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占领中环”、行政长官普选等政治争抝的香港，在今年迎来了回归18年的纪念。18岁，对于普通人来说代表着成年，而围绕着这颗东方之珠未来发展的讨论却依然喋喋不休。
去殖民化到去中国化，围绕着这颗东方之珠未来发展的讨论却依然喋喋不休
“一国两制”是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而提出的基本国策。自1997年回归祖国以来，香港摆脱殖民统治，依法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继续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自上台以来，也常以香港拥有“一国”和“两制”的双重优势来作为施政宣传语。但是，香港舆论场关于“一国”和“两制”的讨论也从未停歇。
“去殖民化”和“去中国化”
9月20日，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国务院港澳办前常务副主任陈佐洱在香港提出，香港在经济民生方面的进展有些差强人意，目前香港出现两个“化”的问题，包括没有依法执行“去殖民化”和老殖民者炮制的“去中国化”，造成香港巨大内耗，引发许多问题。这一言论，在香港引起了广泛关注。
陈佐洱认为，香港特区成立后，一些重要领域没有处理好香港在国家大格局中的定位和良性互动发展，出现了上述两个“化”的问题。不“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国化”，使得“一国”之下的“两制”都受到伤害，这种背离历史本质的怪现象造成了香港巨大的内耗，引发许多问题。
香港已经正式回归中国了，那为什么还在提“去殖民化”呢？这是香港社会最为疑惑的一点。
据《文汇报》报道，新民党常务副主席田北辰认为，陈佐洱所指“原本应放在历史博物馆的东西跑出来招摇过市”，是指香港近来有人挥动的龙狮旗、本土化思想，以及对抗和国家融合的心态。他指出，虽然挥动龙狮旗的人并不多，但已给人错觉，认为香港仍有好多人的心未回归。
香港回归到现在，殖民地元素在哪些层面存在？香港最大的政党民建联副主席陈勇向界面新闻记者表示，最主要还是部分人仍然曲解历史，忽略近代中国历史，以及并不重视让香港市民充分了解、应用《基本法》，陈佐洱的言论对香港人是善意提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陈佐洱在香港并没有具体阐述什么领域还需要“去殖民化”，他只是说，香港没有依法实施“去殖民化”，让一些本应放在历史博物馆里的东西跑出来招摇过市，有的还被奉为“金科玉律”。至于“去中国化”，则是说老殖民主义者在上世纪80 年代初炮制的“去中国化”，死灰复燃，气焰嚣张。
曾被上世纪80年代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近些年来的经济数据并不如从前好看。陈佐洱认为，香港过往发展凭借的诸多优势今天还在，但优势不是优越感的同义词，简单重弹老调的那些优越感，是盲目的有害无益的催眠术。
对于香港的发展，陈佐洱表示，该去的要坚决去掉，不该去的绝对不能去掉，该管的一定要依法依规管起来。
陈佐洱是香港回归历程中重要的中央官员，曾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代表，是香港政商界和传媒都极为熟悉的人物之一。很多香港市民熟悉陈佐洱这个名字，就是源于当年的一场“车毁人亡论”的风波。
1995年11月，陈佐洱在中英财政专家小组第5次专家小组会议上提出，中方主张香港社会福利要不断提高，而且在《基本法》里面有明确规定，1997年以后也是有保障的，但像这样用比GDP高5倍的速度来增长社会福利，而且要连续10年，就好比在一条崎岖的山路上，开一部高速的赛车。如果再这样下去，用不了多少年，可能会车毁人亡，而这个车的司机就是港督彭定康。
香港政界认为殖民心态只是少数
时至今日，陈佐洱的言论也仍然受到香港各界的关注。此次关于香港“去殖民化”的言论之后，香港立法会主席曾钰成回应说，陈佐洱的意见只属个人看法，“不应视为是中央对香港的看法”，在市民尤其是年轻人当中，仍然有“殖民”心态的只是很少数，但如果要“一国两制”取得成功，必须尊重“一国”及认识国民身份，同时保留“两制”中的优越。
行政会议成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指出，殖民制度对香港有长时间影响，并非能以法律去除，认为香港应秉承“一国两制”的好处，一方面保持过去良好传统，另一方面加强了解国家。
香港近几年重燃支持殖民统治的言论，冲击中央政府权威和管治，令内地人担忧。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指出，回归后港人对国民身份认同未能透过教育及其他渠道改变过来，对殖民仍相当缅怀及回忆，不少人不承认是中国人，只承认是香港人，更有“中国人滚回中国”的言论，令内地人难以接受。
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张志刚表示，陈佐洱的“去殖民化”言论，不是针对香港的司法制度，而是针对部分人的“恋殖情绪”，香港有少数人挥动港英时期“龙狮旗”原本是小事，但经过传媒大肆报道，难免刺激中央的神经。
21日，陈佐洱再就香港没有依法“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国化”作出阐述，强调有国才有家，家国不可分，只有本土，没有本国的意识是错误的，两者不可分离，本土情怀要升华至家国情怀。“大家都是中国香港人，有国才有家，应该为此感到自豪，不应去中国化。”
陈佐洱续称，香港回归前后是两个决然不同的时代，最重要的体制是根据《基本法》来规范，而进行“去殖民化”，是实施《基本法》的一项重要任务。
他认为，若与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发展利益发生抵触，而没有加以纠正，就会出现“去殖民化”的问题。有关“去殖民化”，皆可从法律中对照出来，但由于事关香港本地立法和执法的问题，他难以一一阐释。
