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政治局委员王沪宁进入“一带一路”领导小组后曾引发舆论热议。观察人士表示，这位在江泽民时期受到提拔，继胡锦涛之后到习近平，辅佐三代，一致发挥着中国文人梦寐以求的“帝师”作用。9月30日，《纽约时报》刊发张文《中共智囊王沪宁的集权政治见解》谈及王沪宁在80年代的政治见解。
刘延东（左）王沪宁（右）
文章称，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正处于变革时代。邓小平已经拉开了经济改革的帷幕，把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敞开。党的领导层中，穿双排纽扣西服的新官员也已开始取代穿中山装的红军指挥员。
虽然邓小平指定的继承人胡耀邦，因未能坚持对1987年初大范围的学生抗议活动予以控制，已被公开免职，但党的领导人仍发誓要继续进行政治改革，以缓解人们对失控的通货膨胀以及普遍的腐败现象日益增长的不满。
但是，时任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学系教授的王沪宁主张采取不同的方法。鉴于他今天的地位，了解他当时的观点很重要。王沪宁现在是共产党精英层的政治局委员，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两位前任的顾问。
《纽约时报》文章指，陪同习近平访美的王沪宁看上去很不友好且难以接近，但一位曾经与王共事的人说，王沪宁在学术界的时候是个“安静、有才华，喜欢保持低调的人”。由于对中国官员发表评论的微妙性，该人要求不透露姓名。
现任共产党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沪宁曾在一篇文章中提供过一些线索，表明共产党在不放弃专制控制的条件下，为了领导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应该如何试图重塑自身。
在这篇题为《现代化进程中政治领导方式分析》的文章发表在1988年3月的《复旦学报》上。王沪宁在文章中写道，采取“集中”的政治模式，而不是“民主”、“分散“的领导体制，让政府能够“有效地分配社会性资源”，“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王沪宁写道，统一领导“可以避免各种不同的观念和看法不必要地相互冲突”。他写道，这种模式能帮助当局对“各种问题和突如其来的事态作出快速反应”，采取“有力行动”，防止“现代化过程引起社会的大动荡、大分化”。
文章对包括喀麦隆、新加坡、韩国，以及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等国作了比较分析后，王沪宁总结道：与分散现代化模式相比，“集中现代化成功的实例比较多。”
王沪宁认为，中国需要集中的领导模式，需要领导层能高瞻远瞩，因为“政治领导决策的范围空前扩大”。“政治决策的难度（也）空前增加，”他补充道。这篇文章的语言浅显，容易被中国当时的官员接受，那些官员通常没有大学学位，只受过机械等方面的职业教育。
王沪宁在这篇七页文章的结尾处，列举了对集中政治模式的各种批评。他写道，这种模式忽略了公众的广泛参与，因此决策是否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值得怀疑，可能会导致无视大众愿望的专家治国。
“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这些潜在的冲突萌芽就会生长出来，引起政治不稳，”他写道，并补充道，“当社会发展到这一步时，政治方面的改革就势在必行了。”但他没有给出进行改革的适当时间。
作为曾经辅佐过江、胡两代领导人的学者型官员，王沪宁一直保持着低调的作风。他不仅直接参与、起草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重大论述，更是继邓力群之后第二位理论界人士担任书记处书记职务高官的案例。在十八大之后，只要习近平出访，他与栗战书必定陪同左右“护驾”。因此一般认为王沪宁更擅长“动脑子”，在理论和政策上进行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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