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近平与奥巴马在白宫进行会谈时，传来了爆炸性新闻：美国国会共和党领导人之一、众议院议长、俄亥俄州第八选区众议员约翰·博纳（John Boehner）宣布将于10月30日辞职，不再担任众议院议员和议长。这一决定实在是太过重大，以至于接下来奥巴马与习近平会谈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都受到了影响：在两国领导人回答的四个问题中，彭博社和纽约时报的记者的问题都是与博纳辞职直接相关的----博纳的辞职让新闻发布会都偏离了预定的轨道。
奥巴马在联合国作演讲
博纳的辞职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连中美关系这个当前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都不得不让路，还要从近年来美国日益严重的政治分裂和意识形态分化说起。
自由和保守的争论
据观察者网的作家封楚诚介绍，不同于英国等国采用的西敏寺制度、由议会多数党组成责任政府，美国的总统和国会选举制度决定了执政党（即总统所属政党）并不一定是议会多数党。虽然在大选中获胜的一方往往会同时获得总统宝座和国会的多数席位，但在随后的中期选举以及个别议员退休等因素的影响下，在野党也可能反戈一击、夺取国会多数。
例如，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8年大选中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身份获胜成为美国总统、民主党也成功拿下参众两院；但在随后2010年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大举反击，一举拿下63个先前由民主党控制的选区从而成为了众议院的多数党。在2014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更是大获全胜、成功控制参议院，使国会参众两院都形成了共和党的多数。
国会中的某一个议院或国会两院都不由执政党控制，这种情况在美国政治中有一个专门的表述，叫做Gridlock。Gridlock的原意是指交通路网中各个方向的车辆相互交错形成网锁式的拥堵，每一个方向车流的前进路线都被其他方向车流卡死，因而整个交通系统陷入瘫痪。这是对执政党不能控制国会时美国政局的最恰当比喻：在重视分权与制衡的美国政治体制中，总统掌握行政权，国会掌握立法权。
当行政与立法权由相对立的两党分别控制时，体制内部就会产生极大的阻力：可以想见，民主党总统想要推动的立法议程根本不会进入共和党议会的日程，而共和党国会通过的法案则会被民主党总统否决。从立法到行政的双向通道在这种情况下被堵死了。
政治立场完全相反的两党
究其根源，这种体制内部的阻力源自美国党派政治在21世纪的分裂与意识形态分化。20世纪初美国的政治格局和政治版图与今天完全不同----虽然今天的民主党代表的是自由主义、共和党更倾向于一个保守主义右派政党，但早在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初期，南方蓄奴州是民主党的大票仓、北方州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反而是共和党的老牌支持者，这与今天两党的政治立场几乎是截然相反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罗斯福新政改变了美国的政党格局。作为民主党总统，罗斯福针对经济危机后的美国采取了自由主义“新政”，通过社会福利、政府工程等方式，将北方的劳工和低收入人群纳入民主党的票仓，完成了对民主党的“内部革命”。这一举措使得三十年代民主党内部的南方保守势力转向共和党，以共同抗击以罗斯福、杜鲁门为代表的自由派民主党人。与此同时，在罗斯福新政政策下实施的大量建设项目使得南部的农业州在城镇化道路上大踏步迈进，北方白人开始大规模迁徙，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保守派民主党传统票仓南部州的人口结构。
两党共存理念逐渐剥离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巴里·戈德华特为代表的新共和党人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反对老牌共和党人的精英主义，更反对自由主义民主党的福利国家制度，他们倾向于小政府，也支持有色人种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相对于老牌共和党，戈德华特更加保守，这使得以他为代表的新共和党人在传统的民主党票仓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支持----南方开始转向共和党。民主党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于1964年通过的著名的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则彻底改变美国两党版图和选民基础：保守主义的共和党人在南部站稳了脚跟，立场更接近自由主义的共和党人则毫无容身之所；民主党则彻底成为了自由主义的代言人。这也改变了过去一百年间保守与自由主义在两党间共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民主党更趋近自由、共和党开始趋于保守。
当前美国两党意识形态分化的趋势严重，也足以体现执政党面临的困境。
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员Sarah Binder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历史变化。Binder的计量研究结果表明，受两党意识形态分化影响，Gridlock在国会重要议题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从1947年接近30%到今天超过70%翻了一番。Binder同样认为，上世纪六十年代民主党政府对民权运动的支持是美国两党政治发展的分水岭：林登·约翰逊时期国会仅有约三分之一的重要立法因两党斗争未能实现，而这一数字在奥巴马时期的国会高达四分之三。
另一方面，Binder的研究表明，因为两党对国会的控制频繁易手，两党议员们在具体议题上相互妥协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在野党更倾向于等到本党获得国会控制权时再推动自己的核心议程，而在此之前只需要不断杯葛国会多数党、拖延立法议程，因为这样做毫无风险，也不需要在野党承担任何责任。
在少数议题上两党可以达成妥协从而形成决议，结果也往往是暂时性的----例如在债务问题上，国会两党一再推出短期解决方案，而不能提供一个长期的解决策略，使得债务问题和类似的重要议题在两党的斗争和拖延中不断恶化，危机也因此逐渐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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