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文学艺术界是重灾区，大批作家被打成了右派。为何会如此？文艺界是中央主抓的一个领域，因此，文艺界的领导人上至陆定一、周扬，下至刘白羽、郭小川、张光年等，都非常忠实地执行了中央的“阳谋”策略，不遗余力地“引蛇出洞”。
1957年，反右运动游行
我在《1957年从整风到反右，“阳谋”是怎样形成的？》一文中说，1957年中央决定反右时，对右派实行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阳谋”，是有着周密准备的。据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一文所说，它实施于“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以可证的正式文件看，就是作于5月15日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党内高层已经基本上明白了毛泽东的意图。到5月25日以前，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一连发了三个文件，不公开即秘密的动员正在进行。中央书记处为准备反击右派的最后一次会议，也在这个月月底结束。
具体到作协而言，当时只是几个高层领导才在5月18日或19日了解到《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个文件精神的。这些获准知道新精神的人，对政策的突然转变感到十分震惊。
当年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的涂光群回忆说：
据我的记忆，作协党内一部分人知道这份文件最快也是在三天之后，即1957年5月18日、19日之际，或稍后几天。因为这时曾对党内少数积极分子进行传达。我不仅听了传达，还受到作协一位领导同志个别关照。所以我成了幸运儿。尽管我响应党的号召，对文艺界整风领导人提意见不落人后，并且发了些带“刺”的杂文，但我已列在保护的范围，往后只要谨慎行事，不会当“右派”了，这是后话了。而最明显的信号是毛主席5月25日接见共青团代表时讲的一句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作协的排头刊物《文艺报》，迟至1957年6月23日出版的一期刊物（第12期）才开始变调，转向反右。也就是说，从1957年5月下旬至6月下旬，作协仍照样进行整风、鸣放，但这时候的做法，不能不带上“阳谋”的味道了，这就是服从上边整体的部署，让更多的“鱼”浮上来（涂光群：《中国三代作家纪实》338页）。
当年在《文艺学习》编辑部工作的黄秋耘，在回忆往事时，谈到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知道这个文件精神是在5月18日晚上，可与涂光群的回忆相印证：
我记得十分清楚， 1957年5月18日的晚上，我在邵荃麟家里聊天，顺便向他请示一下有关《文艺学习》的编辑方针，因为韦君宜当时下乡去了，《文艺学习》的编务是由我主持的。我跟邵荃麟很熟，几乎无话不谈，虽然在职务上他是我的顶头上司，但我对他完全没有下级对上级那种拘谨，他对我也完全没有上级对下级那种严肃。那天晚上，他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地对我畅谈他在浙江视察时的种种见闻（他当时是人大代表）。他在杭州召开过几次文化界人士座谈会，鼓励大家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收效甚大，人心大快。（到了十年动乱期间，他这些行动都被说成是“煽风点火”了。）对于《文艺学习》的编辑方针，他强调要“放”，大胆地“放”。他认为，《文艺学习》组织对《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讨论，好得很，甚至引起了毛主席本人的注意。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谈到了这篇作品，还替这篇作品辩护了几句，说北京甚至中央都有官僚主义，王蒙反对官僚主义并没有错。当然，小说是有些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但没有政治性的错误。毛主席直接出面替一篇文艺作品说话，这是从来也没有过的事。我们正谈得起劲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邵荃麟连忙走过去接电话。不到两分钟，他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只是连声答应：“嗯！嗯！”最后只说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马上就来。”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9点20分了，肯定是发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开紧急会议。他放下了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至于究竟怎样转法，他没有说，我自然也不便问。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又叮嘱我一句：“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起怀疑的。”我知道他马上要出去，就连忙告辞了。
回忆了这一段往事之后，黄秋耘感慨说：“唉！倘若我早十天半月就知道了这个‘转’的消息，该有多好呵！我可以挽救许多人。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在十天半月之前，也许谁也不会知道，风云突变，马上就要发动一场雷霆万钧的反右派斗争。”（黄秋耘：《风雨年华》175—176页）
后来被划为右派的部队作家徐光耀，在回忆中说道，在鸣放时，一些“引蛇出洞”的征兆已经出现，当时作协张光年、侯金镜等人早已知道要反右了：
如果稍许世故一点，我也许能避过这次失足。因为已有征兆，足够使人警惕。是侯金镜又一次来到了大耳胡同，在谈及《文艺报》的内部情况时，他感情复杂地说：“这一回，唐因、唐达成、侯敏泽几个，恐怕要吃亏。他们说了不少‘出界’的话，至今势头挺盛。
这么下去，会栽跟头的。”我听了不免着急，问他：“为什么不提个醒儿，帮他们一把？”侯说，“不行啊，你一说，他们会在会上揭你，说你破坏‘鸣放’。”接着他又说，本来他也想说说的，可张光年不让，至此，侯把拳头往腰后一掖，说，“张光年要保持我这个‘拳头’，到时候好用”。恨只恨我那时太自信，太痴愚了，连这么明显的“引蛇出洞”警钟，也未放在心上（徐光耀：《昨夜西风凋碧树----忆一段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载季羡林主编：《没有情节的故事》，175页）。
