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是毛泽东时代树立的县委书记典型，长期以来也是中共面向整个官员队伍推崇的楷模。习近平在时隔几十年后重新评选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强调县官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时，也特别提到了焦裕禄，以他为楷模。不过，作为高大全时代宣传的典型，难免存在宣传中存在一些偏差，2014年乌有之乡网刊刊发曹玉红文章，对焦裕禄背后的真相与谎言做了详细的记述，以下是文章节选：
焦裕禄
前言
与对雷锋的宣传不同，在对焦裕禄的宣传背后一直存在着关于“失真”的纷争。这场纷争到目前为止已持续了四十七年之久，仍然没有平息的迹象。
对于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以下简称大通讯)的一些非议早在大通讯播出前后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没有公开而已。这些非议的主要观点是：大通讯的一些情节“严重失真”，而“严重失真”的原因是：焦裕禄事迹的主要提供者张钦礼在介绍焦裕禄事迹时参杂了太多的假话。如：对焦裕禄的评价太高、把兰考面貌改变写的太好，最不能接受的是，大通讯把张钦礼树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实质上，非议的焦点就在张钦礼这个人身上。张钦礼是焦裕禄主政兰考时的县委副书记，主抓“除三害”工作。焦裕禄逝世后，积极宣传焦裕禄的感人事迹，最终促成大通讯《焦裕禄》的问世。
1966年12月，兰考文化大革命爆发，两张矛头指向大通讯和张钦礼的大字报贴向兰考街头，争议由机关走向了社会，围绕这些争议，兰考分成了两大派。一派以张钦礼为首，另一派以县委书记周化民为首。随着文革运动的反复，这两派时而上台掌权，时而下台挨整，不断地“翻烧饼”，积怨越来越深。
文革结束后，在清理“四人帮”和“三种人”运动中，张钦礼这一派被彻底打翻在地，张钦礼也被捕入狱，判刑十三年。但是，这并没有使纷争结束，只是使纷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就在张钦礼被判刑的几乎同时，大通讯《焦裕禄》的作者，新华社社长穆青重新出版了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文中除了将张钦礼三字改为副书记以外，基本没有改动。
这就招致已经掌权的反张钦礼派的不满。他们多次以联名写信的方式向省委、中央反映大通讯《焦裕禄》的“严重失真”的情况，要求穆青认真修改，甚至用县委红头文件的形式向省委打报告，但是穆青根本不予理睬。
在大通讯《焦裕禄》的作者穆青、周原的积极活动下，张钦礼于1988年底被提前释放。在张出狱后，穆青以中国记者协会领导身份来开封看望慰问张，称他宣传焦有功；1998年2月23日，他邀请张作为特邀代表到北京参加<中华新闻>创刊50年座谈会；1998年10月25日，<消息日报>上发了穆青与张钦礼的合影。
张钦礼自始至终都没有认罪，出狱后一直向中央申诉，但开封地委拒绝受理。
张钦礼于2004年年5月7日逝世，兰考有十万群众自发为他送葬。现在，张钦礼的坟墓周围，有来自山东、河北、河南、主要是兰考人立的石碑、大理石碑有六十多块，成了一片碑林。有的碑上刻有几百人的名字。
张钦礼的逝世并没有使纷争就此平息，支持张钦礼的人们不断地用多种方式为张钦礼伸冤呼吁，这些人中，有大通讯的作者穆青和周原以及周原的夫人陈健，有当年与焦裕禄张钦礼一起工作的干部群众，甚至还包括焦裕禄的子女。就连撰写《焦裕禄传》的作者、电视连续剧《焦裕禄》的编剧、和央视《百家讲坛》“焦裕禄”的主讲人，在讲述焦裕禄事迹时，都若明若暗地替张钦礼说话。
与此同时，反对张钦礼的人们也没有因张钦礼的逝世而罢休。2009年元月，任彦芳写的《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出版了，书的封底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推介词。该书详细介绍了有关大通讯《焦裕禄》“严重失真”和作者眼中张钦礼的种种“劣行”。其中正式列入“失真”的有13处，间接提到的失真有两处。
几乎在同时，陈健发表了《为张钦礼所作的申诉和补记》对任彦芳进行了反驳。
2009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到兰考视察。接见的名单中除了焦裕禄的家属外，还有一个特殊人物，就是给焦裕禄拍过照片的原兰考县委宣传干事刘俊生，刘俊生是支持张钦礼一派的，也曾被定为“三种人”。据刘俊生透漏，习近平曾向他问及张钦礼的情况。对话原文如下：
习：“当年和焦裕禄一起带领干部群众除‘三害’的那位县委领导是谁？”
刘：“县委副书记张钦礼。”
习：“这位同志还在吗？”
刘：“不在了，他去世了。”
当时的河南日报在宣传焦裕禄事迹的报道中还出现了一段焦裕禄和张钦礼对话。
