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宽宏，上海人，1964年7月从嘉定一中毕业后，经选拔进入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担任速记员，从此在中办工作十年。作为速记员跟在领导人身边，即经历了毛泽东畅游长江、斗争激烈的1966年政治局扩大会议、八届十一中全会，也见证了中办文革中的人事变迁，田家英之死与戚本禹的崛起。本文选自陈宽宏新浪网个人博客《中南海纪事》系列文章。
毛泽东秘书田家英
走进中南海
1964年7月，我从嘉定一中毕业，参加高考后，回到马陆王家弄西陈，一边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一边等着学校发榜。
1964年7月底，我正和社员们一起在田间劳动，突然有人通知我：“学校叫你去。”我到了嘉定一中，老师告诉我，中共中央办公厅有两位同志来学校选人，他们要找你谈话，实际上是面试。
第二天我按学校的通知来到华东师大，中央办公厅的两位干部已经在一间会议室里等着我，在座的还有上海市委办公厅一些同志。我在他们就座的桌子对面坐下后，中央办公厅一位脸色微黑、身材高大的中年干部首先问了我的姓名、年龄、家庭出生、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我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他说，组织上准备选你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学习速记，你有什么意见？当时我并不了解中央办公厅的情况，也不知道速记是怎么一回事，思想非常单纯，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坚决听从党的召唤，服从组织的安排，能到中央办公厅工作，是我的光荣。接着他又出了个题目，要我当场写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我对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认识》。当年，中苏两党正在进行大论战，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我对此还是有所了解的。我就按照我当时的认识，写了一篇文章，当场交给了那位中央办公厅的干部。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8月初，学校正式通知我，组织上决定选我到北京中央办公厅工作。我懂事的那天起，就向往着到首都北京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去工作，现在这个愿望就要实现了，怎么不感到幸福和激动呢！
8月14日，我告别了全家和众乡亲，来到嘉定一中。我的两个同学沈永泉和赵寿龙用自行车一直把我送到嘉定，然后一起到照相馆合影留念。当天晚上，就住在语文老师常耀生处。第二天8月15日，学校派人把我和同时选中的高三同学吴文英送到上海市委办公厅。吴文英是高三（1）班的，我是高三（3）班的，在学校时并不熟悉。后来她告诉我，是中央办公厅的两位干部到嘉定一中找她谈的话，还到她家走访过。以往中央办公厅从来没有招过女速记员，为此，他们特地打电话请示了北京，才决定招收她。同时被选中的松江二中的姚世根、周留树也来了。上海市委办公厅已经给我们买好了火车票。当天11时55分我们一行四人乘上京沪列车飞向我们日夜向往的地方----北京。
8月16日清晨，当朝霞映红了东方的时候，我们的列车正好经过泰山，观看了“泰山日出”的壮丽景象，叫人惊喜不已。一过泰山，列车好象理解我们的心情似的，风驰电掣，不久，“北京站”三个大字已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下了火车，中央办公厅的张耀堂同志已经等在那里迎接我们。他一边帮我们拿行李，一边自我介绍，然后带我们走出了车站上了一辆面包车。车子开出北京站，沿着长安街往西，经过天安门广场。我们4个人都是第一次到北京，当看到雄伟的天安门和天安门正中悬挂着的毛主席巨幅画像时，心情都非常激动。车子一过天安门，前面就是新华门。新华门前高高飘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两边站着两位拿枪的哨兵。老张对着新华门对我们说：“这里面就是中南海，我们机关就在里面办公。”
从此，我走进了中南海，在这高高的红墙内工作、生活整整10年之久，既经历了中南海文化大革命风雨的洗礼，又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南海春天的气息和明媚的阳光。
有人问我：“为什么会选你到中央办公厅工作？”我说，这是偶然的，但确实也跟当时党中央高层的斗争有关。原来在1961年4月，发生了我党历史上著名的“秘密录音事件”。当时中央办公厅一些领导同志出于对保存党的珍贵档案资料的考虑，没有请示毛主席，在毛主席的专列上安装了一套录音装置，记录毛主席在巡视各地时和各地领导同志的谈话。不料在长沙被毛主席发现，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毛主席指示秘书罗光禄打电话给邓小平，要书记处查这件事。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专门讨论了录音问题，通过了《关于记录、录音问题的决定》：“中央重要的正式会议，经书记处批准可以进行记录。此外，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等中央会议，中央领导同志和党内同志的谈话，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外宾的谈话，一律不准录音。”1961年培养徐瑞新、师金城、田鹤年等第一批速记员以及1964年培养我们这一批速记员，就是根据书记处这个《决定》实行的。想不到中央书记处这个《决定》，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那么为什么会到嘉定来选我呢？