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津乐道的背后━━从章含之的“主席老师” 谈起

津津乐道的背后━━从章含之的“主席老师” 谈起

作者：看起来并不美

******************************************************************’

[一] “津津乐道”的头衔

******************************************************************’

“主席老师”，放在古代，就是“帝师”，见了皇上不用叩头，有权坐在皇帝右侧。

毛主席有过几位老师？

岳父杨昌济，众所周知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老师。除此之外，现在名声在外的，就只有章含之了。而章的养父章士钊，正是杨昌济湖南同乡好友。

有趣吧！青年毛泽东的恩师的朋友的养女，成了老年毛泽东的“老师”。

有人说，是因为章士钊曾拿出巨款支援了毛的革命，毛为了感恩，而惠及恩人的女儿，这段往事，先按下不表，放在后面专讲。简言之，全是“湖南同乡”这个因素，一路起了重大作用。

先说说章女士，对“主席老师”头衔如此珍爱，到了逢人便“津津乐道”的地步。

其“津津乐道”，竟早在十来年前，便被一位著名学者写在日记中，这就是上海的王元化先生。在其所著《90年代日记》第226页写到：

“1994年1月29日。晴冷。夜失眠。早去八厂为《笔会》瑞华杯评文授奖，见章含之，她也是得奖人，谈话中问及章士钊著述事，她所知甚少。但对章死后房子事十分关注。至于在毛身边教英语事，则颇津津乐道，饭后回家倦甚。”

当然，如今是用不着本人再来“津津乐道”了，自有媒体记者、纯情青年主持来热情引导，章女士可能还会抱以谦逊优雅的笑容，客气地说一句：“主席称我“章老师”，我是实不敢当的。”（章语）

对于这个“主席老师”的性质，坊间多有质疑，比如“陪聊”、“养眼”、甚至“有一腿”。排除种种附会、臆想，基本事实是，这个“主席老师”是“业余的”、“玩票的”、“松散型的”，每周上门一次，弄上一小时，然后聊天吃饭，“教了几个月”（章语）。

毛主席身边另有长期的、固定的英文老师。只不过这个正式编制的“角儿”不事声张，反不如客串几场的“票友”艺名满天下，稳坐了梨园头牌。

有趣的是，这位“正式”老师，还是通知那位“业余”老师前去上课的联络员。他就是毛的英语秘书，林克同志。

******************************************************************’

[二] 毛主席身边的英文老师━━林克

******************************************************************’

林克，男，解放前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1949年北京刚解放时，就在新华社社长李慎之手下工作。1957年秋天，从参考消息选报组组长的任上,调到毛身边工作，帮助毛看一天几十万字的参考资料。（见李慎之《大民主和小民主》）。直至197x年（待查）正常调离，在毛身边工作了近二十年。

林克被毛称为“英文老师”，据记载，最早是在1958年出巡的火车上。

陶鲁笳在《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3年）中写到：

“1958年9月间,…一天中午主席留我们在火车上的会议室吃饭，同桌吃饭的有一位30来岁的年轻人，主席给我们介绍说：“他叫林克，是我的英语教师。”主席说：“我每天总要挤时间请老师教英语，现在算已有了点成绩，譬如过去不晓得'一分为二'英语怎么说，现在会说了：one divides in to two。而且在老师的帮助下,现在我已能阅读《纽约时报》了。”

要交代的是，贵为一党主席，毛身边英文秘书的进出，还是要通过“党组织”的。有一次林克下放临时离开，毛专门写报告给中共中央办公厅：

“小平、尚昆、冷西同志：

林克下放，我这里缺少一个替我看国际资料的人，也没有人帮助我读英文了。因此，请你们替我从新华社国际部编辑及翻译同志们中，找一位适当的人。年龄不要太大，以25-28岁之间、又有过翻译英语新闻一段经验的为宜。又是聪明、诚实、有朝气、有造就为理论干部可能的。又性格较温和，说话不甚刺耳。英文程度，有中等水平即可。说明初来只是试用，如不行，仍回原职。他作林克的助手，林克回来，他就下放，他回来，林克再下放，如此循环下去。还有，要能保守机密。……毛泽东 三月廿五日”