作家徐刚也从文件中看出了这期间的变化，他冷静地分析说：
在这期间，我看了一些党的文件，如《事情正在起变化》等。这些文件没有署名毛泽东，也不用中共中央文件的规格。我还注意看了报纸上的社论和文章，这些文件、文章，起到使我完全镇定的作用，也起到使我震动的作用。我曾想，作家协会召开的党组扩大会与《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件有关。在时间上，中央文件是在5月14日（这里的日期有误----引者）下达的，党组扩大会是6月6日至8日召开的，丁玲发言后马上休会。这是不是有蹊跷（邢小群：《丁玲与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兴衰》，130页）？
以上几个当事人的回忆表明，5月18日周扬知道这个文件精神后，立即召集邵荃麟等作协领导人小范围传达，开始按照文件精神布置反右了。用徐刚的话说就是：“作家协会召开的党组扩大会与《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件有关”。就整个文艺界而言，从5月18日直到6月中下旬，作协党组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紧紧围绕着“引蛇出洞”的意图进行的。这也就是涂光群所言的：“不能不带上‘阳谋’的味道了”。
郭小川1957年的日记（郭晓惠编：《郭小川全集》第9卷100—118页），提供更为原始的证据：
5月24日：
周扬处来电话，要荃麟、白羽和我十时到陆部长处，我们先在白羽处谈了一下昨天政治局会议的内容。
----5月23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主要议程是听取邓小平关于最近整风鸣放情况和工作部署的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陆定一、康生等也通报了一些情况。最后，刘少奇讲话。他说：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这是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确定的，要根据这样的方针、步骤来领导当前的运动。这次会议，应该是部署反右派的会议。
5月25日：
九时开碰头会。讨论了机关的整风运动，决定从三个方面动手“放”起来，即党内、党外、机关，下礼拜起坚决地动作起来。
----作协从三个方面“放”起来，说明“引蛇出洞”开始部署了。
5月28日：
二时开党外作家会议。……看来，萧乾真是右派，和我们有不可解的成见。
----不用等到6月反右派运动开始，萧乾已经被作协党组副书记郭小川认定为右派了。
5月30日
先是请黄其云来汇报各单位的整风情况，《文艺报》已“放”出，作家支部昨天向部长提了很多尖锐的意见。
----郭小川日记中用“放”这个字眼，殊可注意。
6月1日：
十一时，到《新观察》参加他们的整风会，……看来，顾虑已经不多，算基本上放开了。回来，见中宣部出了大字报。
----“引蛇出洞”的部署基本上成功了！
6月4日：
八时半开始领导小组会议，……会议讨论了最近的整风情况，觉得已经放了，但还未到高潮，还准备继续放，同时就保护积极分子问题商量了一番。
----或许，从5月25日讨论整风的党组扩大会开始，一些人已经就在整风中最突出的问题开始“放”了，在这些人中，有些被认为是应该保护的“积极分子”也不明就里地说了一些“右派言论”，所以，在6月4日召开的整风领导小组（此时或许应该叫反右领导小组了吧？）会上，专门“就保护积极分子问题商量一番”。就这个问题进行“商量”，其目的一是像前引的徐光耀回忆中所说的，要保持好反击时的“拳头”；二是保护像涂光群这样的“积极分子”。
6月7日
晚饭后，又开支部大会，会议开得很有意思，……萧三看了大字报后主张向大问题大头子引导。我觉得他是不考虑问题后果的。
----“不考虑问题后果的”一语殊可注意：郭小川已经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了。
而作协的排头刊物《文艺报》，迟至1957年6月23日出版的一期刊物（第12期）才开始变调，转向反右。也就是说，从1957年5月下旬至6月下旬，作协仍照样进行整风、鸣放，但这时候的作法，不能不带上“阳谋”的味道了，这就是服从上边整体的部署，让更多的“鱼”浮上来。
在这样的大形势下，文艺界一些作家的命运也出现了悲凉、浓重的一笔！
附：《1957年从整风到反右，“阳谋”是怎样形成的？》
1957年中央决定整风转为反右时，对右派实行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阳谋”，是有着周密准备的。据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一文所说，它实施于“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
以可证的正式文件看，就是作于5月15日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那么，事情是如何起变化的呢？
如果粗略地统计一下历史，1957年的春天，是一连串的会议和毛泽东“游说”的足迹串成的历史，而这一连串的会议和毛的足迹，也营造出1957年的春天----“营造”这个词是从陈晋的《文人毛泽东》那里借来的，我觉得特别贴切。
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由于以往历次政治运动所带来的创伤，使大多数人仍然存有些隔岸观火的心理。这个大多数有多少，毛泽东后来的估计是：在地师级以上的干部中，赞成“双百”方针的人，如果有十分之一就不错了。
毛泽东要打破这种可怕的沉默，推动大鸣大放。1957年1月18日到27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的几次讲话中，对“双百”方针作了一系列解释；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 会议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向各方面人士一千八百多人讲话，从下午3点讲到7点，讲了四个钟头。
