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中国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的于幼军已于10月9日受聘于中山大学，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即将回到母校任教。这一消息近日受到舆论的多方关注。而近年来，不少“问题官员”复出后选择了一条与官场殊为不同的道路----做学问。
于幼军
于幼军曾经是一名“政治明星”，他早年长期在广东省任职，官至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长，后来历任湖南省副省长、山西省省长等职务，并于2007年9月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然而在200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幼军作出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一个月后，他的中央委员职务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上被撤销。他的处分原因尚未公布。
受党纪政纪处分甚至违法犯罪的“问题官员”，其复出后从事什么工作，怎样安顿自己的接下来的人生，是为许多人所关心的话题。近年来，不少“问题官员”复出后选择了一条与官场殊为不同的道路----做学问。尽管在从政道路上折戟，犯了错误，一些“问题官员”的学术水平则被评价为实打实的，有些成绩还取得了科班内的赞誉。
当然，并非所有的“问题官员”都能够转行做学术并且做得好，早年的积淀起到比较大的作用。拿于幼军来说，早年曾经担任初中语文教师，后来还当过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其后更在担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期间连续拿下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被媒体屡屡翻出来的往事是：1985年，于幼军与黎元江合作撰写《社会主义四百年》一书，该书以章回小说和历史演义的体裁讲述社会主义运动史，引发学界轰动。
微信号“海运仓内参”10月16日刊文指，于幼军在留党察看期间，就已经重拾学术工作，他在国家图书馆读书写作，续写了《社会主义四百年》，还完成了《社会主义五百年》的编撰。他说：“如此春去秋来，我阅读了三四千万字的图书资料、复印了几百万字资料，写下了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及资料摘录，书桌上的书稿也越摞越厚。最后书读进去了，人走出来了。”
留党察看期结束后，于幼军担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建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此时接近退休年龄的他在工作之余，依然没有放弃学术工作。《求索民主政治》一书即在这段时间出版，该书的副标题是《玉渊潭书房札记》。在书中，于幼军提出中国实现普选制民主政治的步骤和日程表，被认为是官员写作中少见的坦率创新之作。
早年与于幼军合作撰写《社会主义四百年》的黎元江，不到40岁就成为了广州日报社总编辑，他一度被誉为中国报业改革的弄潮儿，中国第一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就是在他的运作下成立的。因为在报业改革和报业经营方面的成绩，黎元江后来当上了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然而，成也萧何败萧何，因为在广州日报工作期间的贪污受贿行为，黎元江最终东窗事发，并以贪污受贿罪入狱。早在入狱前，黎元江就在准备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服刑期间，他希望继续完成博士论文，经过学校批准和有关部门同意，黎元江最终得以在狱中完成了70万字的博士论文，并在狱中获得了博士结业证书。
“五毒书记”张二江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他入狱后，把自己的兴趣转移到了对中国古文献的疏释上。仅仅在服刑期间，他就出版了4本中国经典疏释著作，凭借这些书籍，他以重大立功的名义获得减刑并提前出狱。他还在一所民办大学兼职当老师，“偶尔会去上上课，做做研究，拿点基本的生活费”。他最近成立了国学工作室，“把纯正的国学知识，传播给全社会”。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以重婚罪入狱，出狱后的新身份则是经济学家，无论是在微博上还是在公共论坛上，现在成为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的他就经济问题屡屡发言，媒体曝光度几乎不减当年。在狱中，邱晓华同样也是笔耕不辍，一共写下180篇短文，平均每日一篇，出狱后结集为《中国经济新思考》。出狱之后，邱晓华进入中海油担任研究工作，期间亦使用笔名在《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写评论。一次，在回答记者对官员与学者身份转换的问题时，他淡定地说：“无所谓，我本来而且一直就是学者。”
至于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免职的原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他从事学术工作则不需要太多的转折----他历任黑龙江大学校长、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务，并没有彻底脱离学术工作。衣俊卿被免之后时隔22月方才公开露面，也是因为一场学术活动----第九届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期间，他还出版了一本题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学术专著。目前，衣俊卿仍然是中央编译局正式工作人员，在该部门官网组织机构的说明中，局管学术团体包括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衣俊卿就在该研究会理事会常务理事名单中。
一些“问题官员”在退出官场后专注于学术研究，通常有多种动机。他们在重返学术后的不俗表现，也让人们看到人性的复杂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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