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榜》《伪装者》热播，让39岁的靳东的人气扶摇直上。其实在电视圈，他一直都有“暗火”的名号，他从来不缺戏拍，更不愿人们用“大器晚成”来形容自己。这或许是他多年来有意为之的结果。
见到腾讯娱乐记者前，靳东刚刚结束一个杂志的封面拍摄。“最近采访太多了，多到我已经深恶痛绝。”他脱下为拍摄而准备的质地精良的风衣，露出枣红色圆领毛衣，一屁股坐到摄像机对面，做了这番开场白。气氛变得有点尴尬，但他泰然自若。
如果不是《伪装者》和《琅琊榜》的热播，靳东应该正利用进下一个剧组前的“假期”在家带孩子。可现在，他已经连续一个月，每天在密集的通告之间奔波。他的微博粉丝量在半个月内从63万涨到了137万，并且第一次拥有了公司专门配备的经纪团队，以应付纷至沓来的工作。
杂志拍摄是很早之前约的，已经“拖得不能再拖”，索性一并完成----反正也不多这一项任务了。入行22年，靳东还是没有习惯“拍大片”：拍戏时人是流动的，但拍照不一样，在规定的空间做规定的动作，任人摆布，他受不了。“事实上我也不是特别清楚这些照片拍来做何用，只是觉得既然谈了这么久，大家希望我有一些图片出来，那我就配合一下吧。”
他也几乎从不翻看自己的“大片”，只有一次例外：2011年为某媒体拍摄的一组写真，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刊登，时隔一年，他跟摄影师要过来，发在了自己的博客上。他说，之所以念念不忘，是因为摄影师给这组照片起的标题《演员，靳东》，他喜欢这个定位，简单，准确。
照片上，靳东穿着剪裁利落的灰色西装，除了身后白色背景布上映着自己和一丛竹子的投影，画面中别无他物，简洁得像是对他的一个隐喻：即使是最铁杆的粉丝，也只能历数他扮演的一个个角色，而对银幕下的靳东知之甚少。这是他多年来刻意为之的结果：“十年前我就说过，作为一个演员，你把生活中的自己隐藏得越深，观众才越有可能相信你所塑造的人物。”
但如今，他的过去、家人、爱好、日常生活点滴，通通被媒体翻了出来，反复追问，而他所“深恶痛绝”的正是这一点----有人擅长将自己与这些因素打包，做成一个叫“明星”的商品，奉送到大众眼前，但靳东并不打算这样做。他抢在每一个记者开口前与其约法三章：“咱们还是围绕戏来谈吧，为戏做宣传是演员的义务和责任，戏以外的还是不要聊了。”
他觉得，这阵子的“火”很快就会过去，除了让更多人知道“靳”字怎么读外，并无更多影响。到时候，他就又能躲回一个个角色背后，做那个隐藏者了。
“冲着胡歌来，没想到被靳东迷倒了”，这是靳东的新粉丝们津津乐道的段子。
提到这事，他有种好像占了什幺小便宜似的愧赧，因为自己挑了最好的角色----“这个戏里能称我心的就是明楼了”。明楼表面上是打入汪伪政权高官阶层的军统特工，实际上却是共产党的地下情报员，同时还是家庭中的大哥、主心骨，坚毅、睿智又风流，三重身份纠缠在一起，复杂，难演，演好了却最容易出彩。
人们先是被靳东“完美的侧颜”和低沉的声线所惊艳，然后被他“举手投足都是演技”所倾倒，“实力派帅大叔”一朝成为“国民男神”。
在39岁的年纪突然红起来的演员，往往会被人们安上四个字：大器晚成。但靳东不同意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在电视圈内，他一直都有一个“暗火”的名号，他从来不缺戏拍，“不管哪个导演都会对我说，靳东，你来了我心里就踏实了”。制片人侯鸿亮则告诉记者一个圈内传言：只要靳东来演个几十场戏，哪怕不是主演，这个戏一定会大火。两人合作的《闯关东》《伪装者》《琅琊榜》，都是有力的证明。
圈外也不是没有铁杆粉丝，靳东称他们为“戏迷”。这些人大多是从话剧时代开始认识他的，先是跟着他的演出从北京追到武汉、从武汉追到深圳，然后去电视剧剧组探班，而后则是在他的每一条博客下留言，以“靳东哥，你好！”开头，以“祝好！盼复！”结尾。“大概有那么五六万、七八万人吧”，靳东如是说----对任何一位小有名气的演员来说，这样的粉丝数量都不值一提。
而大多数时候，在机场被人认出来，对方喊出的都是角色的名字：里的黄志雄，《狼烟遍地》里的牧良逢，《到爱的距离》里的第一医院院长凌远，《闯关东》里的龟田一郎……他觉得“特别自豪”，但戏迷们着急了：靳东哥啊，你怎么一直戏红人不红呢？
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头三年里，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靳东。他的起点并不低：大三时便凭借电视剧《五色场》中的壮族少年角色，成为了金马奖少数民族题材作品单元的最佳男演员；毕业第二年，第一次担纲主演的《秋雨》又获得了雅尔塔国际电影节金奖和华表奖优秀新人提名，并被吴宇森称赞为“一个会用眼睛演戏的演员”。
对于这些褒奖，年轻的靳东照单全收，并无半分惶恐。大学做了四年班长，他负责为班级的每次排戏分配角色。“每个人都想演周萍（话剧《雷雨》主角）、方达生（话剧《日出》主角），那好，每个人都来演，大家投票，谁演得好谁上----我往往是胜出的那一个。” 同学们都爱跟他搭戏，因为“和靳东排练的戏一定能保留”。毕业大戏《屠夫》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戏剧节演出，四五十个演员在舞台上穿梭，他演男一号，一个50多岁的奥地利人，贴着胡子、佝偻着腰、哑着嗓子撑满14场，场场掌声如雷。