林克在毛身边近二十年，是毛“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关于毛学英语，林曾写过《忆毛泽东学英语》。

其中提到，有一张毛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实际是毛正在与林克学习英语，毛出巡乘火车、飞机，都要带着林克，挤出时间操练英文。照片是1957年3月19日晨，从徐州飞往南京，摄影师侯波拍摄前，跟林克打过招呼，林闪在一边，只留主席一人入镜，但桌面上可看见有两只对放的茶杯，另有两份对摆的文件，是人民日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英译本。

此时，离章含之走近毛，还有六年。

******************************************************************’

[三] “一见”之下入法眼

******************************************************************’

原设标题是“一见钟情入红墙”，虽取的是词语最表层意思，但容易引起联想。实在太俗，便作修改。

有人猜测，是出于章的才华，经周总理发现后，推荐给毛作“私人翻译”，或是毛本人发现，欣赏其学识而加以启用。其实，章从未做过某人的“私人翻译”，也没有一段被“发现”的过程，完全就是“一见”之下做出的决定。

改成“入法眼”，而不说“入红墙”。是因为，起初章并没有被正式委任，只不过是“走穴”，或“串门”。先是入了老人家的“法眼”，几年之后，才有乱世之秋的“点将”。

“一见”的那天，是1963年12月26日，毛70岁寿宴，第一次见到成年后的章含之，当场邀请做他的“英语教师”。

之前，在章还是14岁小姑娘时（章1935年出生上海），曾见过一次毛泽东。1950年国庆节，毛在中南海举行国庆招待会，章随养父章士钊同去。被邀客人很多，不少人带了孩子，大约有十多个半大不小的一群，毛见大人说话孩子们无趣，便让江青带着去后花园玩。“于是江青笑着要我跟她走”，章在《忆主席中》中写到。

十三年后，也就是毛70岁生日这次，毛办的是家宴，除了亲属，外人只请了四位湖南老乡，包括章士钊。接到邀请时，有一项很独特的说明：“毛说很抱歉不请夫人，但可以带一名子女。（章文）”于是，章随父前去。

章含之此时已27岁，是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任教三年的青年教师，1957年入党。章在《忆主席》中写到：

“毛主席突然从大厅尽头的沙发里朝我说：“含之同志已经当老师了？你教英语有多少时间了？”我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我1957年本科毕业，下放农村一年，又读了两年研究生，1960年正式开始教书，三年了。”主席又问：“教什么啊？”我答：“低年级的英语口笔语实践课，还准备高年级的英国文学史讲座。”

“谈话到此时，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毛主席的下一个问题竟是：“章老师，你愿不愿意当我的老师啊？我跟你学英语。”我绝对认为毛主席是在开玩笑。而且即使知道是玩笑，我也惶惶然地不好回答，于是我期期艾艾地说：“主席，我哪里敢当您的老师!您是我们大家的老师。”毛主席却很认真：“教英语我就当不了老师了，还要拜你为师啊!”我不知所措。这时父亲打圆场说：“主席什么时候要含之来，告诉她就是了。”主席说：“那好!”我的窘迫过去了，我以为这不过是一场戏谈，随着家宴结束没有再想过。”

一周后，学校校务办公室派人找章说主席办公室的秘书打电话，打电话的就是上面提到的林克。林克对章说：“主席吩咐我给你打电话，说他同你讲好了，你教他英语。主席问你是否可以从这个星期日就开始。”林还说：“你不要紧张，主席很和蔼，他想读点英文也是作为一种休息，你就来吧。”

