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期间，王实味成为最大靶子，遭受批判。图为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同干部谈话。
在中共历史上，王实味不是第一个被错杀的知识分子；但他却有可能是第一个因反击某种思潮需要而被拿来祭刀的知识分子。今天来反思当年那件事，似有若干个方面可以令人深省。
王实味，1906年4月5日生于河南潢川县一个知书达礼的破落大户人家，其兄妹有六人，王实味排行第三。他幼年曾随父亲熟读了四书五经，因而有较深厚的国学根底。1925年，他考取了北京大学文预科，与后来同样因惨遭磨难的胡风为同班同学。1926年1月第一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因不满中共北大支部书记段纯干涉其恋爱问题，及其恋爱失败，他便愤而离开北京，辗转去了南京谋生。当然，他也就自动脱离了中共组织。
大约在1937年初，为生计而几经周折的王实味，在河南开封女子中学执教时，始终关注国家兴亡、并仍眷恋中共的他，又重新加入了共产党。并于当年10月经时在河南大学任教的范文澜介绍，奔赴去了延安。
由于王实味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时，经常发表小说、杂文与英文翻译作品，所以他到延安后，在陕北公学学习四个月后，便被分配到了出版局，后又被张闻天点名调到了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编译室，专门从事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他在这个编译室干了三年，参与了大量对马列著作原作的合译与单译，其译作很多直到解放后还在再版。当然，他的名字没有再出现在那些译作上面。
当时，王实味对翻译马列原著工作似乎很有兴趣，他到延安三年，没有其他爱好，也不喜欢合群，就是一直默默工作。但在他当时写给家里的信中，还说了：“延安的民主空气很好，自已的生活也很舒畅。”因为，当时，他能享受穿显示级别的“干部制服”的待遇，生活上有小勤务兵打饭端水。如果，这编译工作继续下去，也许王实味的人生轨迹会有所不同。
然而，1941年8月，编译室撤消，王实味被分到了中国文艺研究室做特别研究员，由翻译变为了研究，还是研究文艺！这一来，历史注定要有人作某种靶子的命运，便鬼使神差地让他撞了个正着。
抗战时期的延安，确吸引了大批既想抗日、而又不满国民党政权的知识分子投奔到来。之中，更有不少在国统区有很有名气的大作家大文艺家。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相当多的一些知识分子，对延安的很多现象却又生出了些不满，又想重操在国统区抨击国民党的那种自由，那种“给创作以自由独立的精神”（艾青语），以揭露延安的黑暗面。
但，延安毕竟不是西安，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作为共产党员的知识分子，首先要的究竟是民主，还是党性？这个根本问题一时在延安的知识界，特别是在文艺界，引起了理论上的争论。
以周扬为首、以“鲁艺”为基地的“歌颂光明派”，与以丁玲为首、集合了艾青萧军陈企霞等人、以“文抗”（文艺界抗敌协会）为大本营的“暴露黑暗派”，这两大文艺思潮便在1941年后的延安，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同时，还运用上了后来被称之为“大字报”的墙报，最后，延安的正式媒体如《解放日报》也刊载了他们的争论。
到1942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之初，这场理论仗文艺观点仗之激烈，更是上了一层楼。
文化界的人们对争论是很有兴趣的，他们笃信真理是越辨才越明白的。所以，那些代表争论的墙报，刹时导致了极大的轰动。那些贴在墙上或挂在绳子上的纸张上的文字，每天都引来了成千的川流不息的人们观看、议论。
当时的场景，与后来的文革大字报轰动效应，自然不在一个级别上，但它们在本质上却肯定如出一辙。
1942年2月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其本意是在思想上批判王明路线的教条主义，所以毛泽东便作了《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报告。然而，文艺界的“暴露派”却以为这是赞同他们揭露延安官僚主义的主张，对同一件事，发生了理解的错位。因而，墙报越贴越起劲，并且其烈火还扩展到一切主要由知识分子构成的单位，针砭延安的时弊，几乎成了一种时髦。
知识分子们高兴的事，政治家却不一定高兴。尤其，从前方回到延安的军人们更不高兴。
