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是香港雨伞运动一周年，传媒、参与团体及相关人士从上星期起就纷纷有所动作，开始重温往事与旧地重游。雨伞运动作为重大事件，本应令所有人对于社会的权力与物质关系之认识有所改变。然而，一年过后，对于运动所带来的正面作用，人们或许要注意避免对之过度高估甚或错误评估。
香港占中一周年 这座城市有哪些改变
运动过后的哀愁与狂喜
有媒体借雨伞一周年，找来运动中处不同角色的人士访问，试图从多角度、立体地呈现事件的各个面相，当中包括名堂甚响的学运领袖与社运分子。然而，各段访问中所看到的，是诉诸个人经历与情感。作为业已失败的行动，至个人层面当然只有挫折感。抗争作为公共议题与策略讨论，当抗争者要回溯地看待事件时，重要的不应该是自己的个人体验或得失。媒体表述出来的是阶段性胜利但实然是失败主义，要不就是个人创伤。这种沉重的气氛恰恰就盖过了应有的反思，正在感染香港人。
伤感情绪往往伴随著对形式的迷恋，在很多抗争者之间这已成一种享受。从运动期间的歌曲、艺术品、连侬墙、帐蓬与自修室，人非草木，对之带有某种感情也无可厚非。但从抗争者的行为与反应来看，他们仿佛将这些工具视为比运动本身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成了舍本逐末。到底运动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从前的革命家、真正的革命者，会纪念自己失败的革命吗？要做的不应该是检讨自己失败的理由吗？难道我们在每年“六四＂与“七一＂仪式之外，要再加上一个“九二八”？
在死气沉沉的另一边，却夹杂着一股狂喜。港人变得愈来愈喜欢嘲讽与戏谑仿作。所以现在同时有了政治的娱乐化与娱乐的政治化。后者往往在艺人明星的访问发言、微博贴文与市场策略中看到，他们一举一动都要考虑到背后的政治意涵与讯息，在中港冲突之间再没有艺人可以独善其身。前者则显现在嘲笑高官议员的行为与发言，将之放大，比如说大量的二次创作。从将香港台湾新闻娱乐化的鼻祖《苹果日报》以至新兴媒体《100毛》及《毛记电视》，所做的就是把娱乐新闻的主角从明星换成了高官政客，受众消费这些新闻所带来的愉悦跟娱乐版是类同的。
重新认识政经状况与条件的必要
香港人最擅长盘算利益与风险，逢事先问“这有没有用？有没有效？”（或“这能不能赚？”）香港人是现代人类工具理性极致运用的最佳例子。放下了这些心态后，香港人竟吊诡地堕进另一种极端的思想──一种乌托邦式的思想，做着完全没有实际效用的事，冀求以道德感召或嬉笑怒骂就可达成目标。再者，对运动与进步的思想，必要离开狭獈的黄丝带对立蓝丝带的想象图式。作为符号的丝带最多只能有统战与动员的作用，对进一步面对当前状况实然有害无益。理论工作也不可停留在“是运动还是革命？”的定义问题，这对于本质是偶然性的群众运动本身目标与手段毫无助益。香港人应该意识到的是：香港最缺乏的不是行动，而是学习与思考。
学习与思考的起点，始于把握这世界正以政治经济学的方式运作，而不是伦理学。香港人不应该抛开自己最大的专长。在双方的对决之中，若不认清（或不肯承认）自己与对方的位置与物质条件，只能援引外国的例子（例如甘地），化作想像中的达成目标的“胜利条件＂。由于缺乏认识，过程中“大陆＂始终作为想象物来理解，连带“胜利条件＂也是想像的，所以过程中迷惘，过后是失落。有人乐观地说“输掉一场战事，不等于输掉整场战争＂，今次不行，下次再接再励。然而革命不是请客食饭，他们有把握可以再次动员同等数目的群众吗？押下去的赌注、交出去的筹码，脱手而去就不再复返。占领行动需要花费个人的时间精力，关涉工作前途与法律责任，更有赖社会各界的信任与同情，没有比“真普选＂更清晰明确与为人所欲的目标，大概没有人希望有另一次占领行动。
运动的进行方式建基于对行动的目的与形式的想象，若将大陆政府跟香港的关系想象成家长式的，即政改及特首普选方式的“给予与否”是给零用钱似的关系，不给就发难的话，最终不能说服别人。况且，香港整体仍毫无准备走这路线，依然有一大部分的人对重大事情漠不关心，只想维持原状。在这情况下我们已经手握着改革的条件了吗？大陆与香港之间政治上的拉扯愈益紧张，但经济上的统合进行得愈发如火如荼。唯有在这种背景之下去思量香港与大陆之间的关系及以后应该相应的策略，才是正确的出路。
问题不在于你做了些什么：抒发个人情怀、以笑代怨看待荒谬的事情，这些本身都是个人自由。问题在在于有什么你没有做：如果发生如此重大的事件，付出了努力与代价过后，却对世界运作的认识无颠覆性的改变，这恐怕才是最叫人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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