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大屠杀因“记忆遗产”申遗引发的风潮尚未在中日之间平息时，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13日到14日间的东京之行就因其“为习安会铺垫”的目的引来了观察人士的惊讶。飞赴东京的杨洁篪一面接受日本“副首相级”的礼遇，一面大谈促进中日友好，强调东海联络机制，更强调将为月底的中日韩首脑会晤做好准备，以便让安倍与习近平在合适的时间碰面。杨洁篪的东京之行以及他计划中的与安倍的会面就显得有些异乎寻常：北京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实用主义了？
杨洁篪会晤安倍
必须承认，伴随着“申遗”一事的出现，中日之间的新仇旧恨又被翻了出来。菅义伟和华春莹们隔海相望，彼此喊话，表示遗憾云云。但说到底，日本只是装模作样，固然一天两次威胁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另一面却也准备好了2017年申报记忆遗产的材料。北京更是突然没了下文，官媒新华网也丢弃了驳斥日本战俘西伯利亚“遭难”申遗的内容。当另一家官媒《环球时报》还在杨洁篪会见谷内的当日发表社论，称“与日本敞开斗对中国战略上不值”。
的确，中日之间的问题在某些程度上会显得水火不容。中共内部的不少分析人士始终强调自2010年起，日本对于中国体量的变更存在“不适应”的状况。伴随着北京在经济、政治等领域如能拉大与日本的实力差距，掌握相对的战略主动权，日本的“不适应”和相应而来的“右翼崛起”等不利因素就存在了得到压制的可能。
当下，在历史、领土等核心问题上中国固然要坚守立场，但在和日本的经济等领域的往来上，伴随着人民币2012年与日元达成直接交易，两国之间反而达成了罕见的双赢：中国借助日元拓展了人民币的离岸市场诉求，日本也趁机打开了中国市场，拉动了国内消费。伴随着中日贸易额从2012年的3,294亿美元，2013年的3,119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3,436亿美元，很显然，中日之间的瞠目相见并没有全面影响两国的经济协作，东京和北京的高官更在2012年后频繁穿梭于东海上空。
分析认为，尽管就经济问题来说，日本尽管动辄在媒体上大谈中国衰退，但日方对于自身的缺陷也是早有认识的。从2014年开始，很多日本领域的经济学家就指出，安倍晋三的经济刺激政策“安倍经济学”效果有限，面向推进结构改革的中国扩大出口才是日本重振经济的良机。对于缺少水分，缺少资金流进行产业结构改革，从而在根本上完成“安倍经济学”的日本来说，如果能完成与中国市场的对接，这就意味着东京得到了输血。而今，中国正努力从出口主导向扩大内需型转变，要让耐用消费品以及服务等领域产生很大的市场。到2025年结束前中国服务业将较此前增长12万亿美元，其中的4万亿到6万亿美元有望开放给外资。这会产生很大的市场，日本如能加入其中，这对于北京和东京都将大有裨益。
事实上，考虑到杨洁篪此行的目的，日方已经相当收敛。伴随着杨洁篪13日飞抵东京，除去被当局矫枉过正的《朝日新闻》大谈“甚为遗憾”，无论是日共控制报道部的《每日新闻》，还是以右翼“忧国”言论著称的《产经新闻》，大家都异口同声的表示“日中关系改善”，《日经新闻》更强调中国外交要员“14日拜谒首相”，似乎中日之间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
说到底，环顾北京近年来在外交领域尤其是在东北亚的动作，恐怕会越来越容易发现这其中的实用主义色彩。毕竟，这一思路是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一直被中国领导人所奉行的。金灿荣等中国学者也特别指出，自习近平上台之后，北京的外交操作更是基于实用主义基础上的。北京一方面要稳定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国关系，另一面还要推进自身在亚太的布局，这就让中国一面要维护利益，一面得坚持原则，但同时还要避免被传统的意识形态所束缚。这就如梁启超所说的“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那样。在险恶的亚太中，这一点尤为突出。
于是，就在杨洁篪赴东京面见安倍，日本特使又要飞赴北京之际，尽管中日间的不睦还会持续一阵，但这对于10月末的中日韩首脑会晤和12月的中日韩自贸（FTA）的影响毕竟有限。毕竟对北京来说，本着实用主义的目的，当中美关系始终成为亚太的主轴时，有必要把用在中美对峙上的精力浪费在日本身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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