“于是，1964年元旦过后的那个星期日，我到主席那里开始教他英语，从此我生活中一系列的重大转折都离不开毛主席的决断。”（章文）

******************************************************************’

[四] 毛身边的家乡故旧

******************************************************************’

毛何以对章士钊家人如此厚爱？本人觉得，“湖南乡情”是因缘之一。

上面说了,毛那次70岁寿宴，外人只请了四位湖南老乡，都是民国时期老人,

他们是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和章士钊。

其中，程潜（1882-1968，湖南醴陵人）的政治影响最大，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后率部在长沙和平起义，毛泽东亲自到北平火车站迎接。程在解放后长期任湖南省长。

毛一直尊称程潜是“我的老上司”。因为辛亥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怀着“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壮志，剪去头上的辫子，参加革命的湖南新军，程潜正是湖南督军府的参谋长。后来在国共二次合作、重庆谈判，程、毛相识并多有交谈。故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毛还说：“枪上肩、枪放下、瞄准、射击等那几下子，我至今没有忘记，这还是从程颂公指挥的新军那里学来的。”“颂公是老前辈，他从事革命工作时，我们还是学生。”

程潜与章士钊的私交很深。1949年3月，为了促成程潜率部起义，正在西柏坡的“南京和平访问团”成员章士钊，曾受毛泽东之托，向程潜转达毛对他的期望。

当年的老上级，后来的老对手，现在的旗下败将，又是家乡的客人，毛终于能在一国之君胜利者的位置上，对以前的“老上级们”，做出“礼贤下士”的恭让，这样充满湖南风味的家宴，毛泽东一定是充分享受了“一家之长”的快乐！

程潜这次是携大女儿程熙（有文说还携夫人郭翼春）赴毛寿宴。程潜与共产党元老林伯渠是儿女亲家。

另一位客人叶恭绰，带的也是女儿。叶恭绰在北洋军阀时期曾任铁道部长、交通总长（上海交通大学首任校长）、著名收藏家。（存疑：叶应该是广东籍，番禺人）。

客人中，只有王季范带的是孙女。王季范（1884～1972），是毛泽东亲姨表兄弟，也是毛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学监, 主席说过:“没有九哥,就没有我。”

至于王与毛关系紧密的程度，以后还会提及，因为，王带来的孙女王海容，将是外交部风云人物之一。

章含之与王海容，当二个青涩的姑娘，怯生生地跟随各自的家长前来赴宴，围坐在伟大领袖身边时，决不会想到，不久，她俩将会在毛泽东身边激烈地“斗法”，章含之碰到的是未来的“克星”；而章终将败下阵来。这都是后话。

******************************************************************’

[五] “老虎总长”章士钊

******************************************************************’　

寿宴客人中，年纪最大的，应该是章士钊（1881～1973）。

论做官，不是章士钊所长，仅做了二年“总长”，留下的却是千古骂名。

1924年11月，章投靠段祺瑞临时政府，出任司法总长。

1925年4月14日，章兼任教育总长。恰逢反帝学潮，后因北京学生“驱章”运动而呈辞，

1925年7月，再次出任教育总长，让出司法总长的兼职。12月又被学生赶下台。

1926年初，章任执政府秘书长，又碰上开*枪*打*死41名学生的“3.18”惨*案。

当年4月20日，因开枪彻底失去民心，另一派军阀奉军围攻北京，段祺瑞通电宣告下野。章士钊从此离开政坛。

章含之写到：“鲁迅在很多文章里都骂过父亲，我在上中学语文课时，老师在台上讲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论费厄波赖应该缓行》，都点父亲的名，我坐在课堂里如坐针毡”。

毛也对章说过：“你父亲历史上做过几件错事，那是很早的事，他当教育总长，不喜欢学生闹/事，雇了一批老妈子硬是把罢/课学生挟去了。学生有气，砸了他的家。”