原来，1961年培养的第一批速记员共8人，都是从北京市重点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挑选的。对于当时的中央办公厅来说，这批高中毕业生已经是小知识分子了，一些从延安进城的老干部看不惯这些人的生活习惯和工作态度，称之为“小资产阶级作风”。因此，培养第二批速记员的时候，他们不再找大城市的学生，只要农村出身的学生。到上海后，他们提出了这个要求，上海市有关部门对他们说，上海市一共8所重点中学，市区6所，郊区2所，一是嘉定一中，二是松江二中。于是他们决定在嘉定一中选2人，在松江二中选2人。我，一个马陆农村普通农家的子弟，吴文英，一个嘉定城镇普通工人的女儿，就是这样被选上的，这不是很偶然吗？本来我的梦想是想成为一名记者，高考时填写的第一志愿就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想不到就这样一个偶然的机遇，在我17岁的那年走进了中南海，开始了我既平凡又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当2007年我正式办理退休手续，离开工作岗位的时候，回顾自己60年风雨人生，曾戏题一联：“历经风雨，将大半人生为他人作嫁衣裳，从不言悔；回归生活，留一点时间替自己绘逍遥图，自得其乐。”我想把我在中南海的点滴回忆献给生我养我的家乡----上海嘉定，或许就是我“替自己绘逍遥图”的最好的注释。
田家英之死和戚本禹的崛起
1966年5月23日下午，我正在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记录，突然在会场上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毛主席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秘书室主任田家英自杀身亡！
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回到了中南海，中央办公厅正式传达了田家英因“篡改毛主席著作”“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要求大家揭发批判田家英的“反党罪行”。
党的十一中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田家英进行了平反昭雪。关于田家英的死因，出版了不少书籍，报刊上也发表了不少文章。根据我的了解，综合各方面的情况，田家英自杀的经过大体上是这样的：
1965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集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谈话，要“秀才”们考虑一下选择几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为之作序，予以出版。一个月后，毛主席在杭州再一次和这些“秀才”谈话，其中谈到《海瑞罢官》。毛主席说：“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很好，我看了三篇，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家、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五九年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田家英从传统工作习惯出发，认为毛主席的这个谈话很重要，提议整理成纪要送中央其他同志。在整理纪要过程中，当整理到罢官一段话时，田家英认为，谈话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的学习，而关于《海瑞罢官》的寥寥数语，是附带提及的，不必放在纪要中。这引起了江青的愤怒。田家英当时肯定没有意识到，这恰恰是毛主席谈话的“要害”，这成为他“篡改毛主席著作”的最严重“罪行”。
1966年5月22日下午3时左右，以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为组长，王力、戚本禹为成员的中央三人小组，突然来到中南海永福堂。永福堂位于西楼东面，和西楼仅隔一条路。一部分房子为田家英一家住所兼办公室，一部分为毛主席的书房。安子文向田家英说：我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中央对你的问题的看法，觉得你在现在的岗位上工作已经不适宜了。中央要你马上把有关毛主席的手稿、文件、编选毛选的原稿、印的东西清理一下，全部交出来。你的错误是严重的，不适宜担任现在的工作了，暂时由戚本禹负责。安子文宣布的时候田家英的夫人董边也在场。
1966年5月23日临近中午，田家英的勤务员陈义国突然找到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告知“田主任不见了”。又过了一段时间，陈义国报告，永福堂毛主席的书房里好象有个人。陈秉忱和王象干等三人随陈义国来到书房，发现门反锁着。砸开锁进入书房，发现田家英已在书架上上吊自杀了。
1971年7月，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永福堂毛主席的书房里帮助整理图书。毛主席的书房有好几间，也不知田家英是在哪一间自杀的。
关于田家英之死，近年来海外一种说法，说是根据中共中央档案局、中共中央办公厅等单位的秘密档案：一、中共中央组织部外调1978.7-00612号；二、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1980.4-00174号；三、中共中央档案局1980.4-009014号；四、中共中央办公1980.9-00797号，说田家英不是自杀，是毛泽东命汪东兴将其暗杀。这种荒稽的流言，竟也有许多人信以为真。
