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官场和商场上的“公共情妇”如此流行,据说这种东西最早还是从法国传过来的,到了苏联,然后到了中国和越南。不过,也有人说当年宋江和宋徽宗共用李师师才是最早的版本,也有道理,细分起来,两种时代,两种版本,各有趣味,否则也不会那么多达官贵趋之若鹜。
眼前这位名叫“黎娜娜”的越法混血女人让我耳目一新。绝大多数女人也仅仅是女人,可只有眼前这个女人是一种梦幻,她给你一种无限的想象空间,让你忽然发现了另个自己,你不得不努力地随着她的思路偏偏起舞。当她合上那本《娜娜》后,用法语召唤待应生来结账,没给我一点面子,让我好不尴尬。显然,我在她眼中还是没有分量,至少我是如此认为。不过,她临走时给我留了电话和邮件地址,还有一个微信号。
于是,我每天来到公司总觉得有些恍惚,下意识地等待着她的回应。记得在杭州时遇到一位年轻女千万富婆,她说过一个段子:“我只忠于我的老公,但是不介意我老公不忠于我,除非是不花钱那种”。这种富婆最恨的就是“不花钱的感情”,因为她们只能提供钱,否则对感情没有安全感。遇到一位这种富婆,你不得不自贬三等,因此,大多数男人选择那种千篇一律的“女人”们,至少不太过自卑。忽然,我看到娜娜的微信灯亮了,如此写道:“思绪不定,我终于无法把《娜娜》读完,想了许多,你帮我猜猜娜娜最后的结局是怎样的好吗?”句子后面还跟了一个“红唇印”。我呆呆地看着这句话,脑子里翻腾着,好一会儿,写道:“我心里早就知道娜娜最后会像一朵枯萎的花,她会老去,她会流干眼泪,除非我把自己的尸体当成土壤,让她充满活力”。她过了好一会才回应道:“嘻嘻,不错啊”。
不过,这也许就是一种告别,当石榴裙下的蜜蜂太多时,蜜蜂的成活比率的确很低。越南文化中集成了法国的浪漫、儒家的虚伪、红色权力的霸道,机遇和厄运往往是交织的,让人充满了赌博意识。在中国官场上当一个公共情妇基本上只是个“首长工具”,职能相对简单,而越南官场上的公共情妇不同,她们是一群扮演山寨贵族文化的“公共母亲”,用俯视的架势“关爱”着那些比自己年长几十岁的“孩子们”,替他们梳理权力和财富,经营着共和国这个大家庭。当年李师师一不小心就爱上了浪子燕青,差点坏了宋江的大事,这可是中国式公共情妇的短板,就如令狐太太贪上了中央台的某个小白脸,老婆和情妇混淆了,而越南的娜娜们绝少出这种漏子。越南男人心里都有一位尊贵无比的“母亲”,他们努力在每个女人身上寻找这位“母亲”的蛛丝马迹,疯狂地崇拜着,唯独这不包括自己的老婆。
我不得不把《娜娜》从头到尾读了一次,几乎是从结尾看到开头的。我只读过业余大学,正经书读的很少,乱七八糟课外书却读的很多,这反而为我的思路提供了更多的途径。恋爱其实是一种双方想象力的比赛,双方极力提供最大的想象空间,就如我一样,用越文、英文和汉文拼音,甚至各类键盘符号,不断编织着一种梦幻,自己活在其中,同时等着另个一个自己出现。对于越南男人,女人不是自己的另一半,而是另个自己。
对于女人的不同认知导致了中越官场文化的明显区别,中国官场文化以官本位为主轴,人与人之间都是等级关系,都是“归属人”之间的关系,情妇是媒介,也是贪腐用的“老鼠口袋”,往往因为权力划分不同而失去和谐共处,而越南娜娜们经营的是一种特殊文化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这种贪腐并没有违反人伦的意味,反而因为法国式的浪漫而增加了和谐气氛,如同一个古老的村落那样享受着腐败宗法,贪腐变成了人情规矩,形成了一种广泛的社会默契。贪腐是罪吗?是的,但人人都贪腐了,这种罪也就是一种生存文化方式了。你越是要用刀子割破它,你越伤害自己的心肝六腑,表面上光彩无比,其实是自欺欺人,难以持续。
当我无法得到更多回应时,我变得颓丧了。看到水中的月亮,就会以为自己是只捞月的猴子,看到街上的美女,就会猜想她和黎娜娜有何不同,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回家。孩子他妈依然是“孩子他妈”,她是这个家庭的主心骨,我算不上什么,只是个若隐若现的搬运工罢了。我为她买了一栋新别墅,她总是那么喜乐着,看着孩子美滋滋的。我忽然觉得我是个外人,而她才是主人,她就是我心中的那个“伟大母亲”。于是,我不再等待娜娜的微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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