当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长范文澜请平日与他关系甚好的王震来看墙报后，王震立即极为不满，并大怒：“前方同志为党为国在流血牺牲，你们却在后方吃饱了饭骂党！”当时，朱总司令、贺龙等都对“暴露派”的观点，发出了指斥，说是“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
知识分子有不同意见观点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中共历史上自然也不例外。但象这样大规模的有系统观点、有阵营、有知名干将与主帅的风潮，而且还很有思想市场的情况，在中共党内历史上则还是第一次，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也都是第一次遭遇到这种局面。毛泽东曾以极大热情欢迎过的“文小姐”丁玲，竟还做了这股要“作家的独立性”、要“暴露”延安黑暗面之潮流的主帅，更是出人意外。
无疑，毛泽东与中央在研究了上述情况后，其方针自然是：必须打退或纠正这股潮流，否则，处于四面都是敌人包围的共产党首脑机关所在地，没有被国民党反共势力剿灭，却弄不好会让这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暴露派”们搞乱搞垮。
应该说，文艺界的“暴露派”们当时的思潮与观点，虽然从根本上讲是起码的民主要求，是一个民主国家内应该得到保证与保护的民主权利。但是，丁玲艾青他们却似乎忘了：延安与陕北特区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尽管到处都挂着：“中央”牌号的机构，而最多也只不过是一个尚几面受敌的战时政权。“暴露派”们的观点与要求，似乎还不适时宜。
从当时中共党的事业来看，显然，是不会让一些人在前方英勇地指挥作战，却允许另一些人又在后方批判指责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阴暗面”。这样的做法，确有点“自毁长城”式的愚蠢。
但是毛泽东与中央也知道，延安的知识分子不是国民党改组派，也不是什么AB团之类，对他们犯的错，绝不能用过去苏区肃反那一套。何况，中共还很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来参加，因为，毛泽东深知：“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一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可能战胜国民党，进而夺取中国政权的。
文艺界的“暴露派”与知识界的主张，到建国后的1957年，又重演了一次当年的历史。然而，如果说，1942年那次还有点宽容的笑剧味道，那么1957年的“大鸣大放”，给包括所有“暴露派”在内的知识界，其结局则是55万人被打成右派、从而使他们要历经长达22年苦难的沉重悲剧。
象丁玲、艾青那样的智者，有过1942年的经历，为何却仍到1957年还要重蹈覆辙呢？
显然，他们忽视了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与北京时期的毛泽东，虽是同一个人，但处理问题的条件却已发生了天壤之别的巨变。对1942年的那场知识界风波，可以只重点打击极少数几个人，而1957年打右派时，则已没有多少需要顾及，可以按比例一网打去，有多少就打多少了。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算什么？反右派斗争中我们就打了几十万右派分子！”----面对有人担心会落秦始皇的恶名，毛泽东却毫不在意的笑谈。
但在1942年，对付“暴露派”们的策略，却是经常说的那些：选准靶子，在孤立极少数、打击极少数的斗争中，达到教育、团结大多数的目的。
王实味不幸就成了那场风波中的最大靶子。
王实味也很难避免不成为那场风波中的靶子。
如果说，丁玲等人掀起的暴露派文艺风潮，是王实味坠入困境的大诱因；而当时中共中央反击或纠正暴露派风潮的措施，是王实味落入绝地的大背景；那么，王实味本人不合群又极倔强的牛脾气性格，则是他悲惨命运的内在原因。
否则，做靶子的本不应是他，而是别的什么人。因为，他与延安的文艺界关系并不多。
1941年前，王实味有他自已大量的翻译工作要做，文艺界的事他没有什么掺合。但他毕竟是一个文化人，对文学也有过一些成就，又是延安“文抗”的会员。因而，不可避免他也会关注发生在文艺界的争论。因而，在1941年5月王实味写了一篇题为《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的争呜论文。不过，这篇论文并非是参与文艺界的论战，而全然是为了与自已所在单位马列学院编译室的顶头上司即主任陈伯达的一篇文章，进行的理论商榷。
当时已做了毛泽东政治秘书的陈伯达，显然不高兴象王实味这样没有多大地位的属下来与他搞什么“商榷”，因而，他便回应了一篇《写在王实味同志〈文艺民族形式短论〉之后》，而文中，采用了对王实味观点的断章摘句，然后提升到政治问题的高度再进行批判的手法。
陈伯达在文中，首次指责了王实味是托派观点托派思想。当时，陈伯达并不知王实味与托派有什么联系，他的指责只是他习惯性的扣帽子文风。
