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家屠呦呦凭借在发现青蒿素中的作用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获得该奖项的 “中国第一人”。荣耀光环加身，争议也如影随形。例如，不少人就在问：这到底是中医的胜利还是西医的功劳？
中国医学家屠呦呦“身陷”舆论漩涡
“中医党” 和 “西医党” 的口舌之争从来就没消停，特别在近些年愈演愈烈。“中医热” 在中国社会更是几经起伏。20 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就曾经掀起一股中医热潮。屠呦呦就职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当时叫做中国中医研究院，就是那股热潮的产物。
20 世纪 60 年代，著名美国学者郭适 （Ralph C. Croizier） 曾就这股热潮展开分析。
就西方学者郭适看来，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中医热” 不同寻常。西方人素来把医学和科学进步联系在一起，而中医这样的 “前现代艺术” 似乎跟科学搭不上关系。另外，信奉马克思主义、注重科学和现代化的共产党高捧中医也让人疑窦丛生。
郭适认为，这种现象是意识形态斗争在医学领域的体现。新政权试图利用 “中医热” 在科学领域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另外，民族文化也对 “中医热” 的出现发挥一定作用。
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眼中，中医地位并不高。陈独秀曾批评，中医 “迷信”、“原始”、“不科学”。还有人把中医视为封建时代产物，就像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一样，西医也一定会取代中医。中共在江西和延安时期，医疗卫生水平受艰苦条件限制一直不发达，多数情况下不得不以来传统医学知识，但中共领导人对中医的看法并未因此有实质变化。
1949 年后，新中国政府在建立全国统一医疗体系过程中，曾提出中西医相结合的方针。尽管如此，中医还是处于从属地位，“应向西医系统地学习科学知识”。政府医学机构和现代医院几乎都不吸收老中医，现代医学刊物也甚少关注中医。
然而，中医的地位在 1954 年发生了 “巨变”。
从那时开始，政府提高了中医在医疗体系中的重要性。西医方法及医生开始受到批判，因为他们 “批判中医落后、不科学”。
《光明日报》、《人民日报》 等党报党刊当时发表社论，称在国外受过西医教育的医务工作者带有 “资产阶级印记”，是 “帝国主义产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中医则是代表中国本土民族文化的 “优秀成果”。
这种舆论风潮引发医学界的思想改造运动。不少西医出身的医务工作者和医学研究者被迫做检讨，重新认识中医。他们重新上课，学习中医理论知识。而中医研究者和医务工作者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医经典书籍再版发行，学术期刊中出现更多与中医相关的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当时的确通过中医得到了再次展示。但一些极端观点却认为，那股 “中医热” 反映了意识形态斗争，特别是政府不惜付出让科学退步的代价，也要加强对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股中医热潮，不少拥有西医知识背景的学者开始系统关注中医理论和方法，出现很多新成果。屠呦呦用西医方法提取青蒿素就是最好的例子。
当然，屠呦呦获奖绝对不会是 “中医党” 和 “西医党” 争论的终点，也没有给中医如何进一步科学化、现代化这个问题给出终极答案。关于中医，我们仍需要更多探索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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