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雅图到华盛顿，从波音微软到联合国大会，短短一个星期，习近平主席跨越了美国东西部，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哑铃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又一次别开生面的会谈，双方在备受关注的经贸、网络安全和气候问题上达成多项共识。对于美国来说，中国国家主席及其夫人一行所展示的中国风貌，让他们对大洋彼岸这个新兴大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于中国来说，则通过这次访问再次向美国人讲述中国故事、促进中美相互交流和理解。在习近平主席一行结束访美之际，观察者网专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请他来为我们讲讲中美关系的大国博弈、双方对彼此认识的转变，一窥未来两个大国的发展和合作路线。】
中美关系要从长计议
观察者网：这次习近平访美被称为是邓小平以来的最重要一次访美活动。您认为这次访美活动对于中美关系有什么意义？
吴心伯：当年邓小平去美国正值中国改革开放，那次访问开启了中美关系一个新的阶段。36年后，习近平主席再次踏上美国时，首先来讲，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力量和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中美战略角色也发生了改变；其次，中国新的领导层执政以来，我们对内、对外政策都有调整，对内不断深化改革、反腐败、依法治国，对外则推动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自身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非常想了解习近平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有魄力的领导人，他的理念、对美国的态度、对中国内外政策的一些基本考虑，因此各界都非常关注这次访美之行。
观察者网：这次习近平访美，首站选在了西部工业城市西雅图，然后再到华盛顿。有人认为这样的安排是有意提升双方的经贸关系，降低政治分歧，并将这次访问形容为一个“哑铃型访问”，您怎么看这次访美的路线安排？
吴心伯：西雅图的行程安排特点，第一是强调中美地方合作，我们看到习主席去的当天就出席了中美省州长论坛，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是以地方推动中央（联邦），因为在华盛顿听到的都是一些关于中美关系的负面信息，但是到了地方就很积极，大家都很欢迎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所以这个就是以地方来推动中央（联邦）。
第二，以经贸来推动政治，这次西雅图之行安排有波音公司和微软总部，包括我们和波音签订合作协议，采购300架飞机等等，实际上就是提醒大家，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核心，我们讲中美关系互利共赢，主要就是体现在经贸领域。很多政治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就通过打经贸牌，争取美国的商界。长期以来，美国商界是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积极力量，所以这次重点也是放在这块。
第三，夯实中美关系的人文基础，因为奥巴马的总统任期最长也不过8年，但是从中美关系长远来讲，两个社会、两国人民形成的友谊和相互之间的理解，是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习主席这次访美距离奥巴马巴马任期只有一年了，所以不可能把很多精力花在他身上。但是从中美关系发展来讲，我们要从长计议，要推动地方合作，扩大经贸交流，推动人文交流，所以西雅图这一站实际上非常重要。
利用积极因素形成中美关系的正能量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华盛顿的负面评价比较多，商界和地方政府则比较积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
吴心伯：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原因吧。一个是在华盛顿，行政部门的官员、国会的议员以及一些智库研究人员，这些人更多是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并不具体参与中美之间经贸、社会文化交流互动，所以他们感受不到中美两国经贸合作带来的具体利益。但是到了地方就不一样了，我如果是这个州的州长，或者城市的市长，和中国扩大贸易对我的就业、税收都有好处，如果中国企业到我这里来投资，更是帮了我的大忙，这些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是中美关系中最接地气的地方。而华盛顿，特别是这些国会议员，很多都受到个人意识形态背景、特定利益集团的影响，所以态度会不一样。
观察者网：那么华盛顿和地方这两种声音，哪一种更能代表美国社会的主流？
吴心伯：我觉得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华盛顿那些声音，你不能讲它不是主流，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主流，但只是主流的一部分，不代表整个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刚才也提到，美国商界和地方政府、东部和西部、州一级和市一级，他们对中国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美国的主流声音是一种多元共存的主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重点抓它的地方、抓它的商界，通过他们来推动和影响华盛顿那一部分主流在中美关系中的态度。而且美国商界利益集团对政治的影响很大，更可以为我们所利用。
观察者网：您接触到的美国学界和政界人物，他们目前对中国的认识有什么区别？
吴心伯：其实还是有不同的声音。有些学者能够从大局长远来看待中美关系，希望中美两国展开合作，不合作对双方都是灾难性的，所以他能够把这些分歧摆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不是讲他无视这些分歧，而是很得当地来处理分歧，不是扩大分歧，也不是一叶障目，这一点很重要。也有一些紧盯着一两个负面的、有分歧的问题，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对美国造成威胁。
从政界来讲，国会对中国的看法一般比较负面，因为议员要迎合民粹倾向。美国军方、国防部门对华强硬派比较多，负面看法也比较多，相比来看，白宫、国务院、包括商务部、财政部，务实的则比较多。这次习近平访美之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有一个演讲，讲的就比较平衡，她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中美之间管控分歧的能力超过分歧本身”，这一点非常重要，分歧总是有的，关键是要有人来管控它。