所以，章家从来不藏鲁迅的书，直至文革中，乔冠华再娶后，才把成架的鲁迅著作（光是全集就有两套），带入章家。

可见，章士钊在一个动荡的临时执政府里，做了一年倒霉的教育总长（与一年的司法总长有几个月的重叠）。期间，二度遭“驱章”、“讨章”而下台，二次被群众冲入家中捣毁，（为此章写过《寒家再毁记》），在开/枪/死/人的三月十八日，章已被赶下台，但还任着政府秘书长，所以被媒体指为罪魁。（章含之现辩解，那天章不在北京，应与此事无大干系）。最后在一片骂声中，从此告别政坛。

其实，章士钊一生学识渊博，文采风流，曾三次游学欧洲，研习西方哲学、政治学、法学，对康德、柏格森、马克思、弗洛伊德诸家作说均有论文和译介文字，对逻辑学尤有深厚造诣，办过报纸编过杂志，著述也多，书法诗文，更是别具一格。

可是，章含之却从不称自已是“国学大师的女儿”。

想来，再是“大师”，难免令人联想起“青灯黄卷”的穷酸。

哪比得上皇皇的“教育总长”，任你骂作“老/虎/总/长”（因章编过《甲寅》月刊，封面又绘猛虎），青史留的是恶名，好歹也算个耀武扬威的官职。

可见，自诩“总长女儿”，再与那个来历不明的“总督孙女”排在一起，章女士的价值取向，倒也是坦白明了。

******************************************************************’

[六] 章（士钊）、毛交往的发端

******************************************************************’

那么，章士钊又如何成为毛泽东“青眼有加之师友”呢？

从性格上说：

“章士钊日子过得顺，不仅是命好，识时务，关键是性格上顺。历史上此公作金刚怒目状只有两次：一次是在编《苏报》的时候，那时还是“愤青”；一次是在段祺瑞政府里做老虎总长，镇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撤鲁迅的职。除此以外，跟谁都混得不错。”（《顺人章士钊》中国人大教授 张鸣著《历史坏脾气》）

从主张上说：

“章一生主张“调和论”，早年对此论述甚多；其行为亦多取调和方式，力图在激进与渐进、正动与逆动势力间消除矛盾，化解纷争。穿梭往来于不断更迭的军阀政要、党魁、豪雄等“猛人”之间，条陈谏言，如鱼得水；虽备受责骂，一再翻车，却败而不馁，屡挫屡起。”（ 《多变人生章士钊》 陈铁健 《文汇报》2004年06月25日）

本人认为，还应从“湖南乡情”上说。

章士钊说过：“他同主席是世交，说起来他是杨怀中（杨昌济）先生的老友，从二十年代起就认识了主席。他说过去称主席“润之”，现在当了领袖了，见面称主席，但毛主席仍尊他为长，称他“行老”。”（章含之《忆主席》）

就在上任那个倒霉的“教育总长”之前，即1917年，章士钊应陈独秀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逻辑学，并兼北大图书馆长。

章士钊进了北大后，又推荐湖南老乡杨昌济来北大任教，并推荐李大钊做北大图书馆长。

这就是章（士钊）、毛友谊的发端。

因为，杨昌济（杨怀中，1871-1920）是毛泽东的恩师、后来的岳父，曾留学日本、英国共九年，研究教育与哲学；而章士钊在长沙当穷教师时，就与教育家杨昌济有过交往，后在日本、英国，与杨共同研习过学术。

而青年毛泽东，1918年在长沙师范近毕业时，有许多湖南学生都计划到法国去工读，出国以前，预备先在北平读法文，毛陪了到北京去。为找工作，寻到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昌济，经杨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做了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是每月八块大洋。

在北大，毛不仅接触了一大批久仰的新文化运动精英，包括胡适、鲁迅、李大钊、陈独秀，还遇到了后来的妻子杨开慧，即恩师杨昌济的女儿。

毛泽东后来回忆北大岁月时说：“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但是，我并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藉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 （斯诺《西行漫记》）