对于海外流传的这种说法，只要是一般了解中央工作情况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编造的流言。我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期间，除了我的本职工作会议记录以外，我还帮助档案处整理过档案，接触过中央和中央各部门的许多文件，对中央档案工作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中央文件，中央办公厅文件，以及中央部门的文件，从来没有象海外流传的那种文件的编号，这明显是不了解中共档案工作情况的人编造的假档案。至于说汪东兴于1966年5月23日上午暗杀了田家英，那更是无稽之谈。1966年5月23日上午正在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为负责会议工作的最高领导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怎么可能离开会场去暗杀田家英呢？我当时在会议上作记录，见到汪东兴一直在会场上参加会议，难道他有分身术？汪东兴是在接到了田家英自杀的消息后才匆匆离开会场到了中南海永福堂。
前文提到的中央三人小组成员戚本禹，原是中办秘书室一名科级干部，调离秘书室后，曾在“后楼”综合组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调到《红旗》杂志编辑部历史组工作。文革前夕因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而受到毛主席的重视，与姚文元齐名，人称“南姚北戚”。
其实，戚本禹其人很早就受到毛主席的注意。1964年我到中办工作后，就听老同志说起秘书室“八司马事件”，戚本禹即“八司马”之一。所谓“八司马”是指唐顺宗时王叔文等二人和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个人变法图强，侵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被旧势力打了下去，八个人同时贬官，就是所谓“八司马”。秘书室的“八司马事件”大体情况如下：1958年初秘书室整风中，有八个人，包括戚本禹和毛主席的英文秘书林克，向秘书室副主任何载提意见。何向中办主任兼中直党委书记杨尚昆报告，说这八个人对党不满，有向党进攻的言论。于是组织秘书室的人向这八个人展开批判斗争，要将这八个人打成“反党集团”。毛主席了解了这个情况后，亲自在菊香书屋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田家英、何载、王刚，林克、戚本禹等八人，中直党委书记杨尚昆、副书记曾三、刘华峰，中南海党总支书记李东野及中直党委工作人员晓岚等。晓岚发言称这八个人进行反党活动，“他们攻击中直党委，反对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这还不是反党吗？”毛主席说：“噢！反对杨尚昆就是反党吗？”会议最后，毛主席讲了话，说“你们是两派，代表对立的两派，左派和右派，一派打的是红旗，一派打的是黑旗。我是站在左派一边，是支持左派，反对右派的，主张拨黑旗，插红旗。”所以，“八司马事件”又称“黑旗事件”。毛主席决定，将这个问题全部交给群众，召开秘书室群众大会，中南海各机关派人参加，进行充分辩论，将问题彻底搞清楚。会议开了一个月，结果戚本禹、林克等八个人获得平反，李东野、刘华峰等受到党纪处分；何载、晓岚被开除党籍，下放。
1963年戚本禹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一反对李秀成农民起义英雄的传统评价，认为是叛徒，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毛主席于1963年9月对此文写了如下批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此事广为人知，更使戚本禹扬名天下。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北京的报纸一律不予转载。陈伯达、康生在北京组织关锋、戚本禹写文章呼应上海，但文章被中宣部扣押。毛主席对此极为愤怒，指责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从此，戚本禹开始青云直上，成为“五·一六”《通知》起草组成员，后来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王力、关锋齐名，人称“王、关、戚”。同时，他还兼任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在汪东兴陪同毛主席视察外地期间，代理中央办公厅主任，位高权重。中南海两大“造反派”组织，在中南海几次批斗刘少奇，都是由戚本禹出面布置的。
关于田家英之死的一点补充
我在2014年1月30日发表于新浪博客的《田家英之死和戚本禹的崛起----中南海纪事之十六》一文中，对1966年5月23日田家英在中南海永福堂毛主席的书房自杀身亡的经过作了较为客观的叙述。
最近，读著名作家叶永烈于1994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的秘书们》，关于田家英之死，有一个细节和当事人戚本禹的回忆有所出入。叶永烈在书中说，1966年5月22日安子文代表中央三人小组向田家英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后，“开始点交文件。田家英把手边的文件，一份份移交给戚本禹，戚本禹逐份登记。安子文和王力在一旁看着。大约到了下午5点多，安子文和王力走了。戚本禹仍留在那里，一直点交到天黑才走。戚本禹走后，田家英像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夜深，电话铃声响了。是谁来电话？戚本禹！‘你到秘书室来一趟，在文件清单上签字。’戚本禹仿佛一下成了他的上司似的，对他颐指气使。啪的一声，田家英挂断了电话。”叶文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戚本禹逼死了田家英。而戚本禹在出狱后回忆说，安子文代表中央三人小组向田家英宣布中央的决定，安子文的话说得比较婉转，王力和他没有说什么话。至于深夜给田家英打电话，事实是田家英深夜打电话要戚本禹去田家英处交接文件，为此，戚本禹特地打电话要中办机要室负责接收文件的王妙琼一起去。王妙琼也是我的同事，文革中下放江西省进贤县中办五七干校，我们在一起劳动了好几年，后来不知分配在哪个单位工作。
