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新加坡，人们马上联想到的不是“选举”，而是“专制统治”。你大可以将新加坡的专制归咎于首任总理李光耀：他认为对于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国家来说，异见只会造成障碍，尤其执政党大多数理念和政策都是正确的时候。
9月12日新加坡人民行动再次赢得大选
但作风强硬的李光耀于今年3月以91岁高龄去世后，如果你以为他的人民行动党（PAP）将开始走下坡，这就大错特错了。早前，其子李显龙率领的领导班子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令全球大感意外（也许他自己也始料不及）。可以说，这次胜选反映新加坡人民将李光耀父子、PAP和政府政策视为一体，并予以肯定。
被视为一体在政治上不一定是坏事。外人嘲讽李氏家族治下的新加坡是“家长式管治”，但如果这些“家长”既有智慧，又不会私吞人民财产，而且制定的公共政策大体上可取，那么这种“视为一体”的观念，就可以转化为特殊的社会凝聚力（或社会资产），成为社会迈向成功的关键。
新加坡在多方面的数据都十分骄人：人均收入高、犯罪率低、医疗系统评分高、学校水平高，人民对高等教育也趋之若鹜。但问题也有不少，例如贫富悬殊、外劳问题、房价高企等。但这些问题都不是新加坡独有，亚洲以至全球都存在；而李氏政府广受民众认同，可以推行解决措施。
套用一名前内阁成员的话：“世界瞬息万变，施政也不能一成不变。”在这方面，新组成的政府应该在后李光耀时代更加包容异见和尊重媒体自由。
另一种对新加坡的不屑评论是：新加坡只是一个小国，它的成功无关紧要。这又错了。全球半数国家（联合国承认的国家有193个）的人口少于1千万，当中许多国家人口少于新加坡，如爱尔兰、乌拉圭、挪威、科威特和新西兰。因此，与其批评新加坡的选举不纯粹，倒不如以开放的态度检视其整体施政哲学。
制定政策不能闭门造车，无论是跨国公司不见天日的办公室、国会晦暗无光的会议室，或半数为亲政府议员的议事厅，都不是制定良策的好地方。我们需要尊重智慧、意在制定出最佳政策的机构（例如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也需要明智、有诚信且薪酬优厚的政府官员。
然而，尽管50年来成就斐然，PAP仍然担心会出现最坏情况。该党在2011年大选中失去多个国会议席（这在新加坡是件大事），令其政治光环略为失色，也令PAP陷入自我怀疑。此外李光耀和多名政要退休，也对该党造成打击。
PAP统治新加坡多年，如今突然开始担心选民会寻求改变，转而支持反对派候选人。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小心眼、能力又较逊的政府（像泰国）有可能在惶恐之下延迟大选，或冒着冲击制度公信力之险进行筛选，只准许政见和理念相似的候选人角逐（参见香港否决2017年选举方案经过）。
但李氏政府没有这样做。尽管反对派积极参选，但PAP仍然屹立于高地，最后大举胜出。不过，正如一名新加坡记者指出：“示威集会和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令人民大感不安，因而选择逃回安全地带，担心反对派胜出后会组成弱势政府。选民是精明的。”他的观察可能有点道理。
新加坡革新党在大选中落败，其一名候选人将选举结果与中国及朝鲜的情况相提并论：“这是专制政权和洗脑的结果。新加坡人活该得到这样的政府。我不想再听到他们抱怨。 ”
根据我的经验，新加坡人一点都不笨，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指责选民并不明智。早前，他们选出了服务国民的“家长”，而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1996年，我第一次去新加坡，留下深刻而良好的印象，并为此在《洛杉矶时报》专栏撰文。但没有一个美国记者愿意花点时间亲身去新加坡看看，或去访问李光耀（一名专栏作者称他为“小希特勒”），他们还认为我疯了。我开始自忖：美国媒体是不是也疯了？
20年后，大多数西方媒体终于以正确角度看待新加坡，承认这个国家的发展是成功的，而且有充份的现实理据：该国管治良好。哪里还有这样的家长？
我诚心希望中国领导人好好观察新加坡的情况。已故的李光耀向来坦率承认自己对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并不热衷，因为他认为这种制度的结果难以预料（可能产生出能力不足的领导人）。但他也承认，这种选举制度让人民对政治有参与感，也令执政党有了贴近选民的理由。
新加坡的制度并非适用于任何国家，本文也并非要论证这一点。不过也不应该轻视这个制度，何况新加坡的体制的确是值得尊重的。
顺便一提，你有没有关注邻国马来西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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