******************************************************************’

[七] 二万元援款的来由

******************************************************************’

同样因为湖南老乡，章士钊还给予青年毛泽东经济上的援助，这就是那段著名的佳话：毛泽东向章士钊“稿费奉还二万元捐助”的由头。

这件事，一般文章是这样记载：“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毛泽东、蔡和森，持杨昌济手书拜见章士钊，求予资助。章当即以二万元巨款相赠，毛以一部资助赴法学生，一部用于湖南革命活动。1922年，周恩来等在欧洲创建共青团，托章将一部印刷机由法国运至德国，章照办无误。”

当事人章士钊本人，则更详细地谈到了那二万元巨款的来源。章于1949年初，在北京六国饭店对宋云彬这样说：

“那时赵恒惕任湖南督军，正在提倡联省自治，他怕旅外的湖南人反对他，划给我一大笔款子，请我相机“应酬”在沪的同乡。有一天有两个青年，拿着杨怀中先生的介绍信来见我，说这二位是他的得意门生，想筹集赴法勤工俭学的旅费，请予协助。怀中是我的朋友，我看这两位青年又十分优秀，就在赵的款子中拨给了他们一笔钱。事过境迁，我早已把这事忘了。”（见《章士钊传》白吉庵著， P143）

看来，那个傻瓜湖南督军赵恒惕，真是买了鞭炮让别人放，人情都让章士钊赚了。

话又说回来，如果不是章士钊为人仗义，先赢得督军老乡的信任，后慧眼相助师友的得意门生。这二万元钱，也到不了革命的帐上。毛对章含之说：“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 （章含之《忆主席》）

有人说，这钱也不是章士钊从家产中拿出来的，要还，毛也不应还给章个人。

我倒觉得，这钱也不是毛泽东个人花的，原本也不应由毛个人还帐。

想当年，青年毛泽东“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时，天下识君，能有几人？毛泽东拿着别人的条子，看着别人的脸色，募到这二万元，真真是给足了面子，是雪中送炭。

彼一时此一时也，看万山红遍，江山稳坐，当年的革命书生，现在的万户侯，这二万元早已不在话下。毛以个人名义拿出这二万，表达的是一种不忘旧情的个人情怀，也是胜利者的满足感。

1963至1971年，十年间，每年正月初二，毛用稿费送二千元到章家。1973年又续送。（存疑：按章文应是从1964年元旦章含之上课后，毛提出，从1964年春节开始，至1973年春节满十年。）

看看，一个湖南人章士钊，把湖南督军划出的，用于应酬湖南老乡的钱，拨给湖南朋友杨昌济介绍来的，湖南优秀青年毛泽东。

怎么样，我说都是“湖南乡情”起作用，此话不假吧！

******************************************************************’

[八] 章老师上课

******************************************************************’

接着说章老师上课。

章写到“有一段时间，我每个周日到中南海游泳池他的住地帮他学点英文，陪他聊聊天，…毛泽东那时大概是处于低潮的思考时期，他找我学英语是一种消遗。”（《跨过…》P225）

章说：“毛主席学英语确实是一种休息。他和我讨论英语辞汇时兴致勃勃，总能暂时从他那日理万机的繁忙国事中超脱出来。他自己选定的教材是当时发表的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的英译本。”

据章文，每次总是下午四时到，学一个多小时，然后散步、聊天、吃晚饭。

章写到，在毛那里，第一次吃下“大肥肉”：

“那时候陪主席学英语，周围只有主席、我以及吴旭君护士长三个人，气氛十分融洽。我一般都是下午四点到主席那里。读完英文，出去散步，然后，主席每次都留我、吴旭君和他一起吃晚饭。在我印象中，晚饭总是有个火锅。主席很爱吃肥肉，他把大块的肥肉放在火锅里，然后蘸着作料大口地吃，胃口很好。主席也叫我吃。上海长大的女孩子大多数是不吃肥肉的。只有在毛主席那里，为了不扫他的兴，我每次都吞咽一、两块切成大方块的真正大肥肉，那感觉就像把半块黄油一口吞下去一般。三人晚餐时，我是最放松的，那情景很像是个和睦的家庭…”