2009年8月，题为《旧伤未平新创深----初评任彦芳<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的文章在网上发表，开始了对任彦芳的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一书展开又一轮的反击。
2010年元月20日，任彦芳在香港《领导者》杂志发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功绩与失误，开始了新一轮的论战。
2012年10月，电视剧《焦裕禄》开始播出，人们注意到，被指责为失真的一些事实情节在剧中仍然得到了表现，而且还出现了一个以张钦礼为生活原型的正面人物县委副书记张希孟。
2013年6月，有人发表了任彦芳从海外发来的邮件，继续重复对焦裕禄宣传中“失真”的指责。
双方论战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往往不能对对方的论点进行直接地有理有据地反驳，各说各话。比如对于任彦芳列举的十三处失真问题，大通讯的作者周原，是通讯的第一采访记者和作者，应该最了解情况，但对于任彦芳的挑战，只用一句“不值一驳”来回应。对此，陈健对记者道出了自己的无奈”一一反驳这些细支末叶需要很多笔墨，而自己已经八十多了，无力和任彦芳打这种笔墨官司了”。至于曾经和焦裕禄张钦礼一块工作的一些拥张派人士，也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同样存在这样的无奈。另一方面，任彦芳对拥张派的反驳，不管多么有理有据，一律不予回应，在文章中照旧重复已被驳倒的内容。看来，要结束这场论争，还有待时日。
笔者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和分析后，写出了这篇文章。本文力求用确凿的事实证据和严密的论证逻辑对这些问题进行考证，使事实真相最终大白于天下。
焦裕禄的“家庭出身”问题
大通讯两处提到焦裕禄出身贫农。而任彦芳的《焦裕禄身后》一书却对此事进行了质疑。
任彦芳在书中说：“人家焦裕禄自己填表写的是中农，给人改成了“贫农出身”.
首先应该承认，焦裕禄自己填表确实填的是中农。因为焦裕禄的少年时代，他的家境确实不算贫穷，焦裕禄还上的起私塾。焦裕禄填表填中农，依据的就是这个时期的家庭经济状况。所以，焦裕禄填中农，没有问题。
但是，一个家庭的济济状况不是一成不变的。时间到了焦裕禄的青年时代以后，他的家境已变得贫困不堪了，焦裕禄的父亲因还不起债务而自杀。这样的家庭已经不是中农而是贫农了。大通讯认为焦裕禄出身贫农，依据的就是后来的的家庭经济状况。所以，大通讯说焦裕禄出身贫农，也没有问题。
可能有人会认为：一个人的家庭出身一定应该存在一个最权威最正确的说法，总不能中农正确，贫农也不错吧？
确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存在一个最权威最正确的家庭出身。例如，土改前后出生在农村的人，他们的家庭出身就没有什么可说的，贫农就是贫农，地主就是地主，都是在土改时官方划定的。
但是对于土改前二十多年前或三四十年前出生的人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在几十年里可能经历了太大太多的变化。这就给判断家庭出身带来了一个选择性的难题：是以出生时的家庭状况为准，还是以几十年后土改时的家庭状况为准呢？是以家庭情况最富时为准，还是以家庭情况最穷时为准呢？
周恩来就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他是如何选择的呢？
周恩来在谈到自己的家庭出身时曾说：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小职员，他填表时是可以填职员的，也有人建议他填职员。但因为他的祖父、外祖父都作过清朝的官员，为了严格解剖自己，他最终填的是官僚地主。
假如有人在通讯里写周恩来出身职员家庭，能说这篇通讯失真吗？
所以，对于有着像周恩来、焦裕禄这样类似经历的人来说，他们在家庭出身这个问题上确实是可以有多种选择的，而且都是正确的。
大通讯写焦裕禄出身贫农，无非是说焦裕禄出身贫寒，历经艰辛。这为他今后的成长打下良好基础。这样写，无可厚非。
可能有人会说，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就家庭出身这个问题浪费这么多笔墨，实在是有些不合时宜。但是我认为，澄清这个问题还是有意义的。它可以使人们知道，即使是在焦裕禄家庭出身这样的细节问题上，大通讯作者也是实事求是的，并没有拔高夸大。
焦裕禄召开的两次县委会的失真之辩
冬夜车站县委会是大通讯中一段精彩的描写。它描写了焦裕禄为了改变县委领导班子的思想带领导班子到火车站看灾民的动人情节。但是任彦芳在其《焦裕禄身后》一书却对此事进行了质疑。
“这段风雪夜看灾民的情节根本不存在，或是出乎张钦礼的编造，或是出于作者为了感动人的艺术想像。我了解了在家的常委刘呈明、李林鹤、赵玉岭……，均说从没有开过这样莫名其妙的县委会。”
任彦芳仅仅了解了27个县委委员中的3个常委，就断然否定这次县委会的存在。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相反，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证据，证明“冬夜车站县委会”是确有其事的。