至今，靳东仍觉得那几年是他最有激情的时候，“上了四年大学，看了无数个大师的剧本，学了那么多戏剧的理论，就是想把自己学到的东西都呈现出来，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然而，赞美声始终局限在小圈子里，想象中的大红大紫并未到来----有才华、有演技的演员遍地都是，但“半年前还在食堂里臭贫，半年不见，结果火了”的运气，只发生在大他三届、小他三岁的“师姐”章子怡身上。纠结了三年，靳东想通了：“人大多数时候生活在一种无奈的状态下，能不能成名，能不能获得你们所谓的成功，并不是你能够掌握和决定的，我只要自己踏踏实实地去做就好了。”
《琅琊榜》中，靳东的戏份虽然不多，却尽显潇洒气质。
但在圈内人看来，靳东明明有更早成名的机会。不时有人找上门来：“靳东，你演完这个戏一定会火。”剧本看到一半，他给人家退了回去，“不演”。
推掉的戏里面，确实有一些捧红了别人，但靳东冷眼旁观：“不是我错失了机会，是我放弃了这些机会。我有我的原则。”
他的原则包括，古装戏不接，“飞来飞去没什么意思”；不接，“情节太单薄，往往就是卿卿我我”。入行以来，他拍的大多是严肃题材的作品，理由是，学了四年莎士比亚、契诃夫、莫里哀、斯坦尼拉夫斯基，整天琢磨“戏剧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不是为了上微博热搜榜的。“人的生命很短，我希望能在我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去做一些对我们的社会有贡献，对我们生存的这块土地有意义的事情。”他说，语气颇似保尔·柯察金。
“责任”二字反复出现在与靳东的对话中，频率仅次于“但是，作为一个演员……”。
“我认为，无论电影、话剧还是电视剧，都应该有一种社会责任感，要用作品传达一种思想。”
“你是面对全国的观众，用你的形象给观众养眼，培养他们的审美情操，所以你要对他们负责任----如果总拍烂片，观众怎么办？”
他还肩负着教导粉丝的职责，“你们年龄也不大，跟着我到处跑，买戏票、买火车票都是花父母的钱，可不可以等自己有经济能力了再来做这些事？现在我们可以在博客里面聊一聊，以文会友----但是，不要占用上课的时间。”
靳东与粉丝之间还有一个约定：如果一定要送礼物，那就送书。于是他们就跑到机场，在他登机前或落地后送上一个小纸袋，里面放一封信和一两本书。在剧组的时候，这样的小纸袋往往由导演转交----靳东不允许粉丝们大张旗鼓地去探班，他们便只好联系导演，在拍摄场地外远远地观望半天，再悄悄递上礼物。
在演艺圈，另一个为粉丝立如此“规矩”的是霍建华。他连书信上系着的蝴蝶结都会取下来还给粉丝，曾放话说如果有人想送自己豪车就“打死她”，还有人目睹他在片场外把两个深夜前来探班的小姑娘训了足足一个小时。
“你知道大家叫你们俩‘娱乐圈老干部’吗？”记者问。
靳东嘿嘿笑，“不不不，我跟他不一样”。《琅琊榜》在上海开发布会时，演员们齐坐后台，靳东一走进去，王凯就说，老干部来了。胡歌说不对，哥，霍建华才是老干部，你是老首长。后来这帮人再见面，就有了固定的开场仪式：靳东一说“同志们辛苦了”，大家便集体敬礼：“为人民服务！”
在片场，“老首长”也有老首长的做派。他常常在对手戏演员念错台词的时候把剧本一扔：“导演，你们把事情搞清楚了再叫我。”然后上楼睡觉。在他接受的科班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戏比天大”，而“台词是最基本的东西，你连这个都搞不清楚，还谈什么对戏的尊重？”
有时候一天的戏拍完，演员们会结伴去KTV，靳东也很少参加，“这给我的感觉就像上班时玩游戏一样不专心”。他往往用这个时间来为第二天的戏做准备。《伪装者》中汪曼春的扮演者王鸥曾看到过他的剧本，标注密密麻麻，细致到了每一场戏该有的情绪和语气，有的地方还写着“大提琴”“钢琴”……问过后才知道，原来那是他认为适合的背景音乐，有助于演戏时更好地代入情绪。
但靳东觉得，自己的脾气已经缓和了很多。30岁之前，他看到这种“跟我的价值观不相符”的情况会破口大骂、暴跳如雷，甚至直接找到制片人要求换人，结果是，很多制片人不再敢跟他合作。后来他慢慢发现，“作为一个演员，你真的没有办法掌控所有的事情”----比如自己不也曾碍于情面接过“裤裆藏雷”的“抗日雷剧”吗？只是事后被侯鸿亮笑话：“你拍一雷剧还那么认真。”
“至少认真这一点是我能决定的。”他说，“就当是为学弟、学妹们做个表率吧。”
靳东直言，霸气而又温暖的”明楼“身上，多少会有自己的影子。
没人想到《伪装者》会这么火，包括靳东、侯鸿亮以及导演李雪。但这也在情理之中：候李两人此前合作的作品《闯关东》《北平无战事》等，部部制作精良，广受赞誉。2012年三人在《温州一家人》中第一次合作，靳东便获得了亚洲电视剧彩虹奖的最佳男配角。
“你觉得这是理想主义的胜利吗？”记者问。
“当然。”靳东毫不犹豫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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