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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臭名昭著的重庆大厦 让香港人望而怯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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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厦,曾经作为尖沙咀地区最高的“豪宅”,后沦为世界中心的贫民窟,被学者称作另类“联合国”大厦,大概是最能体现香港多元文化的地标建筑。许多香港人对它望而怯步,大量各色人群仍选择在这座“森林”里逗留,因它“便利”和“廉价”,也因它是非法活动的“天堂”。如今,重庆大厦依然处在香港的“心脏”,却似乎从来不属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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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厦,曾经作为尖沙咀地区最高的“豪宅”,后沦为世界中心的贫民窟,被学者称作另类“联合国”大厦,大概是最能体现香港多元文化的地标建筑。许多香港人对它望而怯步,大量各色人群仍选择在这座“森林”里逗留,因它“便利”和“廉价”,也因它是非法活动的“天堂”。如今,重庆大厦依然处在香港的“心脏”,却似乎从来不属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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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成于1961年的重庆大厦,是菲律宾华侨为纪念抗战时期中华民国政府的陪都----重庆而建。经过50多年的风雨变迁,发生过众多犯罪案件的大厦留给世人以“阴暗”、“非法”和“邪恶”的印象。近年,香港政府对其进行修缮、加强安保,来自第三世界的生意人仍在这里经营着自己的“成功学”,来此住宿或“探险”的国际旅客仍络绎不绝,共同参与着“低端全球化”的经济活动。来自瑞典的摄影师Dean C.K. Cox潜入大厦内部数日,拍摄了此组人物肖像,以展现这栋旧建筑里的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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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fjan Haider,31岁,巴基斯坦人

18个月前,Sufjan通过翻越边境围墙从中国大陆来到香港。他声称自己是由于经济和政治原因而来香港寻求永久避难的难民。他有两个表兄弟在这里,其中一个开了一家巴基斯坦餐厅,并在重庆大厦住了15年。Sufjan表示想留下来,因为相对于自由和稳定的香港,巴基斯坦充满了危险和波动。他拒绝谈论他以前在家乡的职业,而是面带微笑,说“没有必要讨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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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pal Gurung,25岁,尼泊尔加德满都人

Gopal,出生后就皈依佛教。这是他第二次来到香港,此次来是向当地的佛教徒教授佛学。他于两周前抵达香港,与其他几个和尚和喇嘛将停留几周。他造访重庆大厦,因为这是一个“适合开会议的地方,每个印度人和尼泊尔人都知道它。”他说他喜欢这里,但感到很拥挤,并且“总是有印度人试图让他吃午餐和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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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 Leung,65岁,香港人

Frank有一家店铺,主营艺术品、画作和海报的制作、销售以及出口。店铺位于重庆大厦一侧的巷子里,店里的墙上挂着中国大陆生产的画作以及他自己画的插图。Frank的店铺已有40年了,他说:“店铺的大部分顾客是欧洲游客,因为中国大陆游客只想购买昂贵的名牌物品,如珠宝,箱包和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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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a Hartini, 40岁,印度尼西亚班达楠榜人

Maria已经在香港做了十年的家庭佣工。由于雇主的三个孩子都已经长大,她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打扫和整理房间。她说每周都会来这里购买保健品,已经坚持五年了。最初她是一名健康顾问介绍来的,现在她也推荐朋友和家人尝试这些产品。Maria说,第一次来重庆大厦时感到很害怕,因为这里鱼龙混杂,但现在她的印象改变了,这里很多人都认识她并和她成为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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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el Dhavale,57岁,印度班加罗尔人

2001年,牧师Samuel和妻子来到重庆大厦的一所教会任职。教会成立于1994年,附近的尼泊尔人会来此祷告。Samuel说,他在重庆大厦的15年间,这里的治安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对于教堂来说,过去的重庆大厦都是一个名声不好的地方。但现在它变得更加安全了。”此外,来教会的人也不再仅限于附近的尼泊尔人,更多的是一些老年人和无家可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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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Aidan,26岁,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人

Alexander一年前来到香港,他先是乘飞机到中国内地旅行,后又乘巴士到香港申请庇护。尚无工作的他目前依靠香港政府向国际难民提供的资助生存,但他说这笔钱不够生活。由于他支付不起过夜的房费,Alexander经常睡在街头,有时会住在重庆大厦的廉价旅馆,并经常和来自坦桑尼亚和非洲的老乡在大厦周围的小巷里聊天、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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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bhdyal Singh, 42岁,印度旁遮普地区人

Prabhdyal是重庆大厦一楼的素食店以及五楼一家餐厅的老板。他1994年第一次来到香港,后又回到印度,在印度遇到了他的妻子,并与她于2004年重返香港,在重庆大厦里开了店铺。Prabhdyal是锡克教徒,他引以自豪的是他的店里不卖酒类、香烟或肉类。他说,重庆大厦是世界著名的“印度菜中心”,一个便宜的过夜之所,以及香港兑换外汇的最佳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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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uman Mohammad,22岁,巴基斯坦古吉拉特人

Nouman两个月前来到香港,投奔10年前移居香港的家人,目前在其父亲三个月前开的理发店里帮忙理发和刮胡子。这家理发店位于重庆大厦的一层。Nouman说,因为签证的问题,他已有很多年没能和家人一起度过。现在他终于有了香港身份证和居留签证。他很高兴能来香港,但是他也承认:“生活太忙了……你必须非常努力地工作、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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