张钦礼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回忆了“冬夜车站县委会”的情况。(张钦礼：《回忆亲密的战友焦裕禄同志》河南日报1966年2月18日)
《焦裕禄在兰考》中的“车站之夜”一章详细地描写了“冬夜车站县委会”的情况。(中共兰考县委编写组：《焦裕禄在兰考》1966年4月15页-17页)
当时兰考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张清洁参与写作的《焦裕禄》一书对“冬夜车站县委会“也有记述，与其他文章不同的是，该记述披露了这次会议结束的时间：”县委会整整开了一夜，天明的时候，会议才结束。“
《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中也有关于“冬夜车站县委会”的记载：“一月初一个寒冷的夜晚……”(中共兰考县委宣传部兰考县档案局周长安、赵永祥、吴玉青：《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1990年12月12页)
2002年4月，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开封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兰考县委联合编著的《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焦裕禄》中也有关于“冬夜车站县委会”的记载：“一月初一个寒冷的夜晚……”
所以“冬夜车站县委会”已是公认的事实。
大通讯还有一段焦裕禄召开常委会回忆革命史的描写，任彦芳对此质疑说：
“一次专门开常委会回忆革命史的情节也不存在。从未专门开回忆革命史的常委会，这是作者根据当时形势要求加上去的。”
这一次任彦芳更干脆，没有举出任何证据就否定了常委会回忆革命史的情节的存在。
但是，这一情节同样也是很多宣传焦裕禄文章里都确认的事实。例如：
张钦礼：《回忆亲密的战友焦裕禄同志》河南日报1966年2月18日
《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中也有关于“县委会回忆革命史”的记载(中共兰考县委宣传部兰考县档案局周长安、赵永祥、吴玉青：《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1990年12月13页)
2002年4月，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开封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兰考县委联合编著的《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焦裕禄》中也有关于“县委会回忆革命史”的记载(见该书77页-78页)
可见，这一事实也是无可置疑的。
焦裕禄召开常委会回忆革命史，有“曾经在一个月内有九个区长为革命牺牲”的回忆，
任彦芳质疑说：“查兰考历史无有一个月九个区长牺牲的记载”
《焦裕禄在兰考》一书对此事有详细的描写，包括时间(1948年3月)、地点(考城)、人物(牺牲的区长革飞、曾宪玉、边文学、焦庆双等)等内容。面对如此详实的事实，不知任彦芳如何解释。
此外，《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焦裕禄》等书籍对此事都有记载。
焦裕禄召开常委会回忆革命史，还有“烈士马福重被敌人破腹后，肠子被拉出来挂在树上。”的回忆。
任彦芳质疑说：“马福重不是烈士。他是先把枪交出来的后被敌人抓住处死的。”
关于马福重的烈士身份，1966年10月杨捍东奉河南省委之命，专程到兰考调查真相。调查中，为核实马福重的真实身份，杨捍东到山东曹县小杨口村，看到了马福重家的烈属牌，接着又按马家指点，连夜赶往曹县界牌村南地，在墓群中找到马福重的坟茔，划火柴照见墓碑，上写“马福重烈士之墓”。
(韩德强：《围绕焦裕禄和张钦礼的是是非非》)这说明，所谓“马福重不是烈士”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其实，常委会回忆“一个月九个区长牺牲”也好，回忆“马福重烈士牺牲也好”其目的都是为了说明革命的艰难、革命烈士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以激发大家改变兰考面貌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决心。大通讯写这些，既不是要搞历史考证，也不是要搞人物鉴定。任彦芳避开大通讯的宣传主题，专门纠缠这些细支末叶，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吗？
大通讯有一段焦裕禄组织学习毛选的描写：“紧接着，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
