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之后，原本对GDP数字十分敏感的一些地方政府，仿佛一夜之间“脱胎换骨”了，面对一系列微刺激政策，落实不力，最终导致了GDP数据下滑，这也是为什么李会怒而拍桌。
在中南海严重，刺激和改革并不对立，部分刺激措施同时也是改革的措施。“微刺激”的目的在于夯实促改革的宏观经济基础，在于为改革赢得必要的时间和空间。告诫各地政府，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经济结构调整，并不意味着不要经济发展，不能用“经济结构调整”作为自己“庸政”的挡箭牌。这是中央向地方传达的重要信号。
表现三：个人利益受损后的懒政
反腐和整风，在普通中国百姓眼里，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政府官员的“吃拿卡要”减少了，这恰恰是以往最能激起民愤的一点。且不说反腐成果让官员不敢再无所畏惧地“伸手”，就是八项规定中“厉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也让一些官员曾经认为的某种“不算事”的“小偷小摸”被严厉禁止，除了正常的工资外，还包括各种形式的补贴、津贴以及福利分房、优厚的养老待遇等也渐渐不复存在。例如在2013年5月，王岐山就亲自出面，督促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而以往官员收取“会员卡”，即使在一些民众眼中，也并不认为是一种严重的“违纪行为”，却一样被中央明令禁止。
这种直接把准脉络的动作，让很多地方官员产生了一种“不拿也不干”的“报复性心态”。不能吃请了、不敢收礼了，什么“好处”也没有了，于是在一些官员心中，不断滋生“没什么意思”、“情绪低迷”、“满腹牢骚”的心态，自然对工作也就是得过且过，坐混其日遑论“热情”与“干劲”，懒政之风骤起。
表现四：用公务员队伍不稳定作挡箭牌
在与一些地方官员交谈时，听到他们抱怨最多的地方就是“公务员队伍很不稳定”。特别是上文所说的整风之后，不仅是官员，很多普通公务员的隐性福利被取消，基层队伍的积极性受挫，导致目前公务员队伍里人心不稳，很难高效地开展工作。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自身庞大的机构和臃肿的人事，使得大量公务员人浮于事，不作为，在目前中央严格要求地方要有执行力的背景下，自然会让一些人感到“不适应”，觉得收入和付出不成正比例，甚至萌生去意。
虽然这些公务员可能只是中国政治的最小构成单位，而以往海外观察人士在观察中国政治时多将注意力放到了高层人事布局、领导者政治动作甚至各派系权斗之上，甚少关注中国基层官场。但是正是这1,300万、占据中国总人口数量百分之一的基层公务员，构筑了中共执政的基础，也是中共领导层包括习近平最为关心的人群。对于今天公务员群体心态的变化，中共不会毫不知情。
可是对于习来说，公务员队伍的动摇，并不是一个需要“特别重视”的问题，也更不希望地方官员以此作为“要挟”，成为自己的庸政懒政的借口。毕竟对于今天庞大的公务员队伍来说，再出现一次下海潮，也许并非一件“坏事”。
在经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之后，山西可能是中国官场特点最凸显的地区，这种“为官不为”的情况最为严重，因此逼得李小鹏说出了文章开头的那番话。心病还须心药医，如何治疗“官场顽疾”，一方面需要官员认识到习近平和李克强的苦心，中共今天希望在中国打造出一种“精英治国”的方式。在中共的概念中，未来中国的官僚制度，将会出现两个层面的分级。首先是中高层，将是一大批具有人文或技术背景的精英领导，他们的晋升凭借的是与数不清的同僚竞争，在晋升高位之前需要在无数管理岗位上接受类似经济发展、社会维稳、外交手段等方面的考核。对于这部分人来说，政治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要务，要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道德使命感。另一方，中央政府如何通过制度，重新激起官场士气，激励官员“做事”的积极性，也是迫在眉睫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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