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的时候，同学们都知道我的舅舅多。因我在外婆家长大，和舅舅们的关系非常亲近，也会经常和同学们炫耀我的舅舅们。从小到大，舅舅们对我的影响始终存在。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
我外婆有三儿一女，母亲是家中唯一的女儿，她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也就是我的三个舅舅----茅于轼、茅于杭、茅于海。他们兄妹四人年龄相差不大，关系也很融洽。
解放初期，我母亲和她的兄弟们仅有十几岁，大舅舅也刚二十出头。像当时中国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们全是热血青年，对社会主义充满理想。我外婆则显得比较落后了。当时大力提倡学苏联，提出的口号是“一边倒”。我外婆常唠叨的一句话是：不是说站起来了吗？怎么又“一边倒呢”。别看外婆是家庭妇女，这话说得既幽默又到位。记得当时正就读清华大学的小舅舅茅于海为了帮助母亲赶上形势，送了母亲一本苏联作家高尔基一部充满革命激情的小说《母亲》。扉页上写了一句话：“亲爱的母亲，真理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文革以后，他的高昂情绪一落千丈，我们常拿这句话来揶揄小舅舅。
时间过得飞快，我的舅舅们和新中国一起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转眼间已到了古来稀的年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这几个舅舅依旧心高气盛，个个活跃在第一线而且充满了创造力，不断出成就。每当我嘘唏人生苦短，光阴荏苒时，他们那种不懈追求和努力的形象就会出现在眼前，令我顿生愧色。我也常拿他们的故事说给身边的朋友听，因此朋友就建议说，你干吗不写写你的舅舅们呢？
我母亲和舅舅们出生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正是中国满目疮痍，内忧外患的时代。我的外祖父茅以新，也就是著名桥梁学家茅以升的弟弟，学的是工程，当时他的最大心愿就是使中国摆脱贫困强盛起来，认为唯有发展工业，创办企业才能救中国。这是他们那一代人做的实业救国梦。外祖父从美国留学回来后立志不经商不教书不作官而是创办实业。但很快，外祖父这些不谙中国国情的知识分子们的梦想就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
外祖父不得不放弃创办企业的打算而找到了一份铁路上的工作，成了一名铁路高级工程师。在铁路上工作最大的特点是居无定所，随着新铁路线的铺设不断迁移。再加上抗日战争的爆发，我母亲和舅舅们也就跟着父母不断转学，一家人饱受战乱和迁移之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全家才算安定下来，一家人自然十分兴奋，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他们的未来和新中国一样无限美好，这就是舅舅们当时的心态。尽管我外婆泼冷水说这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朝代，但她的孩子们怎么肯相信？然而现实是冷酷的，对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处境更加严峻：一浪高过一浪的内部斗争取代了外族侵略，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令人心惊胆战。想起昆德拉那句名言：“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之后，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
其实所谓天堂和地狱的区别也许就在于大门是开还是关。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大门终于敞开了，对亿万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我的舅舅们多年来沉闷和焦虑的生活也有了很大改观，他们认为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到了，尽管此时他们的年龄已经不年轻了，但却对未来充满信心，将全部身心投入到科学事业中。
经济学家茅于轼
大舅舅茅于轼是我外祖母第一个孩子，是我母亲的大哥。大舅舅1929年出生，属龙。而我外祖父母均属虎，为了避免“龙虎斗”，所以给我大舅舅起个小名叫“虎儿”，既然是老虎的儿子，就不会龙虎斗了。大舅舅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大机械系。可能是受我外祖父工业救国的影响，他们哥儿几个全学理工。令我佩服的是他们这一代人和我外祖父那一代人虽然是学理工出身，但国学底子很好，读过很多中外名著，写一手好字，文通理顺，这都得益于中小学打下的古文基础。大舅舅在学校里对文艺体育也很热衷，各项运动成绩都不错，尤其是长跑和体操，在上海交大上二年级时他还参加过全国运动会的火炬接力赛。我从小不爱运动，记得大舅舅经常对我说不运动是不行的，对各方面的成长都不利。除了长跑他还喜欢单双杠，他在大学交女朋友的时候，首先要给女朋友表演一下他的双杠技巧。大舅舅也非常喜欢音乐，会拉小提琴。大舅舅的儿子、我的表弟茅为星，六七岁时曾被他爸爸逼着学拉小提琴。我表弟对提琴兴趣不大，在他爸的强迫下，只好哭哭啼啼地学着拉。大舅舅还精通古文，酷爱唐诗，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他也逼着儿子背唐诗，我外婆外公有时心疼孙子就会出面阻止他，但他说打好古文基础，今后无论做什么都会受益匪浅。
如果说新中国建国初期给知识分子铺设了一小段宽松环境的话，反右斗争的开始，知识分子领略到了第一波寒流的严酷。1957年时大舅舅因看到当时中国物资供应紧张，提出为什么不能用市场价格来调节经济。可以说从这时起他就开始对市场及价格给予较多的关注。但反右运动的风浪很快劈头盖脸而来，他成了一条被引出蛇洞的“蛇”。划成右派后原来在铁道科学院做研究工作的他，被送到北京东郊环行铁道试验线当了一名养路工。1960年大舅舅又被下放到山东滕县，正好赶上三年所谓“自然灾害”，大舅舅饿的全身浮肿，每天以树皮草根和蚂蚱度日。这使他进一步对经济问题产生思考。为什么中国会发生大饥荒？人为因素是肯定的，但如何造成的？为此我曾经同他有过讨论，我同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马尔提森的看法，他认为，专制不民主的政权是大饥荒的制造者，但大舅舅另有观点，他说，就在大饥荒发生的前一年中国粮食出口从1958年的299万吨上升至1959年的415万吨，增加了44%，足够两千万人吃一年的。而发生饥荒的原因就是没有粮食市场，粮食从稀缺的地方运到了不稀缺的地方。只要有了粮食市场就不会发生饥荒。但我想这一看法某种程度上与亚马尔提森的观点也不矛盾。因为之所以没有粮食市场同没有民主自由机制不无关系，才导致出现这种不合理不符合经济规律的怪诞现象。
以后的文革，我们一家同许多知识分子家庭一样遭受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文化革命就是革文化的命！”这是我外婆的一个口头禅。十年的文革不知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十年时间并不很长，但在那个年月却给人以漫长无期的感觉。同其他家庭相比，我外祖父一家总算没出什么人命，但却受了不少侮辱。文革一开始，我外祖父一家被抄家，外婆和大舅妈都被剃了光头，还被逼着扫大街。六十多岁的外祖父被下放到甘肃劳动改造，大舅舅上了“危险分子”名单，被发配到山西大同机车厂劳动。直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
1984年，早就对经济问题感兴趣并已开始进行研究的大舅舅从铁道科学院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这一年他已经55岁。但年龄并没有妨碍他跨入新的研究领域，反而使他更增添了向新学科迈进的决心。
大舅舅很快得到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出国访问进修对他们这一代大半辈子被关在国内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开阔眼界的机会。大舅舅从此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和探索一发不可收。
经历过极度的物质匮乏，曾在死亡边缘挣扎并被莫虚有罪名几番折磨的大舅舅，成为经济学家也是偶然中的必然。他很早就关注价格问题。当时中国刚刚开始进行农副产品价格改革，副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时大舅舅就持支持态度，而我们包括大舅妈在内都极力反对。大舅舅却认为，经济改革必须从价格改革入手。纵观他这些年的经济研究成果，也都是围绕价格和市场问题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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