至于“去中国化”，陈佐洱说，作为中国香港人、香港永久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应该感到自豪，而不应“去中国化”。陈佐洱又认为，不“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国化”的“怪现象”虽然只是香港一部分人的言行，但依然值得警惕和注意，香港特区重要政治架构中的重要人物，尤其要有清醒的认识。
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表示，大部分港人都拥护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以及“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虽然近年有很少部分的香港人拿出其他的旗帜，或发表有本土主义倾向的言论，但只是占非常少数，认为陈佐洱毋须过分担心。
中联办主任提出：香港特首超然于三权之上
今年是《基本法》颁布25周年，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新情况的出现，中央官员在不同时期对于《基本法》的解读有新的表述。
在9月12日举办的香港《基本法》颁布二十五周年研讨会上，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张晓明出席并提出，香港不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行政管理权相对于立法权处于主导地位，而且行政长官具有超然于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机关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
这类表述，是中央对港官员首次提出，在香港也同样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张晓明认为，香港不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回归前不是，回归后也不是。他表示，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分别设立，相互间存在制约关系，就是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那么，《基本法》最终确立的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呢？ 张晓明做出的表述是，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是在中央政府直辖之下、实行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行政与立法既相互制衡又互相配合、司法独立的政治体制。这一表述也可以简明扼要地概括为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
张晓明继而论道，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地方性政治体制，香港特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都是来源于中央的授权；香港特区政权机构设置及其相互关系的决定权、政治体制发展包括普选制度的最终决定权，都是中央所拥有的。
至于行政长官，张晓明认为，行政长官在特别行政区整个政治体制中处于核心位置，这是香港特区行政主导体制最大的特征。“ 双首长身份和双负责制使行政长官具有超然于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机关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处于特别行政区权力运行的核心位置，在中央政府之下、特别行政区三权之上起着联结枢纽作用。这是行政长官履行对中央政府负责的责任所必需的，也是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实行有效管治所必需的。
这是中央官员少有的对香港政治制度做如此表述。
界面新闻记者查询到，《基本法》第八十五条规定，香港特区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不受任何干涉。
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2014年1月曾公开表示，《基本法》清楚订明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三权分立的原则，并以颇为明确的字眼界定三者的不同角色。
香港大律师公会也发表声明称，无论行政长官在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中的角色被如何表述，在《基本法》下亦不能被理解为凌驾于香港法律之上，张先生（即张晓明）以“超然于三个机关之上”描述行政长官的特殊法律地位，难免被解读为特首凌驾于三权之上，引起公众焦虑。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回应指，关于行政长官的宪制地位和责任，在《基本法》内写得非常清楚，至于在特别行政区内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各自的权力与一些规限，亦在《基本法》内有清晰的条文，我看不到有甚么不清楚的地方
对于公众和法律界的批评，林郑月娥只是称，一般有些都是为了批评而批评的人士，无限上纲，说张主任的发言好像等于说行政长官是”无王管“的，他是凌驾行政、立法、司法机关，是不需要守法，我觉得任何有常识的人士也不会得到这个结论。
负责香港法律方面的袁国强也回应指，从政治体制的角度看，行政长官无疑是香港特区的首长，是代表香港特区，张主任的意思并不是说行政长官是有任何的独大的权力，并不会有某些传媒或某些人士说，好像做了“土皇帝”，这绝对没可能。“行政长官不可能超乎法律制度或司法制度，一定要受香港法律制度所监管，我相信大家不会有不同的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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