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发展和开放深入，越来越多的国际学校正涌入中国，而不少家庭，或是因为逃避国内应试教育的压力，或是为了从小给后代营造一个更多元包容的成长和教育环境，纷纷将孩子送进这些收费不菲的国际学校。然而，兴奋之后，新的烦恼也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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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后的欣喜
晓鸥的儿子今年10岁，本就读于一所市属重点小学。可两年前发生的一桩不愉快经历，让她下定决心将孩子转到一所学费不菲的国际学校。
事情起因其实很简单：学校对老师进行问卷调查，班主任带领全班统一填写答案，要求每个孩子都在“非常满意”这一栏划勾。当问卷中出现：“你觉得自己的老师有什么缺点？”时，老师给出的标准答案是“没有”。可晓鸥的儿子偏偏写上了一个缺点。于是老师将他叫到办公室质问，还被通知家长到学校谈心。
当儿子眼泪汪汪的扬起稚气的小脸问妈妈：“人怎么可能没有缺点？其实一个缺点已经算很好了”的时候，晓鸥感到异常愤怒，她开始寻找合适的私立国际学校。
最终她选择了一所位于望京附近的学校。除了该校在北京小有名气并接收中国国籍的学生外，当天的所见也让她印象深刻。那天，恰巧一群年龄很小的孩子们在外面玩耍。七八个男孩女孩围成一圈做游戏。这时，一个小男孩从旁边跑到圈子中间扰乱秩序。在国内学校，这样的行为无疑很招人烦，但站在一旁的老师却关切的询问：“你想同他们一起玩儿，对吗？”男孩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点了点头。于是，一切又恢复了正常秩序。
这所学校吸引晓鸥的，当然还包括优雅的校服，国际化的视野以及有针对性的教育，比如，老师会根据不同孩子的实际水平留不同的作业；比如，有很多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每一个独特的观点都会得到鼓励。更重要的，是学校注重孩子完美人格的培养，而诸如诱导孩子说谎的情况基本不存在。
晓鸥开始享受儿子一点点的进步：他越来越开朗，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英语水平突飞猛进，已经能够流利对话并书写短文。过生日的时候，吹完蜡烛，他会主动要求自己切蛋糕，并依次分给妹妹，朋友，妈妈，爸爸，最后才给自己，举止从容有礼貌，让人看了欣慰。
可伴随着儿子在国际学校一天天长大，她慢慢发现自己又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纠结心境。
进退两难的升学问题
孩子能成功脱离传统死板的应试教育，有机会在学习的同时得到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但同时也意味着孩子今后的选择范围逐渐缩小，风险增加，如同用高昂的学费为孩子下了人生的赌注。和接受国内传统应试教育的同龄人相比，国际学校的学生在国内高考考场上失去了骁勇的战斗力。如果孩子再想继续参加国内高考，很容易就被挤下独木桥。
国际学校绝大部分孩子会选择在高中毕业后上国外大学。但事实是升学压力一点都不轻松，课业负担也同样异常繁重，特别是DP阶段（Diploma Program），学生会比普通的高考生还要辛苦很多，因为是全球统一考试课程，所以每次考试的成绩都很重要。而要想拿到IB文凭（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学生还需要完成TOK（Theory of knowledge）、EE (Extend Essay)、CAS（Creativity, Action and Service）。
同时，国际学校的学生在申请学校时并没有过多的优势。正如某国外名校教育负责人所说：在录取的时候，学校会更倾向于有国外中学经历的学生。
更令家长们纠结的问题是到底要不要将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因为除去价格不菲的海外学费，孩子们还面临着比同龄人更大的生活环境变化的压力与挑战。对尚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自我管理和控制能力、情绪调整能力都还不够成熟，遇到各种问题也就常常无所适从，甚至产生心理困扰。让孩子在羽翼尚未丰满的时候就远走他乡，失去家庭的关爱，这对中国家长而言确实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还有家庭选择由母亲辞职跟随孩子踏上异国求学之路。但无疑是以家庭的不完整为代价，意味着从此开始了候鸟式的生活。每逢寒暑假，女人带着孩子在两个国家之间飞来飞去……这样的家，还能算完整的家吗？同时，是否应该以牺牲母亲的职业道路去成就孩子？这也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中西方文化的碰撞
即便以上困难都已解决，孩子从国际学校顺利升入国外大学并且完成了学业，接下来依然会存在困扰。
当中国父母全心全意令孩子接受“国际化”教育时，就会不可避免地流失“中国特色”。设想一下：当一个孩子在国内从小接受国际教育，大学教育又在海外，如果将来由于亲情或者事业原因，再重新回到中国发展，他的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惯必然与环境格格不入，特别是当面临复杂的人际关系时，会倍感压力。
时下被热议的富家公子王思聪，小学在新加坡，中学与大学就读于英国，回国后口无遮拦，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不知深浅，常常在网上发表各种令人大跌眼镜的言论，以至于其父王健林后来也反思：是不是“国外教育”惹的祸？后悔把孩子过早送出去接受教育。
王思聪还是一个特殊案例，因为其父王健林是中国首富，父辈荫翳能为之在中国创业发展提供摔跟头的足够空间，但对绝大部分中国国际学校学生的家长而言，这样的基础连想都不敢想。当这些一直接受“非本土化教育”的中国孩子们，最终决定回到中国这片土地发展的时候，必将遇到种种不适应，他们又如何进行自我调整，这绝不仅仅是晓鸥一个人的纠结，而是不少中国的国际学校家长们共同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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