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母终于走了，以近92岁的高龄，她老人家本来还可以再多活几年的，可是五月份的时候摔了一觉，断了脊骨，和病魔斗争了四个多月后，终于10月5号深夜静时一个人悄悄地离去，只有一个陪护在身边。说实在的，对于她老人家的离去我不是特别悲伤，也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我们七月份趁她老人家尚神智清楚时回国见了她老人家最后一面，这多少对我们也是一个心理安慰。当时虽然不能说话了但她那双眼睛仍是炯炯有神，还挣扎着叫出了我先生的名字。我要她活动舌头，她真的就搅动舌头，要她手指用力，她就手指微微地抖动，我要她好好养病，等我们冬天再回去照顾她老人家几个月，她眼睛看着我们带着笑意。可惜九月初我们定好了四个月的往返票，打算回去陪她老人家，她终于没有等到。令我最不接受的是，在她最后的时刻居然没有一位亲人陪在身边，我不知道她是怎样面对黑暗恐惧孤独和绝望的。我不知道为何国内的人们一面不惜金钱和人力的代价来治病来做无效治疗，一面却冷漠到让临终之人在孤独恐惧中离世而没有任何感觉。我这不是指责谁，但是国内人们的观念确实是愚昧之至。临终之人，天天吊营养针，居然还不停地喂食喂水，我从婆母眼里看到了她对喂饭喂水的恐惧和愤怒，我说一个人整天在血管里灌水，怎么可能渴呢？他们居然一脸无辜地说，这样啊，我还以为她很渴呢。我先生和我一再请求大家不要再这样了，把老人接回家，让她安安静静地，在亲人的守护下走完她生命的最后一程，遗憾的是这一点都无法做到，说是怕回家发生什么意外，来不及抢救。唉！还有她一辈子琴瑟和合的老伴，既没见到她最后一面也没守着她临终。
近日思念婆母，翻出了三年多前刚开博时为婆母写的一篇博文，今天读来仍然令自己感动。现重贴出来以纪念她老人家。她老人家的一生几乎就是二十世纪农村以及小城镇妇女的缩影。和我自己母亲对自己的经历闭口不谈不一样，婆母是健谈之人，对日本鬼子，三年大饥荒和文革深恶痛绝，几乎每一次都会反复提及这三段经历。望她老人家在天之灵安息。天堂里没有战争，没有饥饿，没有人斗人， 也没有打点滴。
《 传奇老太太--我的婆母》
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上，一位高挑，齐耳短发英气勃勃的年轻女干部，肥大的军棉衣棉裤，腰间紧束的军皮带，配上大匣子手枪。标致的鹅蛋脸上乌黑的大眼睛炯炯有神， 透露着坚毅和自信。这就是我婆母年轻时的样子。看到这张照片，想像她风风火火走家串户宣传土地改革政策，油灯下和一群妇女一边纳鞋底一边话妇女半边天的家 常，甚至持枪和土匪周旋，活脱脱就是老革命电影里描写的女英雄形象。
婆母说话爽朗大声，但一点也不咄咄逼人。为人处世，礼尚往来，毫不虚伪；急人所难，雪中送炭，助人无数，不图报恩，一切皆出自她的天性。她豁达，开朗，又里里外外一把手，蒸酒，打豆腐，善女红，又跟潮流懂政策，使她常常不自觉地走到哪里都成为中心：在农村时，常常担当起教化当地农村妇女的责任；退休后回到城里，又成了院子里为人排忧解难地好邻居。她老人家特善于织毛衣，做布鞋和缝纫。在需要布票的年代，她收集很多小手绢，拼成大块的布，为子女做衣帽。平日 里也喜欢收集一些看似无用的如小铁丝，小棍棒之类小物件，这些东西在她手里总有一天会发挥作用，以解决生活中的不方便。她还把那些毛线头之类的收集起来， 织成漂亮的小毯子，小垫子。总之，在她手里，没有无用的东西。生活非常困难的时候，她很会计划，常常会出人意料地弄些好吃的给丈夫和孩子们，尽可能地保证 他们的营养。她的慷慨大方，常常惠及旁人。年纪大了以后，她最喜欢的事情是坐在电视机前，一边看电视一边勾帽子，她勾的帽子比街上卖的还好，勾好后，就送给别人，甚至包括我的同学和朋友。今年春节，她老人家以八十七岁之高龄，赶织了两顶时髦绒线帽送给两位前来拜年的法国姑娘，她孙子的同学。
出身童养媳的她，小时候在婆家吃了很多苦。丈夫出去闹革命，丢下她独自侍奉公婆，抚养稚子，包揽家务和农活，还扶老携幼地钻山洞，躲避日本鬼子飞机的轰炸。更不公平的的是，丈夫一走经年，回来时光宗耀祖，对她却是举着一纸休书。就像大多数我们听得耳朵起了茧子的革命老干部的故事那样，休了老家的包办婚姻的乡下老婆，迎娶新潮的城里姑娘。那些乡下老婆历尽千辛万苦，替他们持家养家，独守空房，到头来却成了妨碍婚姻自由的封建绊脚石，历史从不会为她们写上一笔。偏我那婆母不服命，为了自己的尊严，毅然决然地和他离了婚，还让他带走了自己那时唯一的相依为命的儿子去北京受教育，然后自己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当时的革命斗争 中。打土豪分田地，学文化，带领妇女求解放，把自己从一个低眉顺眼目不识丁的小童养媳，脱胎换骨成了堂堂正正的革命干部，还挎上了手枪，成了全县名噪一时 的女区长，为自己的人生大大地书写了亮丽和传奇。五十年代中，她在工作中结识了现在的丈夫，组成了新的家庭，又有了三个孩子， 加上自己的大儿子和丈夫的大女儿，这就是一个大家庭。