学了不到二三次，毛提出，要章含之陪他坐火车专列，一路南下江苏、浙江：

“1964年，春节即将来临时，毛主席在一次学英语之后对我说：“过了春节，我打算离开北京一段时间。在外面时间更自由，我可以多一点时间学英语。你向学校请个假，同我一道去。”

本来说好正月初五走，“但到了正月初三下午，毛主席来电话，要我去一趟。…我到毛主席那里，他说：“我暂时离不开北京了，旅行只好推迟。”我很失望，当时觉得毛主席神情不如过去轻松，也不知是什么大事使他不能脱身。”

没能随主席远行，春节过后，章含之随学校师生下乡参加“小四清”。回来后章又去过毛那里几次，但感觉毛越来越忙，情绪也大不如过去那样安逸轻松。

终于有一天，到了当年的五、六月间，毛提出：“我的英语课恐怕要暂停了。党内出了点大事，我最近要处理很多事，很忙，顾不得学英语了。等忙完了再接着学”。章说：“那时我丝毫不知道一场大风暴已开始在酝酿。” （《忆主席》）

从1964年元旦过后，到当年六月，其中还有下乡“四清”。不到半年的时间，“主席老师”的生涯就匆匆结束了。

******************************************************************’

[九] 毛泽东不忘章老师

******************************************************************’

此后的六年中，章没有再见到毛。1966年“文革”之初，章在学校受到冲击，写信给毛要求见他。“他没有见我，要秘书打电话传达他的话：“主席说他现在不便见你。他要你经风雨，见世面。他还说要‘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忧来明日愁’。要你多保重，等他空一点再见面。” （《忆主席》）

一句不明不白的“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忧来明日愁”，至今给众多读者，留下太多的想象空间。

当章含之再次见到毛泽东时，已是1970年，章当时还在外语学院，下放在工厂当纺织工人。“1970年6月14日，正是我按农历计算的34岁生日。那天我是早班，清晨六点就接班了。到了八点左右，军代表办公室派人来车间找我，告诉我说毛主席来电话，要我立即去见他。…我对这突如其来的召唤有些发懵，有些兴奋。”

这六年后的第一次见面，场景仍然很是“一家人：

“（上午）主席正在游泳池住所等我。我进去时他还半靠在床上喝茶。我说：“主席，你好!很多年不见了!”主席很高兴地笑，拍拍床沿叫我坐下，还把他的茶杯推给我，叫我喝他的茶。”在睡床上，毛谈到了打算派章含之去外语学院搞教改。

后来，待毛从床上起身，披上晨衣带章到客厅后，毛说出了改变章含生人生的打算：回学院教改后，将调章含之进外交部。（《忆主席》）

可见，从睡床、到起身、披晨衣、再到客厅，完成了把章含之从一个普通女教师（助教），转变成外交界人士的决策布置。

1971年3月31日，章含之去外交部报到。章37岁，从科员做起。

1973年12月，嫁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乔60岁。

1975年，因向毛泽东状告外交部“通天人物”，被毛斥为“借刀杀人”，而一落千丈。

1983年，乔冠华去世（1913～1983）。章含之回到上海生母家。

借的是毛泽东这把刀，杀的是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操刀的，是同样“通天”的章含之。

这三个人物，在1963年毛泽东70岁寿宴的喜庆中，做为湖南老乡，含笑初次相遇时，谁能想到，最后，是在一片杀伐声中分手？！

至于，章含之、王海容在外交部中的“斗法”，将在另写一篇文章：

《“耿耿于怀的背后━━从章含之说“毛泽东使我一落千丈”谈起》

或：

《“耿耿于怀的背后━━从章含之说“毛泽东把我打入地狱”谈起》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