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000名香港大学师生、校友、教育界人士和市民,10月9日晚在港大校园举行黑衣集会,捍卫学术自由。当日,再有两则与学术自由息息相关的消息传出:报载行政长官梁振英在港大校务委员会否决副校长任命前,曾与港大校长马斐森(Peter Mathieson)见面;另外,特区政府刊宪公布岭南大学校董会新成员任命,新获任命者包括多名“梁粉”(梁振英支持者)和曾在去年积极参与“反占中”的建制派政治人物。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前院长陈文敏
《南华早报》引述接近香港大学的消息称,梁振英在今年8月和9月曾先后两次寻求与马斐森会面,讨论港大的运作。消息人士说:“他们在港大校务委员会9月29日的会议举行前,至少会面了一次。”校委会在9月29日的会议上,以12票对8票否决港大法律学院前院长陈文敏的副校长任命。行政长官办公室拒绝证实两人有否会面,只是说行政长官不时与各界人士会面交流。
另外,有线电视也引述消息人士指,梁振英在9月29日前曾与马斐森会面,当时一同列席的包括校委会主席梁智鸿和教育局局长吴克俭。
大学校监的角色
香港各大学的校监目前都由行政长官担任,而这是承继了港英时代的做法。回归前,港督身兼香港各大专院校的校监,但校监除了委任校董会或校委会的部分成员,以及主持院校的毕业礼以外,其角色很大程度上都只是“礼仪式”的,并不会干预院校的日常运作和人事任命。然而,香港回归后却曾传出行政长官干预大学学术自主的丑闻,而这些在回归前的几十年都是闻所未闻。
早在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年代,行政长官高级特别助理路祥安被指在2001年会见时任香港大学校长郑耀宗和副校长黄绍伦,要求港大停止发布对特首施政不利的民意调查。港大民意研究计划主任锺庭耀指控董建华透过“中间人”向他施压,后来港大校务委员会成立了以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鲍伟华为主席的三人独立委员会调查事件。委员会经过多日聆讯后,认为路祥安是“拙劣和不诚实的证人”,并在调查报告肯定黄绍伦是暗中受郑耀宗的嘱咐,透过会面向锺庭耀传达被视为压抑学术自由的讯息。事件最终触发郑耀宗辞职,也损害了董建华和特区政府的公信力。
事隔14年,现在又有消息指梁振英曾在港大陷入副校长任命风波的敏感时刻至少两次“求见”马斐森。虽然外界并不清楚两人谈话内容,但很难想象校监要求见校长,只是谈论“风花雪月”。三年前力挺梁振英参选的董建华,当年也有透过路祥安与郑耀宗会面向港大施压的“前科”,舆论实在有合理理由怀疑政治干预学术的事件又再重演,梁振英有必要就此向公众解释。
校董会成政治酬庸
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现今的大学校委会(校董会)成员任命,已成为政治分赃场所。新获任命的岭南大学校董会五名成员,清一色全部属建制派背景:律师会前会长何君尧,去年担任反占中的“保卫中环运动”召集人;民建联区议员陈曼琪为香港中小型律师行协会创会会长,去年设立了“反占中义务法律谘询热线”,并代表潮联小巴公司申请旺角占领区清场的禁制令;魏明德为全国政协委员、瑞德资本集团董事长;李汉祥为环球管理谘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在报章专栏为港大校委会拖延副校长任命辩护,形容“等候首席副校长上任”的决定绝非不寻常;罗咏诗为香港青年联会贤慧社主席,而根据网站简介,香港青联主要以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及各省市青联的港区特邀委员为核心。
可以清晰看到,作为香港八所大学校监的梁振英,其角色已远远不止是“礼仪式”,相反更倾向把委任校委会或校董会成员的权力“用尽”,把这些公职作为政治酬庸分给身处权贵阶层的“同路人”,同时也可借此控制各校院的重要人事任免,这次陈文敏事作即为明证。尽管前特首曾荫权任内也奉行“亲疏有别”,但他任内委任的大学校委会或校董会成员来源却较多元化,任命人选远没有现在般激起社会广泛争议。
是谁把校园“政治化”?
曾经成立“支持十大院长声明校友组”的港大校友彭泓基认为,希望左中右政治势力离开校园,可是目前摆在眼前的事实,却是行政长官藉在各所大学最高管理机构安插桩脚,把政治带入校园。在10月9日晚的港大黑衣集会上,高等法院前法官王式英站台,呼吁社会应讨论订立条例,令大学不再受政治影响。他建议重新立法监管八所大学的管治(governance),以确保院校政治中立,半年内应引起公众对院校自主及学术自由的关注,促使立法会通过议案。有关建议不失为捍卫学术自由的有效措施,然而在建制派把持的立法会,它有可能获通过吗?
纳粹德国时代因为对抗希特勒政权的路德会牧师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曾说过:“面对恶而噤声,这本身就是恶:上主必不以此为无罪。不作声,就是一种声音;不行动,就是一个行动。”(Silence in the face of evil is itself evil: God will not hold us guiltless. Not to speak is to speak. Not to act is to act.)不管梁振英和建制派人士喜欢与否,陈文敏事件已演变成为政治事件,因为否决任命的理由就比否决本身更加荒谬。有人指摘学生把事件“政治化”,但捍卫学术自由却是维护香港核心价值的应有之义。
当年由最高法院前首席大法官杨铁梁担任主席的港大校委会,尚且顶住董建华的压力设立具公信力的独立委员会调查锺庭耀事件,但现在的梁智鸿有这样的勇气吗?如果校委会在大是大非面前仍然噤声,事件势必再发酵成香港一场维护学术自由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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