假如 -- 假如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 没有后来的历次运动，她应该是有一番作为的，以她天生的领导气质和组织才能，善良和宽容大气，还有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可是，她有一个哥哥，本也是革命 人，不知怎么阴差阳错地去了台湾。她一生的命运从此就笼罩在这个“台湾特务”哥哥的阴影中：入不了党，运动一来还解了职，文革受批斗，下放到农场，再后来被逼退了公职，全家被赶到我公公的乡下老家，一个儿子因此上不了学，等等等等。直到七十年代落实政策才恢复工作。很多年以后，老哥哥从台湾回老家探亲，满 腹内疚，觉得自己害了妹妹的大好前程。我那婆母爽朗一笑：“没您的事。要怪就怪‘四人帮’吧。”风轻云淡地，使哥哥大大地舒了一口气，虽然事实并没有改 变。
时运不济，她并不怨天尤人。觉得自己原本就是社会最底层的童养媳，时代的变迁造就了今天的地位，已是上天的恩赐。给一个职位，她干得风生水起；夺去了职务，便相夫教子，静待时机。最重要的是如何使家庭渡过一波一波的危机，使子女成才有出息。是的，在那危机四伏，饱暖难继的年代，她就是家庭这叶小舟的掌舵 人。以她最大的智慧和能力来保护这个家，丈夫和子女。
她的二儿子，大概是缺乏营养的原因，八岁时突发肾炎，后经过一个郎中整治，反成了慢性肾炎，一种几乎和癌等同的肾病。婆母与命运抗争的天性使她硬就不信 邪，在访医求药不见效的情况下，她严格控制他的饮食。经过八年的无盐饮食，和经常到屠宰场去买或者捡猪内脏给儿子改善伙食，硬是治好了他的不治之症。后来 这个儿子考上了医科大学，才知道母亲简直是创造了一项医学奇迹。关于这一切，她并不觉得她有多伟大，反倒是常常内疚，因为小儿子没能吃得像他哥哥那么好。
丈夫带来的大女儿，她一直视如己出。那时全家还没有被赶下农村，大女儿不得已要上山下乡，她寻找离家最近的生产大队，后来更是给她找好婆家，不让女儿吃 亏。后来刮回城风时，她利用以前老上级，老同事，老部下等各种关系，硬是把女儿返了城安排了工作。几十年来，大女儿则把她当亲妈凡是都是和她商量，听她拿主意。
再说我先生，她的小儿子，从小调皮，虽不惹人惹事，但打架就要打赢，为此她没少赔礼道歉。文革中，眼见不少因小孩写反标连累家庭的事件，她便找来许多废报 表之类的纸张，买来铅笔，连环画，让两个儿子自学画画。那个年代这类东西都很缺乏，她和丈夫想尽了办法，甚至托远在北京的大儿子每年寄来各种画笔和纸张。 儿子们在她的规范下，成了远近闻名的小画家，还举办阶级斗争画展，名动一方。
七十年代初，夫妻双双被强行退了职，拿了一点退职费，被赶到了丈夫的老家。想到自己这家也许永远也回不了城。她开始为全家和为儿子们规划：二儿子身体差， 还因为家庭的原因不能上学，她就为他买了一台缝纫机。然后余下的把钱投到了盖房子，她自己设计，自己买料，请来施工队，自己安排他们的伙食。居然盖起了那 个村里最好也最漂亮的房子，引来了四邻八方参观学样。留下的钱就偶尔买一点肉和米，改善家里的伙食。家里三个大男人，丈夫要出生产队的全工，两个十几岁的 儿子和小女儿正在长身体，没吃好怎么行啊。还有她自己的婆母，一个所谓的“地主婆”，不允许和他们住一起。每次她一做好吃的，就要女儿偷偷地送去，并要自己的小女儿陪奶奶睡照顾奶奶。尽管她精打细算，也还免不了常常要吃红薯和大头萝卜的日子。好在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两年多，两口子落实政策又恢复了工作。
恢复工作后，她被安排在银行的基层营业所当主任。过不了多久，高考恢复，两个儿子同时考上了大学。不用说她心里有多自豪和高兴。她赶紧到供销社，扯了那时流行的藏青色的卡布，自己设计，裁剪，给每个儿子缝制了一套入学衣裤，并特意带他们坐车去市里的到照相馆照相留念。她小儿子穿着那套崭新的制服样的中山装到学校来报到时， 我第一次见到了未来的老公，高大，帅气，在那身衣服的衬托下，非常精神，甚至还有几分浪漫。几年后，小女儿也高中毕业，正好遇上了顶职的政策。考虑到小女 儿考大学有难度，她老人家赶紧办了退休手续，让她顶了自己的职。再后来，她为了小儿子大学毕业后的工作安排，不知跑了多少腿，甚至整整穿了三十多天的套鞋，风里来雨里去，使膝盖的风湿病又复发。……
