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8日出席了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了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大约二十分钟的演讲,习近平赢得十五次掌声。

习近平联大演讲宣布诸多重磅举措
这是习近平首次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演讲,但这并不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联大演讲。邓小平1974年首次登上联合国一般性辩论的讲坛全面阐述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的著名理论;1995年江泽民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发表了题为《让我们共同缔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讲话,指出人类社会走向进步的趋势不可阻挡,任何国家自恃强大、迷信武力、谋求霸权、推行扩张政策,都注定要失败,制造借口干涉他国内政,终将自食其果;2000年江泽民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呼吁联合国重视发展问题,并强调在新世纪要维护联合国的作用。
2005年胡锦涛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并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2009年胡锦涛出席第64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全面阐述中国对当前国际形势和重大全球问题的看法,并就如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互利共赢、实现和谐共处提出中国的主张。
如果说邓小平首次亮相联合国是在介绍中国的外交政策,那么在西方仍然没有解除因为六四事件对中国制裁的背景下,江泽民1995年批评霸权主义实际上是重点抨击美国,是去联合国亮明立场、摆明中国的姿态。相较于1995年的讲话立足于中西斗争色彩,江泽民2000年的讲话开始上升到国际层面,重点谈论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看法和建议。胡锦涛2005年首次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是中国领导人首次重磅提出中国对于世界治理的看法和具体主张。习近平此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实际上是当下中国国际观的清晰表达。
从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9月28日在联合国称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并非习近平首次提出。
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此后,习近平又在多个外交场合提出过这一概念。无论是首次会见外国人士,还是2013年3月的首轮出访,抑或是在博鳌亚洲论坛和访问东盟时,习近平都提到了命运共同体。习近平2014年4月15日召集国安委成立以后的首次会议,并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念,在阐述国家安全时也提到“命运共同体”一词。
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习近平指出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5日在坦桑尼亚发表上任后的首份非洲政策演说时,习近平强调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2013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上,习近平称,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李克强2013年10月出访东盟时也曾在多个场合指出,要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014年6月,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在开幕式讲话中提出,“中阿双方应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打造中阿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不仅局限于中非、中阿关系。担任国家元首后,习近平连续两年访问拉美地区。2014年7月17日,习近平在与巴西总统罗塞夫会晤时说,中巴“两国已经成为命运共同体”。当天,在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时,习近平发表题为《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的主旨讲话,提出中国与拉美要努力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在论述对世界、亚太、周边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认识时都提到过命运共同体意识。两年多来,习近平62次谈到“命运共同体”。这代表了习近平对于新时期国际关系的认识。
为什么偏偏是“命运共同体”?
中国提出命运共同体并非是为了提出而提出,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必定会面对的质疑具体可以归纳为3类:一类是突出“中国的责任论”,外界光看到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所以在看待中国,考虑问题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先入为主的印象就是中国第二了,中国应该发挥更大作用,应该出更多的钱,应该出更大的资源,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另外一类,认为中国是“国强必霸”,就是“中国威胁论”,有些人不相信中国发展了,会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他们只看到了历史上这些大国,强国崛起的时候,他们走过的这种对外扩张、侵略之路。第三类,就是“中国崩溃论”,一些人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对中国还是怀有敌意,不希望看到中国顺顺当当的发展,千方百计要在我们的发展道路上使拌子,散布这种论调,唱衰中国经济等。
中国提出“命运共同体”意在打破外界对中国的疑虑,向世界宣告中国的外交政策。
一方面,“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新定位。
中国强调命运共同体的首要公关对象是对中国崛起持怀疑态度的西方,中国提出命运共同体的潜台词是中国和西方站在同一条船上,愿意荣辱与共共同发展,中国并不会挑战西方掀翻整个国际秩序。
自建国以来,军事同盟是美国维持在全球存在的基石,美国以此构建了在全球的霸权。美国的霸权体系强调双重标准,只针对别人不针对自己,以盟友关系划分敌友。而习近平提出的命运共同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实质性全方位绑定关系,是比军事同盟更密切的安全体系。
中国的各方绑定发展、同生共存的理念表明,中国崛起所寻求的不是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独善其身的权力,要重构的是以西方价值和权力结构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谋求建立平等和相互尊重、多元多极的国际社会组织形态的新国际观。
中国提出的亚投行、“一带一路”等战略被认为是排斥挑战西方的战略,但中国不仅积极邀请英法德参与,此次习近平访问美国更是在亚投行问题上与美国达成了共识,积极邀请美国参与,这是用实际例证向西方表明命运共同体到底是什么。
另一方面,中国强调命运共同体也是对发展中国家说的。
中国此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是事实,但是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国际体量的上升,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中国脱离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也逐渐多起来。习近平强调命运共同体就是为了告诉当年共患难的小国、弱国,中国即便发展了也始终愿意与各国同命运、共患难。
习近平在此次联合国大会期间多次重磅宣布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政策,不断强调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一员,中国的发展机遇将同发展中国家共享。中方将把自身发展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把中国梦和发展中国家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梦想紧密联系起来,携手走出一条共同发展的康庄大道。这是中国要和发展中国家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具体体现。
以中国思想融铸新的国际观
“国际观”是一个国家对当前世界形势的总认识,决定着处理和应对国际事务的总的方针政策及思想基础,更是“国家观”的自然延伸。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国际观不仅影响自身利益、地位,同时也影响着世界。习近平在接任国家主席后,能否正确评估当前中国所面对的世界形势,制订行之有效的国家战略,树立相应的国际观,是他作为国家主席的首要挑战。
中共建政初期,面对西方列强虎视眈眈,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时期战争不可避免。他一方面积极做好“以战保和”的准备,积极介入朝鲜战争;另一方面透过政治努力最大限度孤立和分化主要敌人,建立以“三分世界”理论为标志的“反帝统一战线”,使中国成功防止了美苏两大敌对势力的侵害。其后,邓小平对国际形势作出转折性的判断:考虑到美苏战略平衡改变,世界大战可能避免,中国应当抓住战略机遇期努力发展经济,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国际战略,为中国争取了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环境。
今天,习近平所面对的世界格局有所不同。伴随中国崛起伺机而来的“中国威胁论”和“围堵”中国亦已成为客观现实。今后,中国还要不要“韬光养晦”?又应该如何“有所作为”?习近平必须予以回应。
要让世界接受自己的高速崛起,中国需要有足够的智慧和耐心。对那些不理解、不适应这种转变的国家,中国应该“心平气和”理解外界的顾虑,透过时间和空间消除误解,让他们认识到中国发展的正当性和必然性,毫不牵涉到对外威胁,而是对世界和平与经济的积极意义。对企图透过手段阻碍中国发展的国家,则必须以事实和行动予以直接回应。
中国历史上是世界一流强国,在局部区域内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为当时的“国际”交往作出了表率,既享受了“万方来朝”,又维护了和平交往。在当今国际关系历史中,以强权划定地缘势力俨然成为国际政治的现实和真理。扭转几百年来的恶性循环,建立以中国思想和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发展格局,将会是中国“有所作为”的战略着力点。习近平提出的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思想“天下大同”的现代表达。
提出“命运共同体”不仅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而且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70年来,世界各国逐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从相互封闭到开放包容,从猜忌隔阂到日益增多的互信认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斗争中,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恐怖主义威胁的艰难时刻,在抗击印度洋海啸和还低大地震等灾害的紧要关头,世界各国人民守望相助,克服和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和挑战。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都在追求“共建、共享”的世界。习近平提出命运共同体是顺其自然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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