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人口红利是推动中国经济多年高速增长的动力因。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尤其市场预期逆转所导致的资本外流，均和人口红利消退有着内在关联。10多年前，在大多数国人意识里，中国劳动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然而，时至今日，人口老龄化、人力成本上涨，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类观点也被社会各方普遍接受。
人口红利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因素
不久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表示，随着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依靠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中国经济如果不能及时转轨，仍沿用原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就没法保持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16至59岁的劳动力人口下降244万，2014年则减少371万，呈现连续三年下降。而根据中国老龄办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从2001年到2020年将处于快速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将平均每年新增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
一方面老龄人口规模递增，另一方面劳动力人口缩减。这表明中国劳动力已从无限供给转变成有限供给，具体表现在劳动力短缺、工资水平快速上涨、以及社会养老负担加剧。为此，要保持人口稳定，必须放宽生育政策。虽然中国政府2013年后启动了独生子女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单独二孩）政策，但截至2014年底，只有约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申请，大大低于每年200万对夫妻申请的预期。
深入来看，除了传统价值观念转变之外，繁重的工作压力、抚养成本过于高昂、对未来不确定性，尤其高房价、高物价等各种现实性因素，均对当下人口增长形成制约。倘若中国政府不调整策略，中国很可能将迅速步入日本后尘，被老龄化社会所绑架乃至拖垮。
曾几何时，人口过剩是各国政府和学者挥之不去的噩梦。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曾提出，在通常情况不变下，人口有超过生活资料承载极限范围增长的趋势，也就是说，生活资料呈算术级增长，而人口数量成几何级别增长。从长期看，如果不有效控制人口增长，就会恶化社会生存状况，并引发社会灾难。
马尔萨斯的观点错误吗？并非错误，如果一国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生活资料供给不足，土地肥力下降，并失去外部环境的依托，那么他的理论观点就完全可能转变为现实。但是，历次工业革命的发生，以及随之促发的社会生产力的提升，有效延缓了“马尔萨斯陷阱”的到来。并且，随着产业格局深化和知识、技术创新的持续，对于很多发达国家来说人口已然成为财富，不仅转变为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而且也构成需求庞大的市场，呈现出良性循环效应。
资料显示，工业革命使有限的土地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并刺激了欧洲人口的扩张。1800—1914年，欧洲人口从1.9亿增长到4.6亿。同期美国人口从500万增加到1亿。与人口成长紧密相连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城市，促发社会向城市化进程迈进。可以说，社会制度的变革、人口的稳步提升、城市化进程有序的推进，构成美欧、日本等国经济繁荣的基础。作为中国之所以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正是借改革开放之功，将计划经济年代下过剩的人口转变为重大红利所促成的结果。
当然也有例外，对于例如朝鲜这些国家来说，由于制度性因素所导致的社会生产力低下，解决温饱问题永远是迫在眉睫的要务。那么，过多的人口对这些国家则构成实实在在的负担。
“人口增加是否引发贫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而是取决于人口增长所付出的成本以及收益的对比。每新增加一个人，虽然多了一张嘴，但也增加了一个未来的劳动力，从长期看，这将使得平均收入与人口规模失去关联性。”
以上是2015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格斯 迪顿在其《逃离不平等》一书中的观点，他认为，一个新人所带来的还有创造性思维。这些新增人口所带来的某些新理念，不仅可以为他们的雇主带来利益，也会造福全人类。人的新思维与新的生产方式，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基础，也是人类摆脱贫困与病痛的工具。这些新的益处累积起来，毫无疑问将远远超过新生人口所需要的成本。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当前全球人均预期寿命增加，和全球知识与创造力的爆炸性增长。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迪顿的理论成立的基础，在于系统完善教育机制和以自由竞争为依托的市场经济。否则，所谓创新的社会机能将无从谈起。试想，在一个垄断盛行、贪腐行为丛生的国度当中，作为企业家群体相比政府永远处于弱势地位，成为后者刻意盘剥的对象。长此以往，势必将削弱其生产和创新的意愿，甚至产生“搭便车”现象（通过贿赂的方式谋求市场地位，例如拉美；或者索性放弃正当生产经营，参与社会各种炒作和投机行为，这在中国已成为常态）。这无疑对社会经济形成深远不利的影响。
当前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衰退的困局当中。如何寻找新的增长动力，缓解人口红利消退带来的压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各方学者和政府不得不重视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深化经济结构改革是中国经济当下的唯一出路。只有富有生产力和创新职能的企业群体，才是驱动中国经济逆转困境的核心力量。这无疑需要政府让渡利益做出牺牲。否则，中国经济将难以抵御接下来人口老龄化和国际产业格局变迁所带来的冲击。那样一来，人口（尤其非劳动群体）将构成未来中国沉重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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