她老人家骨子里不信天，不敬鬼神，也不哀叹悲鸣。凭自己的直觉，审时度势，每到命运的关键处，总能作出有利于子女和家庭的最佳决策。这种在严酷时代和苦难生活中历练出的生存本领真是令人叹服，自强不息的精神实是感天动地。
我第一次去婆母家是八十年代中，他们住在小镇上银行的宿舍里。一进门，这个家和睦宽松，乐观向上的气氛扑面而来：父母虽已年愈花甲，但精神矍铄和蔼亲切， 最难得的是俩老和年轻人在一起谈天论地，居然没有代沟。他们发自内心的真诚和宽厚，把我天生的拘谨一扫而光。三兄妹（大哥，大姐都在外地）间既友爱亲密又 相互尊重有礼。家居简扑干净，墙壁上贴着的画作，桌上的书本报纸，处处显示出这里虽不是书香门第，却有浓浓的书的氛围；虽积极向上，却没有那个年代普遍存 在的做作，虚假的政治空气。总之，我感到很亲切，很舒服。仿佛与我生命中的质朴想通，一下子我就喜欢上了这个家庭。这次拜访，我也第一次嚐到了婆母自己做 的黑豆子，她老人家的独家手艺，比老干妈好吃多了:P。
那时，我公公还没退休常在外，只有她小儿子离家近，但也只能周末回家，帮她到井里担水什么的。所以一到星期六下午，婆母就烧了旺旺的炉火，蒸上儿子喜欢的 粉蒸肉，或红枣炖鸡什么的，然后坐在营业所门外的长凳上，夕阳西下里，一边和邻居聊天，一边盯着公路的尽头，盼着儿子的身影出现。那时我很喜欢去她家，总 是在周末和她儿子一起回去。那种远离尘世喧嚣，自由自在的感觉给我虽不见桃花源景，却有桃花源境的享受。每当下了公共车向她走去，我总看到她满脸遮不住的 喜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就像大多数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一样，刚组成家庭时总是要依靠有工作的父母，我们也不能免俗。婆母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做事有计划，这很让我这个做事凭兴趣 的儿媳佩服。从得知两儿媳同时怀孕开始，她老人家就开始在家里拆拆洗洗，扯布买棉花买毛线，裁剪缝纫，勾勾织织，整整忙碌了八，九个月，到我和嫂子生了孩 子（前后只相差九天）后，一大堆的婴儿四季衣裤鞋帽，尿片子，包被毯子，一应俱全，全等在了那里。
后来我们更是住进了婆母家。那时公公已经退休，在市里分了住房。那段时间可以说是我们最艰难的时候：老公刻苦复习报考研究生，读研究生，毕业后去深圳找工 作，到后来我到广州进货什么的瞎忙活，全靠婆母或我自己父母照顾儿子，包括接送他从幼儿园到小学，风里来雨里去。那段时间正值改革开放，人们升官的升官， 发财的发财，像我们俩口子这样瞎折腾，她老人家肯定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从未向我们抱怨过什么，反倒总是作我们的后盾，并在经济上向我们施以援手。回 想起来，我们从她那里索取的多，奉献的少。
记忆里，她老人家从未向我们要过什么，要说有，就是希望我们回国时，能带点风湿止痛药，那药对她很有效。平日里对儿女们孝敬她老人家的东西，不论大小贵 贱，总是欢天喜地地赞美，使你感到你送的东西正是她需要的或喜欢的。正是她老人家的宽容大度，站在对方立场考虑问题的为人处世态度，使得这个大家庭一直是 和睦有加，婆媳二十七，八年，从未红过脸。
等到清闲些了，她老人家就开始练习书法，和写作。几年前，来加拿大小住，还特意为我们写了两幅对联。为庆贺自己的八十大寿，在老伴的帮助下，从未上过学的 她，居然亲自动笔写了一部自传，还帮助老伴自费出版了二部诗集。这几年，十字绣在我们那小城开始流行，她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但她也开始有点手抖了。 抖抖索索地，给自己的客厅里绣了四幅梅，兰，竹，菊，还绣了一匹骏马。去年又绣了一幅大型的松鹤寿匾，给老伴九十大寿祝寿。儿女们帮她把绣品框起来挂到墙 上，相当地赏心悦目和专业水准。
近三十年的相处，觉得她做的一切好自然，好平凡，现在到这篇文字结尾，突然发现她老人家真是女人中的极品。对了，就以这句话结尾，所有其它的赞美都是多余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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