最高国务会议开过没有几天，3月6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又开幕了。在与会的八百多人中，党外的有关专业人员有一百六十余人。会议开始，先让大家听了毛泽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的录音。 接着，毛泽东分别邀集到会的教育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的部分代表开座谈会。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了要开门整风的意见。3月16日，在批示完《中共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会议的指示》，毛泽东当天就离开北京南下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也分赴各地，倡导“双百方针”和整风鸣放。
但是，5月上旬，当统战部组织的一些民主党派座谈会的材料陆续报上来的时候，毛泽东的思路“起变化”了。5月15日这天，他写了一篇《事情正在起变化》，原题就叫《走向反面》。虽然这篇文章在后来进行过多次修改，但党内高层人士则明白，“5月15日毛主席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出了反右派的信号”（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下册，589页）；而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的“一般的看法”是：这篇文章是开门整风到“引蛇出洞”的反右派运动的转折点。
据后来披露的材料，此文最初曾用“本报评论员”的名义，似乎准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但很快又改为拟发党刊，而最后以文件形式发给“中央一级若干同志”和除西藏、新疆以外的各省市委的时间，是在6月12日（黄一龙：《关于反右派的“公开动员令”》，《书屋》1999年第2期）。
在这篇当时作为机密文件印发党内的文章中，毛泽东写道：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来说，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民主党派内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
怎样对待这些“右派”呢？毛泽东写道：
我们随后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并不要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469—476页）。
在这里，毛泽东使用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样的军事语言，可见他是把反右派斗争当作一场战争来看待的。
如何“诱敌深入”？从5月中旬至6月初，中央接连发出指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多次开会，制定反击右派斗争的策略；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让右派进一步暴露的策略，即让右派任意鸣放，他们“愈嚣张愈好”，党员暂不发言，“按兵不动”，预作准备，后发制人。
5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出：“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展开对于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这不但会大大帮助我党的整风，消除同党外人士的隔阂，而且可以在群众中暴露右倾分子的面貌。我们党员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
5月16日，毛主席起草的《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出：“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
5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指出：“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者暴露的不够”，“左翼分子前一时期不宜多讲话，共产党员则采取暂不讲的方针”，“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
这个计策，毛泽东后来称之为“阳谋”。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是毛泽东起草的。社论将反右派斗争的策略作了概括：
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6—437页。）
据反右派运动史研究专家朱正先生考证，毛泽东并不是在1957年才第一次用“阳谋”一语。1949年3月13日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就曾说过：
整风运动提高了同志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谋，是要取而代之。其实，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是要取而代之。（《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264页）
这里的“有人说”就是“王明说”。这篇讲话是经过整理才编入《毛泽东文集》的。据王明的《中共50年》，毛泽东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用王明的话来讲，整风运动是一种阴谋。我说，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我当时公开说过，我想取代王明的地位，并把这写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来我还要写历史。怎么能说这都是阴谋呢？我认为，所有这些统统都是阳谋”。（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60页）
据此，朱正得出结论说：“阳谋”在毛泽东早就是轻车熟路的手法了。（朱正：《反右之前毛泽东何时最早提出“阳谋”一词？》，《南方都市报》2011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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