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太可能放弃“和平崛起”

9月16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第14届“蓝厅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中国“没有理由去挑战在战胜法西斯基础上建立的国际秩序，也没有动机去推翻自己全面参与其中的国际体系。但同时，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完善，以顺应国际关系发展进步的时代潮流，体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诉求・・・・・・中方愿与各国一道，为推动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的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启程访美前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也表示：“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不可能由哪一个国家独自掌握。中国没有这种想法，也不会这样做。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中国高层的这些表态，显然是在释放一个重要信号：中国愿意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承担更多责任。

近两年来，中美之间在诸多议题上不断发生冲突，以致于两国的疑惧心理都达到了令人紧张的地步。美国国内甚至在对华政策上进行一场大辩论，一时间学界、智库、两党、国会等精英人士呈现出“强力遏制”、“合作为主、遏制为辅”或“维持现状”等多个主张。他们之间产生激烈交锋，不过美国对华大战略仍未明朗。而习近平的访美在这个关键时期进行，对于中美双边关系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值得观望的是，习近平能否让美国精英相信中国将真诚地履行“和平崛起”的承诺，不会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将是对习近平和北京的一个重大挑战。

不过，不论中美双方达成什么样的结果，都必须认识到一个必然的事实：中国不太可能放弃“和平崛起”。这是由中国内部因素----也是关键因素所决定的。如果美国无法认清楚这一点，将很可能作出严重的战略误判。

和平崛起提出的国内因素

2005年10月，《外交事务》刊登了郑必坚一篇题为《中国“和平崛起”之大国地位》的文章，该文试图说服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中国深受于大量的贫困人口、资源不足、环境污染、技术落后、社会不安等一系列国内问题的困扰，将长时间专注于国内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将以和平的方式获取技术、资本和资源，绝不会走上侵略、殖民、战争、扩张的道路。这就是著名的“和平崛起”理论。郑必坚的文章显然是在官方的授意下对“和平崛起”观点作出的一种理论建构。经中国政府的大力宣传，该理论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

看看这个理论本身不难发现，无论是郑必坚、王缉思，还是其他为和平崛起辩护的学者，都离不开对中国国内因素的反复强调。而和平崛起也的确是由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结构决定的。
19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并未取得显著成就的情况下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价格改革的失败更是诱发了“天安门事件”。由于担心政党内部保守势力的反扑，也同样是出于政权稳定的需要，邓小平毅然选择比较优势和出口导向结合的经济战略。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可以通过提高社会剩余的规模和较高的储蓄倾向促进资本积累。依赖于要素市场发出的反映要素供求关系的价格信号，企业可以及时调整产业和生产结构，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根据这样的经济理论，中国在1990年代后大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比较优势发展战略，通过促进出口实现高速经济增长。

得益于持续的市场化改革和实行比较优势的出口战略，中国快速融入世界体系当中，在1990年代中期以来实现了出口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的快速增长。然而，中国积极地拥抱全球化，加入世界垂直分工体系的后果却是严重的。正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岳健勇博士指出的，由于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中相对得益与发达国家严重不对称，导致中国难以摆脱对发达国家技术和市场的依赖，从而在经济乃至政治上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岳健勇：《中国加入WTO背后的政治及其后果》）

中国在国际垂直分工体系处于中低端位置。所谓垂直分工，是指将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设计、采购、制造、运输、销售等环节放在不同的国家，利用不同国家的要素禀赋优势和生产的规模经济整合资源，提高整个系统的效率，最终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在于原材料、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低廉，因而在这个垂直分工体系当中主要从事要素供应和简单的加工组装。而利润高昂以及技术水平较高的环节。则基本在发达国家国内进行，或者在外企严格控制下的东道国进行，以避免东道国实现产业功能升级和部门间升级，对发达国家的产业地位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如轴承、发动机等，以满足国内制造的需要。可见，中国在这个垂直分工体系当中处于“两头在外”的状况。这种产业关系满足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却给中国带来了环境污染、贸易摩擦、贸易利得不足、资源耗竭、产业升级举步维艰的严重后果，而发达国家则享受了巨额的“要素租金”，同时双方形成不平等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当中的各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塑造了中国国内产业结构、政治体制和发展路径，同时也必然推动了中国成为这个国际体系的利益攸关者。

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共的政权合法性从原来的革命历史遗产、魅力领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迅速转化为对经济绩效的依赖。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给中国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使得西方国家和国内精英形成利益共同体，共同分享中国的经济成果。这也是中国能在199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增量改革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所在。
不过，即便中国深度融合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半边缘国家，也并不能使得西方国家相信中国不会构成对现状的挑战。原因在于，中国日益增加的能源需求、实力增长引起的权力格局剧变、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政权的本能疑惧、持续的贸易摩擦等多个议题的冲突，都使得中国在崛起的路上遭遇到了强劲的限制力量。结合国内利益格局的考量，于是提出了“和平崛起”理论。

