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9月赴贵州大学演讲，开地方大员走上高校讲台先河之后。10月底，任职中共智库多年的官员俞可平干脆由政转学，任职高校。这显然是中共打响高校一是形态保卫战之后，思想政治教育入心入脑“灵魂之战”的最新举措。
俞可平
在10月28日召开的中国深化改革理论研讨会上，原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现场宣布，他已获批辞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一职，将调任北京大学，担任新组建的北大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讲席教授，并同时担任北大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一职。
2014年年底，《辽宁日报》发表“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 的公开信，批评了“呲必中国”的现象，将中国大陆高校的老师们推上风口浪尖，那些在课堂上夹带“私货”的专业学者被质疑“吃饭砸锅”，辜负了专业的名头。
中共三部委在7月份下发了《关于领导干部上讲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开门见山第一句便是“领导干部上讲台，是中央的明确要求，是加强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举措，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延展深化，要制度化和常态化”。这样的表述直接点明了两个关键词，一是领导干部----执行文件的主体；二是思想政治教育----要进行的内容。应对了之前“呲必中国”的两个关键词，一是高校老师，二是抹黑中国。可见之前那场“呲必中国”并非一场口舌之争的舆论闹剧，而是真的让中共认识到了高校学生----这群未来中国的主宰力量。
不同于毛、邓时期的一片红心，目前的高校学生掌握前所未有的广阔信息量，不同于传统教育的个性言论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令他们具备怀疑的思维可能，而这块意识形态阵地对中共来说，是万万不能丢的。所以，就在陈敏感走近贵州大学讲课的第二天，中国教育部网站再发文，要求强化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情况的了解。规定明确，招生单位在复试的同时应组织思想政治工作部门、招生工作部门、导师与考生面谈，直接了解考生思想政治情况。
而早在十八大初期，中共就已经对高校出手，提出16条“加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意见”。与之同期同质的还有外界流传的“七不讲”----即近期二审三延的高瑜案所涉及的“九号文件”。2015年1月，中办和国办还联合印发专门针对高校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中共之所以如此重视高校意识形态，与其历史经验不无关系，防止颜色革命的渗入蔓延和“六四”重演恐怕也是重要原因。
中共高级官员，不管是出身于智库的学者型官员还是管理地方行政的地方大佬，他们对中共的认识、政策的理解、地区的发展都会有深刻及全面的掌握，他们在政治和阅历上的优势完全可以让他们充实课堂内容。青年们需要了解今天中国的发展、重大改革举措，对中国未来具有前瞻观，这些地方大员们所具备的优势正好可以弥补的高校教育之不足。中共高官们如果能进而建立与青年学子畅通的沟通渠道，那么在青年学生中造成的震动，将不亚于一次青年运动。但是如果走近高校的官员们一味标榜党的领导，为中共贴金，对高校学生思想直接粗暴的干预，显然即便是省委书记和编译局局长也不会被学生们买账，反而会失去这片年轻人的阵地。
俞可平，1959年7月生，浙江诸暨人，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兼任联合国政府创新咨询专家、并任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深圳大学学校教授或研究员，曾任美国杜克大学、德国自由大学、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教授。2006年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提出中国改革到了“突破”的关口。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俞可平认为急需突破的领域之一，就是反腐败。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全经、治理与善治、公平社会。至今已出版的著作包括《增量民主与善治》、《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政治与政治学》、《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中国与俄罗斯》、《全球化：全球治理》、《全球化与国家主权》、《治理与善治》、《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社群主义》、《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民主与陀螺》、以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研究报告》等。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