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公安认为刑讯笔录等公安机关办案文件为“国家秘密”，南都记者刘伟获得了这些办案文件，因此构成“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
先看刑法给的定义：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是指以窃取、刺探、收买方法，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的行为。“国家秘密”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由国家机关自己进行定义，讨论记者获取的是否“秘密”没有意义。如果不是秘密，那么记者的报道不用做了----众所周知的事情，还报道什么？
该罪名的关键是，获得这些秘密的方法是否“窃取、刺探、收买”。换言之，记者的“采访”行为，是否符合“窃取、刺探、收买”三者之一。
答案是明显不符。原因是，“采访”活动是代表本报社的行为，是单位行为，职务行为，而不是记者个人的行为，是报社记者受本单位委派、指定执行的一项工作任务，该行为后果应当由本单位承担，而不应由记者个人承担。
如何区分是记者个人行为还是单位行为呢。也很简单，就是看所谓的“秘密”，是通过该单位公开，还是通过记者个人公开。如果记者个人获得国家秘密，又将之发在个人的微博、微信上，那其后果由其本人承担，与单位无关，而如果刊诸该媒体，显然已经过了本单位的审查、承认，其后果由本单位承担。
再来看法律规定的“犯罪主体”。刑法规定的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的犯罪主体是“年满16周岁的自然人”，单位不构成此犯罪。换言之，新闻单位即便采取所谓的“窃取、收买”等手段获取了所谓国家秘密，那也不能构成此罪。如果确实将国家滔天大秘公布于世，那该单位只能承担政治后果，比如领导被撤职，报社被关门，正如南都曾率先公开非典疫情，它可以受到党纪和政纪处分，但是与犯罪毫无干系。
还有一个词语我们不要忘记，叫做“非法”。“获得国家秘密”并不构成犯罪，如果获得了秘密就是犯罪，那么我们几千万读过刘伟所写的新闻报道的读者，都知道了所谓的“国家秘密”，那就是人人犯罪了。立法机关在制定此罪名时，强调的是“主观恶意”。有意侵入国家政权体系，有意窃取机密，都指的是行为人带有强烈的主观恶意，获得秘密是为了非法用途。而记者为了完成报道，采访并获取有关司法文件，是为了公开案件真相，促进司法机关依法办案，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尤其是王林雇凶杀人这种震动一时的重大案件，记者自然要采取各种手段去获得相关资料，这是媒体的工作常态，这是媒体行使其报道权的必然手段，具有天然的正当性，既没有主观恶意，又没有非法行为，事后更没有非法用途。实在不知何罪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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