不料，王实味真还与托派分子有过一点关系，并且他到延安时也未向组织说明过。因此，陈伯达的这篇回应本为扣帽子的论文，竟在客观上成了王实味后来“能”被选作成为靶子的导火索。
真是阴差阳错！
王实味于1926年在北京大学的中共支部内的同学兼同志王文元与陈其昌，在1930年时曾与正在上海卖文为生的王实味突然联系上了，已脱党的王实味与妻子刘莹（她时为中共党员）自然很高兴。但当时，王文元与陈其昌却转变了立场，追随陈独秀做了托派，王文元还当了托派的党中央委员。王、陈二人的观点自然对王实味有些影响，他还与王文元共同翻译了《托洛茨基自传》一书，交新生命书店出版了。
不过，一则，王实味当时已不是中共党员，他只是从局外人的观点看托派的理论，何况王、陈二人还是他过去关系很好的老同学，翻译托派书籍之中也有为生计考虑的原因，这应在情理之中；二则，当王、陈二人劝王实味加入托派组织时，骨子里有着不事二主观念的他，确断然谢绝了，他还对王、陈二人谈了他对托派另起炉灶的做法不满。后来，为了躲开王、陈二人的劝说，王实味夫妇竟毅然采取了搬家的手段，使王、陈二人不能再找到他。但在1932年，王实味得知王文元被国民党抓捕关进监狱后，他则去了狱部，想看望一次老同学，但未能如愿，只给王文元送进去了一些食品与二本书。
王实味与托派的所谓关系也就是与这二位同学的一些交往。
在他到了延安后，他之所以没有向组织说过这些情况，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自已并未参加托派组织，也没有参加托派的活动，仅仅只与自已的有托派背景的同学正常往来而已，没有必要向别人说，免得自已反而说不清。
但陈伯达在其回应论文中，给王实味的观点扣上了托派帽子一事，却让王实味感到了害怕。因为，与托派分子有过往来一事，毕竟总是他的一块心病。与其让人不明不白地扣大帽子，还不如干脆自已主动先向组织说清楚。因此，在这期间，王实味就到中央组织部坦白了上述自已曾与托派分子有过来往的交待。
事情如果只发展到这儿，王实味的所谓托派问题，根本就不算多大的事。因为，托派分子都是以前的中共党员，在中共党内与托派分子有过个人情谊的人，也并非一个两个，关键是只要没参加他们的组织与活动。所以，在王实味向组织交待了上述事情之后，也没有为此给王实味以什么处分。
如果王实味不再在此后又写出并发表著名的《野百合花》，那么仅仅上述与托派同学交往之事，则还远不能构成王实味的靶子身份，王实味也许就不会成那次文艺风潮的替罪羊。
历史已无法“如果”了。在整风运动开始后的1942年3月，自以为是批评官僚主义纠正党风的《野百合花》，分两次发表于延安的《解放日报》副刊上。同时，王实味在《谷雨》刊物上了还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一文。
还是在这个3月份，王实味又在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墙报《矢与的》上，发表了《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与《零感两则》。
罗迈即李维汉，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当时已警惕地注视着文艺界动向与整风运动动向的毛泽东，不仅看了王实味的文章，而且很快作出了研究与应取的决断。
靶子正式确定。
王实味不是文艺界中人，他又没有什么牵牵扯扯的社会关系与影响，平日由于其性格暴躁又倔强，故同事关系也不太好，但他文风尖刻的文章影响却不小，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发言还经常赢得阵阵热烈掌声。动他一人，不会有多少人来讲情，可确又能收“杀鸡警猴”、从而仍能团结延安的大多数文化名人之效。
靶子的打击点也不先从其文章入手，那样反易引起同情，而选择其政治薄弱处进攻，则可打开突破口，进而扩大战果，最终达到纠正延安文艺界“暴露派”们民主自由冲动的毛病之预期目的。
王实味的政治薄弱处，就在于他与托派分子有过一段一时还说不清的的往来。而毛泽东显然已研究了王实味的个人情况，尤其是已知道了王实味向中央组织部的坦白情况。
因此1942年4月，即王实味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不久，在一次中央高级干部的学习会上，包括贺龙在内的八位发言者，除徐特立外，都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提出了严厉批评。但，毛泽东在其总结发言时，则鲜明地将丁玲与王实味区别开来。