任彦芳质疑说：“焦裕禄在开会时讲毛泽东思想方法，也学习过这些文章，却从未这样集中地学习今天称为“老三篇”的文章”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讨论。一是有没有“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这回事，二是究竟是在哪次会议上“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有很多文献可以证明，例如：
《焦裕禄在兰考》一书的17页：”……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记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
《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13页：“1月上旬焦裕禄组织县委一班人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记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焦裕禄》一书的77页：“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
就连任彦芳也说：“焦裕禄在开会时讲毛泽东思想方法，也学习过这些文章”
所以“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这件事实是没有争议的。
有争议的是：学习的时间是不是确实发生在“车站之夜县委会”上。
应该说，在有关焦裕禄的文献中对这个问题的说法是有些差别的，而且有关两次县委会的内容也不尽一致。例如：
张钦礼回忆“车站之夜县委会”时并没有提到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事。
《焦裕禄在兰考》一书把回忆革命史的情节也写到“车站之夜县委会”的内容中。
《焦裕禄》一书把“紧接着，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解释为县委会结束以后才进行的活动。
《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一书把学习毛著一事写入“县委会回忆革命史”的内容中。
怎样看待这些现象呢？
焦裕禄的事迹来源于人们的回忆。而由于时过境迁，回忆往往与事实会有些出入，所以不同人的回忆就有了差别。
通讯报导的客观真实性不等于现场录音、现场录像式的报导。为了使通讯的主题更突出、更鲜明、更感人，必须对实际生活中的素材有所选择、有所取舍、有所调整，有所提炼。这不叫失真，更不是虚构，恰恰是通讯报导的优势所在。
就“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这件事来说，既然事实是确实存在的，有争议的只是事件发生在哪一次会议上，穆青选择其中一种说法写入大通讯，也是无可厚非的。
另外一个关键证据是：大通讯稿件清样发表前，兰考县常委会对稿件中的事实进行了核查。常委们都是“两次县委会”这件事的当事人，如果事实不存在，肯定会有人会提出异议的。而“两次县委会”这件事当时并没有人提出异议。这就说明，常委们认可了“两次县委会”事件的存在。
最后谈一下本文引用文章的客观公允性。张钦礼的文章和《焦裕禄在兰考》一书都是在文革前发表和出版的，可以排除文革派性恩怨。《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一书作者之一周长安，《焦裕禄》一书作者之一张清洁，曾联名写信反映大通讯“严重失真”问题，想必这些书的内容不会偏袒大通讯吧？
《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焦裕禄》一书是由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开封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兰考县委联合编著的。客观公允性不言而喻。
至此，任彦芳在其书中提出的有关焦裕禄召开的两次县委会的5个所谓“严重失真”问题，都证明是不存在的。
“焦裕禄批评装潢县委计划”的事实真相
大通讯有一段关于焦裕禄批评县长程世平的描写，大意是程世平提出了一个装潢县委领导干部办公室的计划，遭到了县委大多数人的反对和焦裕禄的批评，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
任彦芳在《焦裕禄身后》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质疑：“事实是兰考接待领导的住所没有被子，饭堂没有桌子和坐物，开封专员孙玉尊提议改善一下条件，焦裕禄是支持此事的。只是找不用布票的布和等外木材做了一些被子和桌子。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