中国没有放弃和平崛起

“和平崛起”的提出似乎并没有使得西方信服中国真的会“和平地崛起”，甚至有西方战略家形容这是一种“孙子式的战略欺骗”。中国战略家和军事家擅长通过虚实转化迷惑对手，因此西方世界满腹疑惑地猜测中国所声称的“和平”究竟是“虚”还是“实”。如果我们将这一叙事放在当下的背景，那么西方更容易相信中国所谓的“和平崛起”只是一种战略欺骗。西方认为中国的目的在于骗得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以实现快速崛起。当下中国日益强势的外交立场和逐渐抬头的民族主义似乎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但是，如果仅仅因为中国在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问题上逐渐强硬，就认为中国崛起是一种威胁或者否定“和平崛起”本身，显然是不公正的----尽管在“合法”的界定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争议。中国毕竟没有像美国那样对另一个主权国家进行侵略。

一个崛起的大国必不可少地在某些问题上与其它国家产生摩擦甚至冲突，关键在于该国在处理这些争端时是否释放出足够的可以通过协调、谈判等和平方式解决这些问题的空间。至少我们应该看到，在胡锦涛和温家宝执政时期，中国曾经对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在争议性领土实施某些主权化措施的行为保持了极大的克制，而美国并没有指责这些国家。美国这种双重标准无意于帮助解决如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冲突----不过美国的真实意图是否在此呢？

并不能因为中国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采取日益强硬的姿态就否定中国本身。必须清晰地看到，没有任何可靠的迹象表明中国放弃“和平崛起”。中国国内的利益集团掌控着国家权力，垄断着政治权力而不受宪制性约束，拥有超强的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对市场、社会也拥有极强的渗透能力和控制能力。他们与国际资本集团形成的同盟在国内并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反而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以及加强对外开放来推动这种同盟关系的制度化建设。
实际上，中国不仅不可能放弃和平崛起，甚至无法成为东亚的霸权国或者构建由其主导的东亚秩序。因为中国要这么做，要解决以下几个难题：第一，如何应对美国在东亚的势力存在？中国面对不仅是美国在东亚存在的既定事实，而且也是如何说服其它东亚国家的难题。第二，中国如何构建东亚的经济体系？中国在产业结构上与东南亚国家属于竞争关系，中国无法像日本那样通过构建某种“雁型模式”来打造自己的垂直分工体系，从而让东南亚国家形成对自身的依附，但经济上的依附是构建霸权经济体系的关键。第三，如何处理对日关系？中国与日本都是东亚最重要的国家，然而两者糟糕的双边关系却成为东亚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中国如果无法处理好对日关系，那么在争夺东亚领导权这个问题上，两国都终将失败。第四，如何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惧？ 1949-1976年中国积极对外输出革命的历史让其他东亚国家心有余悸，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性质也让一些民主国家感到恐惧。

即便中国能够解决上述问题----似乎并不可能，由于中国本身处于一种对发达国家依附地位，如果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就无法实现霸权的意图，更无法整合东亚经济。

而日本也无意于推动东亚区域的政治、经济一体化。日本致力于促进东亚经济的相互依存，建立一个开放性、制度化的区域经济集团，在强化日本在东亚经济体系中的领导地位的同时，也改善所处的地理政治环境。至于日本在东亚政治领导权的问题，只要在对华关系上没有根本性的突破以及美国继续保持在东亚的势力存在，哪怕日本在“正常化”道路上取得显著的进展，日本也不太可能成为东亚的政治领导者。

所以我们发现，由于远远没有形成深度的经济融合和稳定的区域制度，东亚地区安全状况也没有能够因为相互依存的增强而根本改善。东亚国家的安全需求超过了经济需求，该地区成为一个由现实主义主导的区域。中国的势力增长所带来的权势结构的不断变化迫使周边国家持续调整对外政策。在一个现实主义主导的区域，均势政策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应对权力格局变化时的本能选择。而从地理政治的逻辑来看，无论是日本还是东盟等国家，它们邀请区域外大国的介入来维持均势是一种国家理性的行为。而这恰恰为美国在东亚的势力存在提供了充足的合法性，因而美国也有理由认为，美国如果离开亚太，那么东亚必然陷入军备竞赛的可怕境地，这对该地区的安全环境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在美国的战略规划下，东亚绝不能出现一个由单一大国主导的区域安全秩序。美国最希望见到的，是在某种同盟制度框架下，由同盟国承担更多责任的区域体系。次优的选择就是东亚保持中国和日本两个势力的均衡，美国则充当一个“离岸平衡手”来维持东亚安全秩序。因此，即便是作为亲密同盟国的日本，其“正常化”也必须在这种战略设计范围之内进行。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将在继续深化美日同盟的基础上构建某种东亚安全协调和多边合作机制。
那么作为一个综合实力远远不及美国的区域大国，中国在崛起路径上的唯一选择就是与日本共同分享东亚地区的领导权，否则它将面对美国在东亚构筑的强大的同盟体系以及其它东亚国家的联合抵制。更何况，中国的国内因素已经形成了和平崛起的路径依赖。

应当清晰地认识到，如果说习近平访美的重要任务在于说服美国精英相信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一种必然，那么美国精英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则必须做出明智的选择----去相信它。正如我在《中国外交战略为何转变？》一文中告诫西方的，“对中国的理解，必须将其放入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和现实背景之中。否则我们看到的只会是西方意象里的中国。”美国会作出怎样的抉择呢？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