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消息，南京大屠杀的“世界记忆遗产”申报在10月9日已得到通过，某些“日本政府内部人士”对此甚为痛恨，称“将采取包括重新审定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费援助在内措施予以应对”。但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南京大屠杀通过之际，日本所谓的“西伯利亚抑留者”，即日本战俘在俄罗斯境内战俘营的“受害”经历也在同日得到通过。
尽管神风特攻队申遗不成，但日本战俘在俄罗斯的“苦难”却夹带成功了
当日本侵略者摇身一变成了反法西斯阵营手中的“受害者”时，这恐怕只意味着一点：当北京仍在寻求所谓“战后国际秩序”时，美国伞下的日本还继续掌握着冷战后至今秩序的暗流，并使之为自己服务。当下，多数华文媒体仍对此缄口不言，我们不禁要问，这其中的秩序何在，是非又何存呢？
说到底，“记忆遗产”是到了21世纪初才突然在亚太国家间被炒热的一个概念。伴随着韩国自2001年后借《直指心体要节》这一现存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善本大抬“大国”身份，该项目的重要性才逐渐被中、日等大国发现并善加利用起来。日本对它的应用更是得心应手。
对于自1964年奥运会后重新在西方世界展现其经济大国身份的日本来说，日本政府正在苦心打造“酷日本”的品牌，进而利用文化输出等方式，在2020年奥运会开始前通过“和食”、“茶道”以及列入记忆遗产的文化名录加强其国家品牌宣传，提升其“软实力”，在日本战后长期积累的另一金字招牌“和平日本”的形象配合下，即可加强日本信用，在中国影响下稳固自身在国际影响力。当一份日本作为“受害者”，尤其是遭遇“共产主义”的苏联“迫害”的记录成为“遗产”时，它优先得到西方的首肯就在理所当然之中了。
的确，从1945年到1956年，的确有几十万日本关东军的战俘被安置在从远东到西伯利亚的成千上万个劳改营、劳动营里，有几万人因为饥饿、流行病或其他原因死在了苏联。东京的官员们经常拿俄罗斯总统1993年为了搞好日俄关系的“道歉”说事，认定这是俄方先行“撕毁”《苏日中立条约》，“拘留”了数十万日本国民而非“战俘”，为此，日方不仅要坚决的寻找死在俄罗斯的日人遗骨，更要莫斯科就此加以赔偿。当一份相关的“记忆遗产”被联合国收录，日本的志得意满也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作为轴心国一方的日本真的是无辜的吗？假如东京接受了1945年波茨坦公告马上投降，会不会遭遇原子弹打击尚不可知，至少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对日战役行动就不会马上发生，千千万万日本人就不会置身于苏联劳改营里。但是，在德国溃败之后日本军国主义没有缴械投降，而是将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官兵置于苏联军队的打击之下。结果便是数万名日本军人战死，另有60多万日本军人成为战俘。
根据弗兰克•吉伯尼、斋藤邦雄在内的美、日专家提供的资料显示。在1945到1956年间，这些日本军人在苏联宣布“自治”的劳改营中甚至继续维持了原有的官阶体系，不仅“天长节”（即日本天皇生日）等法西斯节日继续遥拜东京，在劳改营内还和奥地利、匈牙利、德国等轴心国仆从国战俘大搞串联活动。当日本战犯在抚顺奇迹感化下痛哭流涕，向中方表示“请判处我死刑”时，这些平日做工，将苏军和皇军视为同一体系，学了几句俄语的日军官兵大都在官升一级后等待回家，接着大骂苏联不守《波茨坦公告》，不肯马上履行“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的条款。当这些从西伯利亚回来的日本人而非从中国回来的日本人成了日本社会的主流时，可以想象，日本主流社会如果哀叹自己是受害者，这显然是个不容忽视的要素。
于是，令人遗憾的事情就这样出现了，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时至今日，日本国内仍有人在为当年的战争进行辩护，甚至歪曲历史，美化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的滔天罪行，更强调日本平民的“受害者”身份，并用包括《在竹林深处》（So Far from the Bamboo Grove）在内的不少文学作品强调日本人的“无辜”和亚洲人民的“野蛮”。这种态度显然不利于包括日本战俘问题在内的一系列复杂国际问题的最终解决。生者之所以给逝者建造纪念碑，是为了表达对逝者的哀思和追念，而倘若生者不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不能从悲剧中认清责任，那么即使纪念碑建得再高再大，口号再动听再响亮也无济于事。
当下，作为美国伞下最为得力的干将，日本正在美国拒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费后，成为该组织最大的出资方。尽管东京一度威胁要退出，但日方显然还是要继续利用“记忆遗产”实现自己的目的。当给犹太人发行生命签证的日本外交官杉原千亩和神风特攻队的遗书一同出现在日本2017年度的申报名单时，这当中的混乱也是一目了然。或许日本的问题就正如广岛“慰灵碑”上的那句名言一样，不知道错误的主语何在，未来恐怕还是得继续悲剧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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