我是相信戚本禹的回忆比较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田家英是戚本禹的上级，在“八司马事件”中，田家英是支持戚本禹等“八司马”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戚本禹即使不能知恩图报，以戚本禹的为人，也不大可能落井下石。
我认为，田家英在整理毛主席杭州谈话纪要时删去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那段话，不过是导致田家英之死的导火索，真正的原因，恐怕是毛主席对田家英已经失去了信任。事情要追溯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由于田家英、李锐等一些“秀才”同情和支持彭德怀，受到了批评，后来由于毛主席的一个批示：“秀才还是我们的”，暂时保护了田家英。
1961年，毛主席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亲自指示田家英率调查组赴浙江、湖南等地了解农村情况。田家英带领调查组在湖南毛主席的家乡韶山和刘少奇的家乡花明楼深入细致地进行了解，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认为包产到户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迅速战胜经济困难。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了调查情况，刘少奇委托田家英向毛主席提议试行包产到户。田家英在向毛主席汇报提出包产到户的提议时，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当时毛主席问他，这是不是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说，这是他一个人的主张，始终没有说出刘少奇委托他向毛主席提议一事。
毛主席对包产到户是看的很重的。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岗山曾对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而田家英恰恰就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和毛主席产生了分歧，从而失去了毛主席的信任。
田家英，1922年生于四川成都，1937年赴延安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任毛主席秘书。田家英虽然只读了中学，但他天资聪明，刻苦自学，才华横溢，深得毛主席的赏识。1946年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回国后，毛主席选中田家英作毛岸英的教师。担任毛主席的秘书后，田家英和毛主席朝夕相处，深受毛主席的熏陶。田家英对毛主席始终怀有崇敬之情。1949年4月，毛主席得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喜讯，欣然命笔，写下一首七律。写毕后，大概毛主席不甚满意，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细心的田家英从废纸篓里捡回了这首诗，即《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963年收进了《毛主席诗词》一书，从此，这首七律广为流传，脍炙人口。
毛主席作报告、写文章、做讲演，从来都是亲自动手，不让别人代笔，但只有一次例外，就是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时，毛主席让田家英为他起草大会开幕词。毛主席的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受到了代表们的赞扬，特别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一句，编进了《毛主席语录》，成为人们的座右铭。毛主席对代表们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可见毛主席对他的信任和喜爱。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自从30多年前安徽小岗村的18户农民按红手印私分土地，实行包产到户，一下成了全国农村改革的典型。人民公社被取消了，“一夜回到解放前”，农民又成了一盘散沙。虽然包产到户初期确实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包产到户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显现出来，越来越证明了毛主席当初的预言是何等的准确。尽管多年来中央每年下发1号文件解决因包产到户而产生的“三农问题”，但是“三农问题”有愈演愈烈之势，以致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粮食问题作为当前中国经济的第一个问题。尽管这些年来，政府取消了农业税，对粮食生产实行补贴等等，但“言不及义（社会主义）”，仅仅施行小恩小惠，并不解决“三农”的根本问题。现在，中国农村仅仅守住了土地集体所有这条社会主义的底线，而“集体”由于没有了人民公社这个载体也虚化了。而随着土地流转、土地确权、承包权可以抵押、资本下乡等的实施，“土地集体所有”这条底线已经被打开了缺口，毛主席50多年前的预言真的要变成现实了！这不是危言耸听，只要你到农村去走一走，都会看到这样的现实。
田家英说到底还是个文人，“秀才”，古代称之为“士”，现代称之为“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当田家英得不到他心目中的“主公”信任的时候，他的死也是不难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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