当然美国社会内部的分歧很大，因为涉及到很多不同的利益集团，有些利益集团从和中国的关系中得到好处，比如波音、微软，他们都是依靠中国市场的。但那些劳工组织却是怨气冲天，他们会说“你看工厂都搬到中国去了，我的工作机会都没有了”。还有些产业因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对他们形成冲击。
所以说，美国政界、学术界还有商界对中国都有不同的看法，这里面有商业利益的冲突，也有意识形态的冲突，我们要做的就是和这些积极的力量加强交往和互动，共同形成中美关系中的正能量。
观察者网：这算一个曲线交往路线吗？
吴心伯：应该讲，这反映了我们现在对美国社会的运作特点和规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处理中美关系更有技巧。通往中美关系的路不仅仅只有华盛顿，别的地方也可以找到这条路。
其实我们很长时间并不适应美国这种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和利益结构，觉得好像和总统打交道就行了，但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国会很重要，媒体很重要，智库很重要，地方政府也很重要。这样就迫使我们和美国社会形成一个多元交往的格局，而且要能够在不同议题上和不同的力量形成合作，这也是多少年来逐步形成与培养的思路和技巧。
美国要摆正分歧和合作的位置
观察者网：习近平访美之前，有美国智库提出，“中国想要的美国不会给”，“中美关系需要战略反思”。您认为在中国不断崛起、美国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中美之间应该怎么进行战略调整呢？
吴心伯：我觉得这个调整当然是多个方面了，你刚才讲到的“中国想要的美国不会给”，反映了美国面对中国的崛起，还是抱着一种老大的心态，不愿意给中国应有的平等和尊重，那么在这这种情况下，很多问题就需要我们和它去斗争、去博弈，从而赢得尊重，尊重不是别人给你的，是你自己赢得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东西需要进行利益交换、通过扩大合作面来获得，要知道美国是一个讲究实际利益的国家，这就需要我们有长期对美工作的规划，另外要有一个多样化的工作方法，掌握美国社会、政治运作的一些规律。
现在中美之间一方面分歧和摩擦在上升，另一方面合作也在扩大和深化，这是由中美两国的利益和政策需要导致的。在某一个阶段，双方分歧摩擦比较多一些，到了另一个阶段，合作可能更多一些。这背后也表明美国对中国还是留有两手，一只手接触和合作，另一只手防范和牵制。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它的考虑是不一样的，比如九十年代，那个时候中国刚刚开始发展，美国当时考虑的是中国要加入它主导的体系，只要接受美国制定的规则就行，美国也不会遏制中国。当时的美国居高临下，“答应我的条件就进来吧”，我们当时加入WTO就是这个情况。到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情况开始不一样了，中国的力量上来了，美国则碰到了很多问题，有些力不从心，这时候美国就说你中国也得承担一些责任呀，不能只搭便车。到了这几年情况又不一样了，美国开始担心中国是不是要另起炉灶，甚至把现有体系颠覆掉。去年习主席在亚信峰会讲了一句亚洲的问题终究要由亚洲自己来解决，美国立马就跳脚了：你什么意思？想搞亚洲的门罗主义把我排除出去啊？随着中国力量的上升，中美关系也在发生改变，想法和判断也在变化。
观察者网：9月25日习近平和奥巴马夜游白宫，奥巴马提到“中美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对于这个问题，学界的看法不一，您怎么看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问题？
吴心伯：我不认为中美之间已经进入修昔底德陷阱，但是不能完全排除这样一个风险，因为如果看一下这几年奥巴马政府对亚太再平衡政策的推进，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要平衡和牵制中国不断上升的力量和影响力，实际上还是用一种零和心态来处理中美关系，有可能导致双方进行传统的地缘政治博弈，包括军事上的竞争和对抗，最后有可能导致亚太地区分裂为两极，一极以美国为中心，一极以中国为中心，亚太重新回到冷战格局。
美国要摆正分歧和合作的位置
观察者网：习近平访美之前，有美国智库提出，“中国想要的美国不会给”，“中美关系需要战略反思”。您认为在中国不断崛起、美国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中美之间应该怎么进行战略调整呢？
吴心伯：我觉得这个调整当然是多个方面了，你刚才讲到的“中国想要的美国不会给”，反映了美国面对中国的崛起，还是抱着一种老大的心态，不愿意给中国应有的平等和尊重，那么在这这种情况下，很多问题就需要我们和它去斗争、去博弈，从而赢得尊重，尊重不是别人给你的，是你自己赢得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东西需要进行利益交换、通过扩大合作面来获得，要知道美国是一个讲究实际利益的国家，这就需要我们有长期对美工作的规划，另外要有一个多样化的工作方法，掌握美国社会、政治运作的一些规律。
现在中美之间一方面分歧和摩擦在上升，另一方面合作也在扩大和深化，这是由中美两国的利益和政策需要导致的。在某一个阶段，双方分歧摩擦比较多一些，到了另一个阶段，合作可能更多一些。这背后也表明美国对中国还是留有两手，一只手接触和合作，另一只手防范和牵制。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它的考虑是不一样的，比如九十年代，那个时候中国刚刚开始发展，美国当时考虑的是中国要加入它主导的体系，只要接受美国制定的规则就行，美国也不会遏制中国。当时的美国居高临下，“答应我的条件就进来吧”，我们当时加入WTO就是这个情况。到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情况开始不一样了，中国的力量上来了，美国则碰到了很多问题，有些力不从心，这时候美国就说你中国也得承担一些责任呀，不能只搭便车。到了这几年情况又不一样了，美国开始担心中国是不是要另起炉灶，甚至把现有体系颠覆掉。去年习主席在亚信峰会讲了一句亚洲的问题终究要由亚洲自己来解决，美国立马就跳脚了：你什么意思？想搞亚洲的门罗主义把我排除出去啊？随着中国力量的上升，中美关系也在发生改变，想法和判断也在变化。
观察者网：9月25日习近平和奥巴马夜游白宫，奥巴马提到“中美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对于这个问题，学界的看法不一，您怎么看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问题？
吴心伯：我不认为中美之间已经进入修昔底德陷阱，但是不能完全排除这样一个风险，因为如果看一下这几年奥巴马政府对亚太再平衡政策的推进，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要平衡和牵制中国不断上升的力量和影响力，实际上还是用一种零和心态来处理中美关系，有可能导致双方进行传统的地缘政治博弈，包括军事上的竞争和对抗，最后有可能导致亚太地区分裂为两极，一极以美国为中心，一极以中国为中心，亚太重新回到冷战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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