他说：“《三八节有感》与《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志与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随后，毛泽东又亲自召见了一批又一批的文艺界名人，同他们谈话，了解情况，请他们提意见，或解释某些事情。直到在4月27日，再由他与时任中宣部长的凯丰联名，向延安文艺界的百余人发出了参加文艺座谈会的请柬。参加这次历史性著名座谈会的人士，除了丁玲萧军艾青等名人外，也还有一些当时并不知名的文艺人士。但是，作为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的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却没能受到邀请。此前，毛泽东找了那么多不同意见的文艺界“暴露派”人士谈话讨论，王实味也未能有此殊荣，而被冷落在一边，使他明显成为了知识界的”另类”了。
“孤立极少数”政策的威力，想必当时满肚子话要对党说的王实味，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了。
从5月2日开始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到5月23日结束，热热闹闹开了二十天，文艺家们的思想也终于由各执一见，而定于到一尊，并成为今后必须遵循的规范了。作家们原来请中共中央制定文艺政策的要求，也悄悄变成了请中共中央在体制上对作家艺术家们制定政策的要求。
在座谈会结束后，显然王实味的观点再也不会有什么同盟者支持了，中央研究院便开始了对王实味的猛烈批判。从5月27日开始，一连串的以王实味为斗争目标的会议，便有组织有准备的展开。起初，对此心存抵触的王实味借病拒不与会，更不承认自已写的那些文章有问题。直到6月2日休会一天时，王实味这才找了中央研究院党委负责人，提出要退党，说是因为自已“个人与党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几乎无法解决的”，他要走“自已所要走的路”。
然而，此时已不是他王实味退不退党的问题了。于是，王实味决定参加6月4日召开的大会，作一个长篇自我辨护发言。
中央研究院的批王大会，实际已不再局限于中央研究院，而成为一场中共中央反击延安文艺界“自由主义思潮”代表人物的攻坚战了，因此，由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直接指挥，毛泽东也亲自过问。6月3日会议后，还专门在杨家岭的毛泽东住处开会，研究如何对付第二天王实味将参加会议并发言的情况应采取的措施。当有人提出：如果王实味在会上仍不认错、反而发表长篇大论时该如何办？毛泽东即指示：准许插话！（即从下面插话驳斥王实味）
在6月4日上午的大会发言中，王实味仍不承认自已的文章有问题，并且公开承认了自已过去确与托派同学有过联系的事，但他认为，这是个人之间的友情，与政治无关，同时还说从人性的角度看，今天他仍认为王文元与陈其昌二人是好的。大会上有15个人发言批判了王实味，但，王实味坚不放弃自已的观点。
6月9日，中央研究院又召开了有延安70多个机关人员1000余人参加的大会，继续批判王实味。但王实味本人没有与会，使大会成为一场缺席审判。实际上，从头至尾，王实味除6月4日上午那次参加了之外，他就不再参加任何批他的会议了。
当然，王实味参不参加会，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延安的整个文艺界甚至整个知识界，都已对王实味那些文章的观点（实际上又是很多文艺界人士持有与曾提倡的观点）展开了批判，让所有的人，特别是让以丁玲为首的文艺界“暴露派”们在实际上缴械投降，而站到了批判王实味观点的位置上了。
丁玲艾青们除了在大会上先捡讨了自已过去观点的错误外，重点的发言更是在批判或咒骂王实味。丁玲说：“王实味为人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是善于纵横捭阖阴谋诡计破坏革命的流氓。”提出对王实味“要痛打落水狗”。曾在两个月前还写过《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的艾青，此时对王实味则评说：“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读到它时，就象走进城隍庙一样……他把延安写成一团黑暗……这样的‘人’，实在是够不上‘人’这个称号，更不应该称他‘同志’。”
----说王实味连“人”都不是了！可见那反戈一击之厉害之无情。
今天我们来看那段历史，虽有些吃惊，但，我们确也不必对丁玲艾青们落井下石的行为说三道四。这样的事，当年在延安发生了，而在建国后的1954年反“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斗争中，在1955年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中，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直至在文革中，在清除“精神污染”中……人们不早已是屡见不鲜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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