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宪政历史研究中，中共与宪政的关系历来是十分重要而又敏感的问题，中共在宣传上从来没有拒斥宪政，但刻意突出自身宪政建设的特殊性，但从历史事实看，中共对宪政"破坏"有余，"建设"不足。
1987年10月25日,邓小平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鼓掌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这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第一部宪法，几乎完全是照搬苏联的宪法。比如，该大纲第二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华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而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而当时中共一直忙于应对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围剿，根本无心宪政的制度建设。整个苏区实行军政合一的体制，权力完全基于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手上，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苏联宪法一样，沦为一纸空文。
在1937年国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后，中共出于扩张影响力，拉拢其占领区乡绅的目的，对其军政合一体制做出了一定的微调，推行所谓"三三制"原则，即在参议会和政府组成人员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共产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但其参议会没有实际权力，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权力完全被中共控制，被吸收到体制的乡绅与中间人士沦为"花瓶"一样的角色。
在抗战期间，中共为了和国民党争夺权力，历史罕见的举起了宪政的旗帜。1939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一文中，第一次明确主张"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有权力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报刊《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发表大量与民主宪政相关的文章，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写道："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
在1946年抗战结束后，在共同的敌人消失后，国共关系定位与未来的政府组织成为国共双方都面临的重大问题。在此情形之下，出现了所谓宪政之争，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开幕。国民党、共产党均赞同政府容纳各党，不同的是，国民党主张保留原先训政时期约法，即新建立的联合政府依旧向国民党负责，共产党则主张废除训政时期约法，要求政府全面改组。从实质而言，国共双方都无心于宪政建设，宪政之争实际上是权力与势力范围之争。在国共双方权力与利益的矛盾无法调和的情况下，国共内战的再度爆发，宪政逐渐退出了世人关注的视野。
1949年，中共在打败国民党取得政权之后，宪政已经失去了和政治对手对抗的工具价值，中共在政权体制建设上几乎完全照搬苏联的制度，而苏联的政治制度是高度集权的，和西方的民主宪政相距甚远，在此背景下，宪政建设被搁置下来。民国原来由民间兴办的新闻媒体和学校相继被收归国办，西方宪政相关的的政治学、社会学学科受到取缔，新闻媒体成为"党的喉舌"，学校则沦为"党化教育"的基地。在司法领域，民国原先的律师制度被废除，司法部门成为中国集权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独立完全无从谈起。随着，单位制度在大陆的普遍建立，原来宪政的中坚力量--知识分子全部进入体制，受到政权控制，随着1957年反右运动与之后的政治运动，知识分子的地位一再降低，沦为"臭老九"。而中间阶层的消失，民国时期建立的民主党派丧失了其阶级基础，不得已也进入体制，成为中共体制下的"花瓶"。在其情形下，民国时期宪政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与因素损耗殆尽，宪政建设被淹没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之下。在文革期间，中共的反宪政运动达到了最高峰，新闻媒体停办，高校停止招生，西方的政治与法律思想被视为毒草，公检法完全被砸烂，人民代表大会沦为"橡皮图章"，整个国家权力完全集中与中共的最高领袖手中，民众的政治、经济权力完全得不到保障。
文革结束后，中国的政治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短暂的"解冻"春风，新闻媒体相继建立，高校恢复招生，西方的政治与法律思想再次出现与出版领域，律师制度得以恢复，知识分子的地位大幅提高，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改革现存政治体制的浪潮活跃于社会各界。随着1989年六四事件的枪声，这股春风嘎然而止，主张民主宪政的知识分子受到整肃，中共党内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开明派丢职罢官，中国短暂的宪政建设再度遭遇"逆流"。此后，中共制定了全力推行经济改革，基本保留原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原则，宪政建设又一次淹没在经济发展大潮之中。
经济与社会发展也间接促进了宪政建设，市场化新闻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出现，媒体再不都是党的宣传"喉舌"，中共再无法在经济上与制度上控制媒体，只能靠惩治个别出格的新闻人士的威慑方式来把控新闻媒体，西方的政治与法律思想借助互联网的作用得到全面传播，中共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实际运行中被"边缘化"，中共的宣传机构面临前所未有的"失语"困境。脱离政府体制的中间阶层再度得到蓬勃发展，尽管中共一直力图在私营市场化企业中发展党组织，但失去政权与财政的护佑，私企中的"党组织"成为企业主为捞取政治资本的"花瓶"，中国的公民社会处于缓慢的孕育建设之中。尽管如此，但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与专制意识的根深蒂固存在，中国的宪政建设在中共政权的压制与经济发展牵制之下，不可能汇集成广泛的社会运动，只能在少数大城市中缓慢而隐蔽的孕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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